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在《论衡》一书中，首先破除了对天神的迷信。汉代的唯心主义神学，鼓吹天是至高无上的神，像人一样具有感情和意志，大肆宣传君权神授和“天人相与”的天人感应说。说什么“天子受命于天”，“承天意以从事”；天神能赏善惩恶；君主的喜怒，操行好坏和政治得失都会感动天神做出相应的报答，而自然界的变异和灾害就是天神对君主的警告和惩罚。王充针锋相对地指出：天是自然，而不是神。他说，天和地一样，是客观存在的平正无边的物质实体，他有自己的运行规律。日月星辰也都是自然物质，“系于天，随天四时转行”。天和人不一样，没有口眼，没有欲望，没有意识。人和万物都是天地施放出来的“恬淡无欲，无为无事”的“气”自然形成的，并没有什么东西在主宰他们。王充否定君权神授。他说：“人，物也，虽贵为王侯，终不异于物。”指出帝王也是人生的，不是什么天神产生的后代。对于汉代唯心主义神学宣扬的天人感应说，他用大量篇幅一一进行驳斥，指出自然灾异和君主、官吏的政绩得失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而且指出即使二者同时发生，也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根本不是什么天神的“警告”。
其次，王充在《论衡》一书中，还破除了对鬼神及其禁忌的迷信。在王充生活的时代，各种鬼神迷信泛滥。王充在《论衡》中对各种鬼神迷信及其禁忌，尤其是对“人死为鬼”的谬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很风趣地说，从古到今，死者亿万，大大超过了现在活着的人，如果人死为鬼，那么，道路之上岂不一步一鬼吗？王充认为人是由阴阳之气构成的，“阴气主为骨肉，阳气主为精神”，“精神本以血气为主，血气常附形体”，二者不可分离。他精辟地指出：“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也就是说，精神不能离开人的形体而存在，世间根本不存在死人的灵魂。至于说有人声称见到了鬼，其实是人的恐惧心理造成的。所见的“鬼”只不过是一种幻觉。人们对鬼神的祭祀，有的是为了报答先人的功德，借以勉励后人。有的是对自然灾害无能为力，不得不乞灵于鬼神相助，以获丰收。但是，所有被祭祀的对象都是无知的，实际上并不能给人们带来什么祸福。王充还尖锐批评了种种迷信禁忌和人可以“得道仙去”、“度世不死”的虚意之言。
王充作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虽然也承认孔子是圣人，并且也不反对孔子所提倡的封建伦理道德。他批判了圣人“前知千岁，后知万岁”。有独见之明，不学自知的唯心主义先难论。他认为圣人只不过是比一般人聪明一些，而聪明又是来自于学习。“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的人是根本不存在的。他敢于冲破唯心主义神学的精神枷锁，在《论衡》中专门写了《问孔篇》和《剌孟篇》，对孔孟的“圣言”中自相矛盾的地方逐条提出了质问和驳斥。敢于批判圣人，敢于讲圣人没有说过的话，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的。王充还批判了厚古薄今的历史观，指出“周不如汉”，“汉国在百代之上”的进步历史观。
王充反对“圣贤所言皆无非”、“必须圣人教告乃敢言”的传统，他主张，为了追求真理、发展学术，可以“距师”乃至“伐圣”。为了实践这一主张，他写了《问孔》和《刺孟》两篇，对孔子和孟子的一些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王充说过：“夫圣贤下笔造文，用意评这，尚未可谓尽得实；况创始卒吐言，安能皆是？”这就是说，圣人作文虽已考虑十分周到，但也不能说已经句句都符合实际，更何况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仓促之言了。这实际上是一种清醒的、理性的态度。
王充提出，虽然圣人立言审慎，经典“万世不易”，但也有不实之处。他列举了大量明显的例证，并分析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各种原因。他认为，这有的是因为圣贤“至诚以为然”，即圣贤在这方面的认识脱离实际；有的是因为时代久远，追忆失实；有的则是圣贤为了某种目的而故意夸大其词。王充虽然与他同时代人一样，把儒家经典视为“万世不易”的东西，但他认为经典也不是十全十美的，这是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
总之，王充是儒家学者中的特别之士，他信奉儒学，但又不囿于一般的“俗儒”之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比较少见的人物。他的学说，开始只在江东地区流传，未产生很大的影响。到东汉末期，著名学者蔡邕到江东，发现了王充的《论衡》，如获至宝，独自研习，秘不示人，由此学问大进。时人认为他“不见异人，当得异书”，于是问蔡邕原委，从此《论衡》一书得以广泛流传开来。
王充的著作除《论衡》之外，尚有《养性书》十六篇、《讥俗书》十二篇、《政务书》，均佚。另有《周易王氏义》，已散，清王仁俊有辑本；《果赋》一篇，清严可均有辑本。
《论衡》极具战斗性，涉及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宗教和社会国家生活等诸多方面，阐明了以唯物主义为基本特征的世界观。全书共85篇（现存84篇），分30卷，约30万字。《论衡》是王充从33岁开始，前后用了30多年的时间，直到临死前几年才写成的。
编者小语：
王充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战斗的无神论者，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王充的《论衡》一书不可能摆脱当时时代的局限，用自然主义和直观的观察来描述世界，特别是在社会历史观上基本是唯心论的，但他产生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即封建国家处于统一和强大、儒学与谶纬神学相结合，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的时期，他敢于宣布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敢于不承认鬼神的存在，敢于向孔孟的权威挑战，并确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古代唯物主义体系，这在历史上是起了划时代的作用的。
【东汉辞赋大家——班固】
东汉辞赋大家
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东汉史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班固自幼聪慧，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十六岁入太学就读，所学无长师，不死守章句，只求通晓大义。在父亲的影响下研究史学。居丧在家时，着手整理父亲的《史记后传》，并开始撰写《汉书》。
东汉明帝水平年间，有人告其私改作国史，被捕入狱。这时，班固的弟弟班超托人上书，替兄申冤，其书稿遂送至京师。明帝阅读之后，很赏识班固的才学，之后不久便召见了班固，他发现这个人气度不凡，很有才能，看待问题的见解很独特，善于思考，便赦他无罪，并召为兰台令史。后又迁为郎，典校秘书郎。从此，班固就在后汉宫藏书处潜心研究，阅查大量的图书资料，准备继续写作史著。
就在当时一件事情在朝中引起很大的争论，有些老臣要求迁都长安，而许多官员不同意，就这样形成了两派，他们相互攻击。班固反对迁都，以避免费资及****。为此他写了《两都赋》这篇文章，显示了他的看法和立场。明帝看过之后，坚定了信念，没有迁都。《两都赋》写得的确不同凡响，使得班固名声大振，明帝对他更加亲信。直到明帝驾崩，章帝继位，班固继续一心一意地写《汉书》，这一写就是二十多年，班固以他卓越的文学才华，精心创作，完成了《汉书》的大部分稿件和章节提纲，包括汉高祖刘邦起兵至王莽新朝覆灭一共230年的历史。
由于章帝喜好儒术文学，赏识班固的才能，因此多次召他入宫廷侍读。章帝出巡，常随侍左右，奉献所作赋颂。对于朝廷大事，也常奉命发表意见，与公卿大臣讨论，曾参加论议对西域和匈奴的政策。
建初四年，章帝效法西汉宣帝石渠阁故事，在白虎观召集当代名儒讨论五经同异，并亲自裁决。其目的是广泛动员经今古文学派的力量，促进儒家思想与谶纬神学紧密结合，加强儒家思想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在这次会议上，班固以史官兼任记录，奉命把讨论结果整理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
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大将军窦宪奉旨远征匈奴，班固被任为中护军随行，参与谋议。窦宪大败北单于，登上燕然山（今蒙古境内的杭爱山），命班固撰写了著名的燕然山铭文，刻石记功而还。班固与窦宪本有世交之谊，入窦宪幕府后，主持笔墨之事，关系更为亲密。公元92年（永元四年），外戚窦宪在政争中失败自杀，班固遂遭洛阳令的陷害，被捕狱中。班家人想方设法救班固出狱，没能成功，班固也没有写完《汉书》。永平四年，一代历史学家于洛阳狱中去世了，成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牺牲品，终年61岁。
《汉书》
班固死后，汉和帝命班固的妹妹班昭续写八《表》，又令随班昭学习《汉书》的马续补修《天文志》，最后完成了《汉书》的写作。
《汉书》有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共100篇，80万字。《汉书》同《史记》一样都是纪传体，但《史记》是通史，《汉书》则是断代史。该书叙述自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西汉王朝230年历史，武帝以前多采《史记》，武帝以后则以班彪所著《后传》为基础，参以当时官府藏书，对史实进行订正。尤其增加了许多诏令，丰富了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内容，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他记事详审，文辞精练，被后世看作和《史记》具有同等价值的“正史”典范。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以后多数正史都是采用这种体例进行编写的。
《汉书》大都引用《史记》原文，有的做了改动和补充；汉武帝以后的帝纪和列传才纯为班固的著作。班固崇奉儒家思想，《汉书》又是奉诏而作的官书，因而《汉书》总的倾向是站在儒家正统思想的立场，对封建统治者进行歌颂，大都为汉廷显贵和当时名流立传。因此，《汉书》比较缺乏《史记》的战斗精神和进步观点。但是，《汉书》在史学上仍占有重要的地位。《汉书》是断代史的首创著作。《汉书》中的“十志”是班固精心创作（《天文志》为班昭所作除外），其中《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和《艺文志》是《史记》所没有的。《汉书》把《史记》的“书”改称为“志”。《食货志》和《艺文志》是研究秦汉经济史和文化史的重要史料；《刑法志》和《地理志》也很重要。在《汉书》的影响下，后世“正史”多有志书，使历朝典章制度和各种专史资料赖以保存。《汉书》作者能比较尊重客观事实，因而使《汉书》能在一定程度上比较真实地反映出汉代错综复杂的情况，在一些传记中则对一些公正清廉的官吏进行了表扬，从而表示了对人民的一定的同情。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汉书》在传记文学中也有很高的成就。在描写手法上，他虽不像《史记》那样生动活泼，富于变化，但也有自己的特色。《汉书》中的文章组织严谨，注意细节描绘，语言受慈父影响，繁富缛丽而凝炼简洁。有的人物传记摹声绘影，形象非常鲜明，堪与《史记》媲美。
编者小语：
班固继司马迁之后，整齐了纪传体支书的形式，并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为后世“正史”之楷模。班固开创了正史地理志的先例；开创了政区地理志的体例；开沿革地理之始；记录了大量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资料；保存了宝贵的边疆地理资料等。总之，班固在沿革地理学的开创和地理资料的保存方面都是卓有成就的，他是中国封建社会颇有影响的历史地理学家。
【自成一派的书法家——王羲之】
王羲之轶事
王羲之（公元321年—公元379年），东晋书法家，字逸少。原籍琅琊人（今属山东临沂），居会稽山阴（浙江绍兴）。
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王羲之十二岁时经父亲王旷传授笔法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小时候跟卫夫人学书，得见汉魏以来诸名家书法，草书学张芝，正书学钟繇，兼善隶、草、正、行各体，博采众长，备精诸体，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笔势开放俊明，结构严谨。楷书以《黄庭经》、《乐毅论》为最；行书以《兰亭序》为最；草书以《快雪时晴贴》、《初目帖》等为最。唐太宗视为国宝，号召天下临摹他的字体，其书法成为代替汉魏笔法的书体正宗。其字被誉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铁书银钩，冠绝古今”，后世尊称为“书圣”。
王羲之写字，有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他笔力遒健，出神入化，有力透纸背之功。相传，有一次他去看朋友，不巧主人不在家，他就在茶几上写了几个字。后来主人回来后，竟然水洗不净。他在木板上写的字，木工拿去雕刻，发现木板三分深的地方仍有墨汁，因此人们称他的功夫能“入木三分”。据说，在他久居的绍兴兰亭边有一个池子，由于他终年勤奋不辕地练字，使满满一池清水变成了墨池。
说到对鹅的喜爱，比较突出的就是王羲之了。品性高洁的王羲之对做官没有多大兴趣，就离开嘈杂烦闷的京城，来到了风景宜人的江南，他在绍兴一带居住时，经常漫步在水乡泽国，观察群鹅。他认为养鹅不仅可以陶冶情操，还能从鹅的某些体态姿势上领悟到书法执笔，运笔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