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道下
人之萃处也，因宾而立主之名。言之庞出也，因非而立是之名。自诸子之纷纷言道，而为道病焉，儒家者流，乃尊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吾道矣。道本无吾，而人自吾之，以谓庶几别於非道之道也。而不知各吾其吾，犹三军之众，可称我军，对敌国而我之也；非临敌国，三军又各有其我也。夫六艺者，圣人即器而存道；而三家之《易》，四氏之《诗》，攻且习者，不胜其入主而出奴也。不知古人於六艺，被服如衣食，人人习之为固然，未尝专门以名家者也。後儒但即一经之隅曲，而终身殚竭其精力，犹恐不得一当焉，是岂古今人不相及哉？其势有然也。古者道寓於器，官师合一，学士所肄，非国家之典章，即有司之故事，耳目习而无事深求，故其得之易也。後儒即器求道，有师无官，事出传闻，而非目见，文须训故而非质言，是以得之难也。夫六艺并重，非可止守一经也；经旨闳深，非可限於隅曲也；而诸儒专攻一经之隅曲，必倍古人兼通六艺之功能，则去圣久远，於事固无足怪也。但既竭其心思耳目之智力，则必於中独见天地之高深，因谓天地之大，人莫我尚也，亦人之情也。而不知特为一经之隅曲，未足窥古人之全体也。训诂章句，疏解义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取三者而兼用之，则以萃聚之力，补遥溯之功，或可庶几耳。而经师先已不能无牾，传其学者，又复各分其门户，不啻儒墨之辨焉；则因宾定主，而又有主中之宾，因非立是，而又有是中之非，门径愈歧，而大道愈隐矣。
“上古结绳而治，後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文字之用，为治为察，古人未尝取以为著述也。以文字为著述，起於官师之分职，治教之分途也。夫子曰：“予欲无言。”欲无言者，不能不有所言也。孟子曰：“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後世载笔之士，作为文章，将以信今而传後，其亦尚念欲无言之旨，与夫不得已之情，庶几哉言出於我，而所以为言，初非由我也。夫道备於六经，义蕴之匿於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於後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与立功相准。盖必有所需而後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後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後从而救之，而非徒夸声音采色，以为一己之名也。《易》曰：“神以知来，智以藏往。”知来，阳也。藏往，阴也。一阴一阳，道也。文章之用，或以述事，或以明理。事逆已往，阴也。理阐方来，阳也。其至焉者，则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范焉，则主适不偏，而文乃衷於道矣。迁、固之史，董、韩之文，庶几哉有所不得已於言者乎？不知其故，而但溺文辞，其人不足道已。即为高论者，以谓文贵明道，何取声情色采以为愉悦，亦非知道之言也。夫无为之治而奏薰风，灵台之功而乐钟鼓，以及弹琴遇文，风雩言志，则帝王致治，贤圣功修，未尝无悦目娱心之适；而谓文章之用，必无咏叹抑扬之致哉？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盖夫子所言，无非性与天道，而未尝表而著之曰，此性此天道也。故不曰性与天道，不可得闻；而曰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也。所言无非性与天道，而不明著此性与天道者，恐人舍器而求道也。夏礼能言，殷礼能言，皆曰“无徵不信”。则夫子所言，必取徵於事物，而非徒空言，以为明道也。曾子真积力久，则曰：“一以贯之。”子贡多学而识，则曰：“一以贯之。”非真积力久，与多学而识，则固无所据为一之贯也。训诂名物，将以求古圣之迹也，而侈记诵者，如货殖之市矣。撰述文辞，欲以阐古圣之心也，而溺光采者，如玩好之弄矣。异端曲学，道其所道，而德其所德，固不足为斯道之得失也。记诵之学，文辞之才，不能不以斯道为宗主，而市且弄者之纷纷忘所自也。宋儒起而争之，以谓是皆溺於器而不知道也。夫溺於器而不知道者，亦即器而示之以道，斯可矣。而其弊也，则欲使人舍器而言道。夫子教人博学於文，而宋儒则曰：“玩物而丧志。”曾子教人辞远鄙倍，而宋儒则曰：“工文则害道。”夫宋儒之言，岂非末流良药石哉？然药石所以攻脏腑之疾耳。宋儒之意，似见疾在脏腑，遂欲并脏腑而去之。将求性天，乃薄记诵而厌辞章，何以异乎？然其析理之精，践履之笃，汉唐之儒，未之闻也。孟子曰：“义理之悦我心，独刍豢之悦我口。”义理不可空言也，博学以实之，文章以达之，三者合於一，庶几哉周、孔之道虽远，不啻累译而通矣。顾经师互诋，文人相轻，而性理诸儒，又有朱、陆之同异，从朱从陆者之交攻，而言学问与文章者，又逐风气而不悟，庄生所谓“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悲夫！
邵氏晋涵曰：“是篇初出，传稿京师，同人素爱章氏文者皆不满意，谓蹈宋人语录习气，不免陈腐取憎，与其平日为文不类，至有移书相规诫者。余谛审之，谓朱少白（名锡庚。）曰：此乃明其《通义》所著一切，创言别论，皆出自然，无矫强耳。语虽浑成，意多精湛，未可议也。”
族子廷枫曰：“叔父《通义》，平日脍炙人口，岂尽得其心哉？不过清言高论，类多新奇可喜，或资为掌中之谈助耳。不知叔父尝自恨其名隽过多，失古意也。是篇题目，虽似迂阔，而意义实多创辟。如云道始三人居室，而君师政教，皆出乎天；贤智学於圣人；圣人学於百姓；集大成者，为周公而非孔子，学者不可妄分周孔；学孔子者，不当先以垂教万世为心；孔子之大，学周礼一言，可以蔽其全体；皆乍闻至奇，深思至确，《通义》以前，从未经人道过，岂得谓陈腐耶？诸君当日诋为陈腐，恐是读得题目太熟，未尝详察其文字耳。”
原学上
《易》曰：“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学也者，效法之谓也。道也者，成象之谓也。夫子曰：“下学而上达。”盖言学於形下之器，而自达於形上之道也。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希贤希圣，则有其理矣。“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圣如何而希天哉？盖天之生人，莫不赋之以仁义礼智之性，天德也；莫不纳之於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天位也。以天德而修天位，虽事物未交隐微之地，已有适当其可，而无过与不及之准焉，所谓成象也。平日体其象，事至物交，一如其准以赴之，所谓效法也。此圣人之希天也，此圣人之下学上达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後后，使先觉觉後觉也。”人生禀气不齐，固有不能自知适当其可之准者，则先知先觉之人，从而指示之，所谓教也。教也者，教人自知适当其可之准，非教之舍己而从我也。故士希贤，贤希胜，希其效法於成象，而非舍己之固有而希之也。然则何以使知适当其可之准欤？何以使知成象而效法之欤？则必观於生民以来，备天德之纯，而造天位之极者，求其前言往行，所以处夫穷变通久者而多识之，而後有以自得所谓成象者，而善其效法也。故效法者，必见於行事。《诗》、《书》诵读，所以求效法之资，而非可即为效法也。然古人不以行事为学，而以《诗》、《书》诵读为学者，何邪？盖谓不格物而致知，则不可以诚意，行则如其知而出之也。故以诵读为学者，推教者之所及而言之，非谓此外无学也。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後为学？”夫子斥以为佞者，盖以子羔为宰，不若是说，非谓学必专於诵读也。专於诵读而言学，世儒之陋也。
原学中
古人之学，不遗事物，盖亦治教未分，官师合一，而後为之较易也。司徒敷五教，典乐教胄子，以及三代之学校，皆见於制度。彼时从事於学者，入而申其占毕，出而即见政教典章之行事，是以学皆信而有徵，而非空言相为授受也。然而其知易入，其行难副，则从古已然矣。尧之斥共工也，则曰：“静言庸违。”夫静而能言，则非不学者也。试之於事而有违，则与效法於成象者异矣。传说之启高宗也，则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高宗旧学於甘盘，久劳於外，岂不学者哉？未试於事，则恐行之而未孚也。又曰：“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於古训乃有获。”说虽出於古文，其言要必有所受也。夫求多闻而实之以建事，则所谓学古训者，非徒诵说，亦可见矣。夫治教一而官师未分，求知易而实行已难矣；何况官师分，而学者所肄，皆为前人陈迹哉？夫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又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夫思亦学者之事也，而别思於学，若谓思不可以言学者，盖谓必习於事，而後可以言学，此则夫子诲人知行合一之道也。诸子百家之言，起於徒思而不学也。是以其旨皆有所承禀，而不能无敝耳。刘歆所谓某家者流，其源出於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家之学，其失而为某事之弊。夫某官之掌，即先王之典章法度也。流为某家之学，则官守失传，而各以思之所至，自为流别也。失为某事之弊，则极思而未习於事，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不能知其行之有病也。是以三代之隆，学出於一，所谓学者，皆言人之功也。统言之，十年曰幼学，是也。析言之，则十三学乐，二十学礼，是也。国家因人功力之名，而名其制度，则曰乡学国学，学则三代共之，是也。未有以学属乎人，而区为品诣之名者。官师分而诸子百家之言起，於是学始因人品诣以名矣，所谓某甲家之学，某乙家之学，是也。学因人而异名，学斯舛矣。是非行之过而至於此也，出於思之过也。故夫子言学思偏废之弊，即继之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夫异端之起，皆思之过，而不习於事者也。
原学下
诸子百家之患，起於思而不学；世儒之患，起於学而不思；盖官师分而学不同於古人也。後王以谓儒术不可废，故立博士，置弟子，而设科取士，以为诵法先王者劝焉。盖其始也，以利禄劝儒术，而其究也，以儒术徇利禄，斯固不足言也。而儒宗硕师，由此辈出，则亦不可谓非朝廷风教之所植也。夫人之情，不能无所歆而动，既已为之，则思力致其实，而求副乎名。中人以上，可以勉而企焉者也。学校科举，奔走千百才俊，岂无什一出於中人以上者哉？去古久远，不能学古人之所学，则既以诵习儒业，即为学之究竟矣。而攻取之难，势亦倍於古人，故於专门攻习儒业者，苟果有以自见，而非一切庸俗所可几，吾无责焉耳。学博者长於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骛於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於属文，岂非道体之发挥？而擅於文者，终身苦心焦思以构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於道矣。此皆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也。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学问。”人亦盍求所以然者思之乎？天下不能无风气，风气不能无循环，一阴一阳之道，见於气数者然也。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一阴一阳之道，宜於调剂者然也。风气之开也，必有所以取；学问文辞与义理，所以不无偏重畸轻之故也。风气之成也，必有所以敝；人情趋时而好名，徇末而不知本也。是故开者虽不免於偏，必取其精者，为新气之迎；敝者纵名为正，必袭其伪者，为末流之；此亦自然之势也。而世之言学者，不知持风气，而惟知徇风气，且谓非是不足邀誉焉，则亦弗思而已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