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女人的衣饰是一个时代的面孔，她们的头发就是一面引领的旗帜。在这面或长或短，颜色或单一或丰富的旗帜上，一个时代的守旧与开放全写在上面了。在新世纪、新千年的今天，理发业在全中国都是一个惹人眼光的行业，倒不是因为每天晚上发廊里面一滴滴漏出来的暧昧的粉红色，不，不是一个老鳏夫面对年轻人男欢女爱的嫉妒，而是一种审美观念的革新——是她们将一种新潮的理念带给了大家——在中国人乌黑的头发上，突然搞出了花花绿绿那么多的名堂，实在是一次头发颜色的革命——不亚于二十世纪初那一场有关剪辫或留头的暴力革命。当然，这次革命的对立面不是拿着大砍刀的满清政府，而是国人的眼光——这个庞大到连上帝也会惊讶的人群，完全可以预料到，他们的反应——先是鄙夷，接着是唧唧喳喳，后来是惊羡，再后来，是年轻的女性群起而仿效之。标新立异终于战胜了因循守旧。在我们这个“搬一张桌子也要流血”（鲁迅语）的国度，这的确是一个不小的奇迹。面对越来越新潮的新新人类，这里我翻出一个都市里已经见不到的发髻来，我无法知晓，她们面对出土文物时的那一种眼光。发髻——这曾经长期流行在江南女性后脑勺上的乌黑风景，现在可能只有在偏僻的乡村里，在一些老年妇女的头上或许能够见到一二了。比如，像我七十九岁高龄的老祖母，她的头上还戴着——从我看见世界的那一刻，她就这么戴着，一直戴到她头发日渐稀少的今天。因了我的祖母，我才有机会近距离打量那一道流行了上千年的风景——祖母每天早晨起床的第一件功课就是梳头，在手掌大小的一把木梳里，她的长头发——现在是稀少而斑白了——丝丝缕缕地从那流苏状的木梳牙齿里吐出来。她娴熟地将之向后梳去，再用牛筋带扎紧，用一个黑色小网兜，将头发小心盘好了，塞进去。就这样，祖母的发髻成了一天里她头上的一道醒目的风景。几十年的时间，永远是一个样子。在我们村子里，这样的发髻并不是我祖母的专利，而是有一群——和她年纪相仿的女人。从前人家，妇女年龄大了，有了媳妇了，往往梳一个发髻。有一个发髻，长辈的那一份庄重就出来了。天庭饱满的妇人，由于将所有的头发都梳向了后面，俩耳朵再戴上耳环，就有了一种富贵相。再有呢，由于发髻的作用，头发梳理得紧紧的，妇女整个脸上的皱纹就给绷得挺括了。由此看来，这个在中国乡间绵延了千年的发髻，不仅审美，还有保健的作用。想不到，一个小小的发髻，倾注了中国女性那么多的聪明。而这些，恐怕是如今的时髦女郎所无法理会的——世纪之交，中国女性的头发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换了颜色，古老中国与世界的接轨，也真的算是从“头”做起了——且不说，在那种好看的、国际流行的颜色里，是不是存在着毒素。彩色与黑白，西方与东方，一个小小发髻，也是一种文化的情态，是继续盘在女性的后脑勺，还是拆散了，放任它们在风中飘扬？这是一个问题。
一只风筝的归宿，和鸟儿没有什么两样，它最终要融化到蓝天里去，最终要成为蓝天的宠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