这就恐怕还要借助于青年袁可嘉的批评天才。诗的民主在新时期同样属于民主文化：在民主政治陷入无望甚或彻底溃败之时，建立一种“包括民主政治的民主文化”更加具有紧迫性。民主政治的实践总是失败，和我们没有充分的民主文化有关；如果没有民主的气质和人格，民主的制度和程序只能形同虚设。就民主的理想来说，没有绝对民主的国家，也没有绝对不民主的文化，而民主文化就是希望所在。民主文化的可能性就是民主政治的可能性，而民主政治的不可能却并非民主文化的不可能。退一步说，即使政治和文化相互制约，我们也必须坚持文化第一因和诗歌第一因：就改造政治这一目标来说，除了改造心灵和文化别无他途，首要的就是要坚持语言的真理，正如保罗·利科在《历史与真理》中所说，这个真理极容易受到政治影响和改变，虽然政治应该是对语言和真理的正当的运用。让我们借袁可嘉的话接着讲：当代诗的民主想象意味着当代诗的想象能力的最大化，对政治的想象也应包括在内，并以这种——包括政治在内的——最大化的想象完成人性的充实。民主诗学的建构在逻辑上应该由三个步骤组成，首先是对事物的想象，接着是对他者的想象，最终才构成了对政治的想象。
对事物的想象构成了诗歌的一大内容，甚至可以说是最为古典意义上的内容，但在现代语境下它们也获得了民主的含义。在诗哲同源的意义上，诗歌分享了哲学对世界最初的惊异，而具有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内涵，然而诗歌寻求的创造性的规则同时具有一种亲和性。诗歌对事物的想象也可以说是事物对自身的沉浸，并亲证创造者（上帝、本源、太一）和万事万物之间的平等。万物本原也即万物自身。对事物的想象在民主想象中的位置，类似于对自然法则的想象在人类法则中的位置。如果说，当代诗的民主想象最终导向一种诗性正义，这一诗性正义却最初源于自然。对事物的想象同时意味着对事物的保存，尤其是在权力和资本的双重暴力侵蚀之下，这是因为权力和资本损害的对象不仅是人而还是事物本身。古典事物的消失使诗歌的古典想象难以为继。认识到诗歌想象对事物的保存作用，在当今科学主义和生态危机的语境里尤为必要。简而言之，对事物的想象——哪怕是最为古典意义上的想象——已经卷入现代的民主危机之中。现代学者普遍意识到，对事物的想象可能同时意味着主体的死亡，意味着人类消融于事物之中，然而，既然消融于集体或人类大家庭之中并不能让人放心，他们为什么不能从事物中获得至福呢？这甚至在远古时代也是人类的权利。奥登在“二战”时的中国想起里尔克并向里尔克致敬不无理由，与事物打交道的艺术虽然并不能直接等同于与他者打交道的艺术，但却要求后者的艺术有所提高：“当我们悔不该生于此世的时份：/且记起一切似已被遗弃的孤灵。/今夜在中国让我来追念一个人，//他经过十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 直到在谬佐显出了全部的魄力，/一举而让什么都有了个交代：//于是带了‘完成者’”所怀的感激，/他在冬天的夜里走出去抚摩/那座小堡，像一个庞然大物。”(穆旦译)，这可能意味着奥登改变了他在1939年“二战”爆发之际对里尔克“向后回溯圣父的物质贵族世界，而不是向前寻找圣子的民主精神世界”（奥登《英语里尔克》，叶美翻译）的评价。
“今天派”诗人对事物的想象充满了变形和扭曲甚至破碎，这是权力高压的结果，如芒克《太阳》：“太阳升起来，/把这天空/染成了血淋淋的盾牌。”他们诗中对事物的悲悼声调一直延续至今，如多多的诗《痴呆山上》：“多好，古墓就这么对着坡上的风光/多好，恶和它的饥饿还很年轻……”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重要诗人海子则在《诗学：一份提纲》中写道：
从贵族移交给平民的时刻何日到来？是否已经到来？
贵族是血、躁动、杰作、宗教、预感、罪恶感、沉闷、忏悔、诉说不休、乞求被钉上刑柱；
平民是革命、现在、行动、号角、金光闪闪的分粮的斗、暴徒、火把、旗帜。
贵族会被这个革命[革命是平民的现代式——意大利——伦敦（经济）——巴黎（政治）——德意志（思想）——彼得堡（社会）——汉（文化）]席卷和碾压。
贵族只有求助于过去，只有求助于阴暗沉重的一“极”：土地。
而平民将使一切简单：用革命。
（******哪一半是哪一半？！）
民主是否已经到来？海子的疑惑表明他对二十世纪中国的命运无比熟谙。也许，海子真正考虑的是，民主是否不同于“暴民的时刻”——民主的东方面孔？海子为什么写土地？如果不是贵族与平民都将眼光投向土地？而土地却无法统一起贵族的玄学时间和平民的悲剧时间，正如海子所说：“时间有两种，有迷宫式的形式的时间：玄学的时间，也有生活着的悲剧时间。我们摇摆着生活在这两者之间并不能摆脱。”能否说，海子试图为土地赋予根基的形而上学规划（见拙作《海子与形而上学的断裂》）最终失败也预示了东方民主（转型）的无能。清平在2005年的《一块石头》中写道：“我的眼睛和手抚摩它，/希望思想深入其中，而不是停留在表面，/这是一个文明的暴徒。”道出了“石头”的天真无辜也即物质的坚不可摧，可以让人联想到米沃什在《诗的见证》中讨论到的兹比格涅夫·赫伯特的《小卵石》。实际上，对事物的想象会由于历史的原因而变得晦涩，同样以清平的诗为例：“那大好河山，一篮子油菜，/把吃和望混淆，/把罪恶抛向革命”（《爱欲诗》）。
除了对事物的想象，当代诗的民主想象还包括对他者的想象。严格来说，只有从对事物的想象上升到对他者的想象，未来民主才能真正被创造出来，而对事物的想象只能反映出民主的实际状况（或创伤）。康德谈到了审美判断中“扩展的思维方式”或“扩展的精神”：“这种思维方式不论人的自然天赋所达到的范围和程度是多么的小，却表明一个人具有扩展的思维方式，如果他能够把如此之多的其他人都如同被封闭于其中的那些主观个人的判断条件都置之度外，并从一个普遍的立场（这个立场他只有通过置身于别人的立场才能加以规定）来对他自己的判断进行反思的话。”（《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7页）扩展的精神可以说是民主批评的原则，它意味着个体情感和认知范围的不断扩展，而这一扩展却必须借助他者才能达成。一个人的文学趣味的扩展也是如此。仍以新世纪的诗歌现象为例，对“打工诗歌”的推崇体现出倾向于底层利益的情感，而对“中产阶级诗歌”的标举则被和公民意识的觉醒联系在一起（见杨四平论文），二者一“左”一“右”各有偏重。这些诗歌现象的命名虽然生硬随意，但都可看作民主的症候。余旸在《诗歌与伦理的诠释性关系》（《新诗评论》2012年第1辑）中就着重强调了当代诗在表达倾向底层的情感时对新****和儒家思想资源的借重，作为对比，他认为以王家新和臧棣为代表的具有自由主义气息的诗学已然失效。本来，对诗歌伦理的思考难能可贵，但在自觉不自觉地将知识界的分裂引入文学时，余旸的观点却由于高度“意识形态化”而产生了严重的偏颇。实际上，自由作家的作品更可以表现出对“可能的正常的政治生活”的吁求，虽然这一点仍需不断展开。“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王家新《帕斯捷尔纳克》)，这个生活也应该包括可能的正常的政治生活，虽然后者首先需要“生活伦理学的重建”（吴晓东语）作为必要条件。臧棣近年来在当代批评中似乎被塑造成了一个语言的隐逸诗人，但“语言的启蒙”（耿占春语）的真正目标显然是心灵的变革。
扩展的精神实际上意味着完全的理性，在诗歌中则表现为一种想象他者的成熟心智。穆旦这样写内战中的无名士兵之死：“他们是为无忧的上帝死去了，/他们死在那被遗忘的腐烂之中。”(《他们死去了》1947年2月) 这和他写抗战中无名士兵之死的诗形成了鲜明对照：“然而他把自己的生命交还/已较主所赐给的更为光荣。”（《奉献》1945年7月）穆旦所写内战中士兵的阵营或党派属性并不清楚，但他的哀悼却并未因此而减弱或变得含混，穆旦的《荒村》(1947年3月)写道：“……历史已把他们用完：/它的夸张和说谎和政治的伟业/终于沉入使自己也惊惶的风景。”当代诗的民主进一步融入到了语言肌理之中，张枣在1999年的《大地之歌》中写道：“如果一班人开会学文件，戒备森严，门窗紧闭，/我们得知道他们究竟说了我们什么；/我们得有一个‘不’的按钮，装在伞把上；/我们得有一部好法典，像/田纳西的山顶上有一只瓮；”也许包含了从明目张胆的——善恶二元论意义上——政治反抗到更具有对话精神的民主诗学变革的成果，后两句诗表明对事物的想象和对他者的想象实际上并不可分，而都从属于民主的想象。当代诗对他者的想象更多发生在日常生活领域，如黄灿然近年从讽刺到赞美的转变，“我下辈子要做一个不用思考的人，/我会心诚意悦地服务人群，不用文字，/而用实际行动：一个街头补鞋匠，一个餐厅侍应，/一个替人开门提行李的酒店服务员…………/一个拥有我现在的心灵和智慧/又不用阅读思考写作的人/该有多幸福呀。我将不用赞美阳光/而好好享受阳光。/我将不用歌颂人/而做我所歌颂的人。”（《来生》）这种写作的觉醒可以让新诗获得更多语言亲密性，再如更年轻的诗人胡续冬则发现了人们相貌之间的相像而在《像》中写道：“如此密集的像/竟迭合成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这些像我们的人，活得比我们有神。”
最后，当代诗的想象是对政治的想象。阿伦特认为康德在谈到“鉴赏力”时提出的“扩展的精神”不仅适用于美学判断，同样也适用于道德判断和政治判断，因为它们都植根于人类的“共通感”（参见伊丽莎白·扬－布鲁尔《阿伦特为什么重要》，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122—129页）。扩展的精神和共通感一起体现了鉴赏的民主也就是美学活动的民主，而同时也就为公共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建构提供了精神条件。因而，诗歌应该有勇气达到美善合一的境界，也就是说，应该积极想象可能的政治生活。从当代中国民主进程的现实来看，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民运动的兴起，其实八十年代遵循的也是同一个逻辑只不过以失败告终，虽然要由公民运动的兴起进一步走向成熟的议会政治很难，但不由公民运动，不能摆脱暴力革命的焦虑。民主不同于****的地方在于，****是一个自我窒息的整体，而民主才是充满希望的细节而保留了改变整体的可能。诗人卢文悦就在《民主的细节》中写道：“我爱上了你 你像幌子一样回答我来吧/我爱上了你 你像幌子一样回答我是/我爱上了你 你像幌子一样回答我/我爱你日渐憔悴只剩声音/我爱你是我的水中倒影/我爱你不是已经到来/我爱你只是降临”，很难说这就是一首绝望的诗，因为它模糊地——通过将民主拟人化甚至基督化——意识到了“民主人”的存在，而民主的状况就取决于民主人格。****是铁板一块，但民主却具体而微。王炜在诗剧《******》中设置了一个角色对******说：“如果我们什么也做不到，一次次返工的我们也不可能/向一头无底限复活的猛兽告别。但它也是，地狱中的谛听/区分我们的能力只是能力的幻影？”显然，知识能力应该是行动能力的投影，而非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