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根据历史上治国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社会状况，写出了《五蠹》、《孤愤》、《内外储说》、《说林》、《说难》等十余万字的政治论文，辑为《韩非子》一书，此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他的这些理论在韩国不受重视，却传到当时的强国秦国，很受秦始皇的喜欢。秦始皇举兵攻韩国，韩国国王派遣韩非出使秦国求和，秦始皇留下他准备重用，当时任秦国丞相的李斯是韩非子的同学，深知韩非子的才能高过于他，出于嫉妒，于是向秦始皇进谗言诬陷他。秦始皇听信谗言，将韩非子投入监狱并毒死了他。
韩非子思想
韩非的著作后人称作《韩非子》，现存55篇。他反对以血统为中心的等级制度，提倡“贵族”“民萌”平等；反对“用人唯亲”，提倡“用人唯贤”；反对儒家的“礼治”，提倡“法治”；同时还提出“术”（君主驾驭臣民的手段）和“势”（君主的权力）来和“法”相辅相成。
“法”，指的是维护封建政权利益的政策和法令；“术”，指的是封建君王根据“法”控制臣民的方法和手段；“势”，指的是君王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韩非基本上承袭了商鞅关于“法”的观点。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以法为教”。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韩非子的法家学说坚决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韩非子攻击主张“仁爱”的儒家学说，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个政策。韩非子提倡君权神授，自秦以后，中国历代封建****主义极权统治的建立，韩非子的学说是颇有影响的。
编者小语：
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法治思想，适应战国末期治理乱世的历史环境，对秦王朝统一中国功不可没。“以法为核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改造了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中国法治建设具有现实的针对性指导意义。对韩非法治思想的评论、揭示和批判过程中，应当贯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要求，这将对我国的行政建设、法治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且他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民众而货财寡”会带来社会问题的思想家。
【史家绝唱——司马迁】
史官世家
司马迁（公元前145—？），字子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他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
他生于史官世家，祖先自周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父亲司马谈在武帝即位后，任太史令达三十年之久。司马谈博学，精通天文、《易》学和黄老之学。司马迁十岁起诵读古文，并接受其父的启蒙教育。渊源久长的家学对他后来治学道路有深刻的影响。后随父去长安，同当时著名经学大师孔安国、董仲舒学习《古文尚书》和《春秋》。十九岁为补博士子弟。二十岁随博士褚太等六人，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活。
之后又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游历了更多的地方。这些实践活动丰富了司马迁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扩大了司马迁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使他接触到广大人民的经济生活，体会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奠定了司马迁以后著书立说的厚实基础。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巡行封禅，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浩浩荡荡。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史官，本应从行，但病死在洛阳。临终前他难过地对司马迁说：“我死以后，你必为太史。做了太史，莫忘了我的遗愿。今大汉兴盛，海内一统，上有明主贤君，下有忠臣义士。我身为太史，而未能记载，愧恨不已。你一定要完成我未竟之业！”司马迁接受了父亲的遗志，赶到泰山，参加封禅，随后沿着东海，绕道长城塞外回到长安。
编著《史记》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三十八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宫廷所藏的一切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的机会，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
太初元年，他以太史令身份和中大夫孙卿、壶遂及历官邓平、落下闳、天文学家唐都等二十余人，改革历法。经这批专家通力合作，反复计算、选择，终于在这年五月造成新历，这就是著名的《太初历》。《太初历》改以正月为一岁之首（秦历以十月为一岁之始），一月的日数为二十九点五三天，一岁一年一日数是三百六十五点二五天，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也是中国历法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大改革。此后，他秉父遗志着手准备编写《太史公记》（《史记》）。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将军李广利带兵三万，攻打匈奴，打了败仗，几乎全军覆没，李广利逃了回来。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带着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战。单于亲自率领三万骑兵把李陵的步兵团团围困住。尽管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士兵也非常勇敢，五千步兵杀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单于调拨更多的兵力，然而仍然无力与李陵相抗衡，就在单于准备退军之时，李陵手下有一名士兵叛变，将李陵内部军情告发。告诉单于李陵后面没救兵，而且教单于部下制作连发连射的弓箭，单于于是继续与李陵作战。最后李陵寡不敌众，只剩了四百多汉兵突围出来。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
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听听他的意见。
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汉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人强辩，不是存心反对朝廷吗？”他就把司马迁下了监狱，交给廷尉审问。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不好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
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宫刑。宫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不幸的遭遇，使司马迁精神受到极大刺激，曾一度想自杀，但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言，又以古人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韩非等在逆境中发愤有为鼓励自己，终于以惊人的意志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身心备受摧残、忍辱含垢生活的司马迁深知，“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决心以残烛之年，完成父亲要他完成的史书。经过六年的囚禁生活，征和元年（公元前93年）终于出狱。武帝对司马迁的才能还是爱惜的，任命他为中书令，从此他埋首奋发著述，终于完成了巨著——《史记》。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五个部分，一百三十篇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字。记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四年上下三千年的历史。他同时也是一部文学名著，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开创性著作。他的主体部分是本纪、世家和列传，其中列传是全书的精华。
司马迁在《史记》里不仅记载了大量史实，并且要“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要从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中探索出一些道理，提出自己的看法来。因此，他不只是一个史事的整理者，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司马迁接受了儒家的思想，自觉地继承孔子的事业，把自己的著作看成是第二部《春秋》。但他并不承认儒家的独尊地位，他还同时接受了各家特别是道家的影响。他的思想中有唯物主义因素和批判精神，特别由于自身的遭遇，更增加了他的反抗性。班彪、班固父子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这正说明了司马迁的思想比许多同时代的人站得更高，而为一些封建正统文人所无法理解。我们今天正是从这些封建正统文人的指责中，看到了司马迁进步思想的重要方面。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赋八篇，今仅存《悲士不遇赋》一篇和有名的《报任安书》。
编者小语：
《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被封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1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东汉哲学家——王充】
“孤门细族”
王充（公元27年—公元97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东汉时期著名哲学家。
王充出身于，“以农桑为业”。王充的家世似有游侠的传统，其祖、父辈曾在钱塘（今杭州市）“以贾贩为事”，因为与豪族强宗争斗，结下了不少怨仇，不得不举家迁至上虞。王充从小勤奋好学，经过刻苦努力，成为知识渊博的学者。他继承了家族的传统，以笔为武器与豪族强宗作斗争。他先后在本县、本郡、本州作过功曹（掌管人事及参与政务）、从事（州最高长官刺史的属官）之类的小吏，由于对政务经常提出批评和建议，因此不得上司欢心，屡遭黜斥。以后又携家至彤阳郡（郡治在今安徽宣城）、九江郡（郡治在今安徽寿县，一说在今安徽风阳南部）、庐江郡（郡治在今安徽庐江西部）、扬州（治所在今安徽和县）等地，担任一些位卑的职务，但他并不气馁，以后去职居家，专心写作，终成《论衡》等著作。
王充家境贫寒，甚至“贫无供养”，但是他把毕生的精力埋头于著书立说，居贫贱而不倦。他一生撰写了《论衡》、《讥俗节蚁》、《政务》和《养性》四部著作，其中《论衡》一书流传至今。
王充是一个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在东汉前期谶纬神学猖獗的年代里，他以“重效验”、“疾虚妄”的求实精神，对“天人感应”、谶纬神学等迷信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抨击。在哲学上，他提出了以“天道无为自然”为基本特征的一系列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充著《论衡》
王充著述活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常遭到社会舆论的非难，一些权贵人物说他不是书香门第出身，没有投靠师门，不配著书立说。以致他的学说一旦问世，便被视为异端邪说，甚至遭到禁锢。王充冲破种种阻力，坚持著述。在《论衡》中系统地清算和批判了神秘主义的思想体系，这是他的最为可贵之处。
王充精通儒家经典，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他敢于说话，不愿恪守一家之言、章句之学，甚至敢于议论经典之书、圣贤之言的是非得失，这在整个中国封建时代都是难能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