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总体目标是要提供一个分析性框架，这个框架既能综合现在迅速发展的一批童年研究，又能为这一领域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但是，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敏锐地意识到这种努力的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这种划定领域的方法总是有用的。它形成了一个结构化的、稳定的、统一的研究共同体，这是令这一研究领域的成员高兴的。它能提供相同的目标，“大量重要”（criticalmass）知识，满足对用户组的研究需求的统一的研究主题，以及一个分支学科的身份、专业和地位。当然，所有这些都是社会和民族方法学的结果，库恩（Kuhn，1970，第175页）的范式概念下的实践：“一个科学范式代表了一个特定团体成员共享的一组信仰、价值、技术等。”
但是，范式不仅仅是通过自然产生的纽带将研究共同体联结起来的社会行为规范，它也含有根深蒂固的认识论和存在论的假设和原则，正如库恩自己很快指出的：“宇宙是由哪些基本实体所组成的？它们如何互动又何以互动？关于这些实体可以提出什么问题，又采取什么技术来寻求答案？”
（Kuhn，1970，第4—5页）范式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现象实际是由什么构成的知识，以及关于如何最好最恰当地理解现象的知识。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原则即使不是强制性的，至少也提供了某种控制。最根本的是，对这些原则的运用是政治性的。这就是我们的努力带来的另一个可能不太受欢迎的结果。
但是，尽管作为本书作者我们并不缺乏童年研究领域的知识，实际上，我们还参与了设定这一领域边界的开创性工作（Jenks，1982b；JamesandProut，1990b），但这里我们的共同目标不是制定或废除什么。相反，正如前面章节试图表明的，我们的部分目的正是要探究和揭示限制我们对童年的理解的机制，以及它们如何制度化为日常知识的形式。例如，我们发现，西方文化中人们根据确定性原则“知道”儿童是自然的、普遍的生物，他们会渐渐“成长”！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了大量关注童年的历史和文化特殊性，它们说明“自然的”儿童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一直都在发生变化。这一佐证的历时性变化的结果就是，人们认识到童年概念并不是恒久不变的。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童年必须通过扎根于过去和现在那些不断发生改变的政治、哲学、经济、社会政策等集体观念来认识和理解。这种知识是本书的一个中心特征：它主张我们应该在一个广阔的文化环境中来想象儿童。
但是，童年领域充满了各种有说服力的观点，随着时间变化，某一种儿童观就会增加我们的负担，而这最终会破坏我们在快速变革的后现代性的状况下对童年进行理论建构的能力。造成这一不幸结果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我们可能会对今天的儿童抱有不恰当的期待和要求；二是在我们关于自己和童年关系的研究中仍然缺乏反思。正如赖特·米尔斯（C.WrightMills）在50多年前提醒我们的，在对社会世界进行的研究中缺少了批判性反思，会导致研究主题的常态化以及在方法论和理解层面的常规化。基于对早期越轨理论家的自满情绪的关注，他指出“对社会解组领域的教科书的分析表明它们都有一个容易招致批评的共同点。抓住这个一般观点的社会方向，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这一领域的思想者们会以他们拥有的规则来选择和处理问题了”（Mills，1943，第47页）。
这里并不是说当代童年研究需要受到这样严厉的控诉，但我们仍然认为需要对日益增长的研究保持持续的警惕。本书的第二个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我们需要对问题进行分析，而不是简单地将其看作当代实践产生的难题和困境而就此接受。正如我们一开始所说，儿童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极为重要的问题。各国都对年轻人的保护、权利、公民身份投以大量关注，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道德培养的投入。现在非常容易就卷入恋童癖、儿童虐待、儿童色情、童年犯罪甚至党派对于教育标准设定的竞争等问题之中：这些都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至少是亟待得到一些意见的问题。
虽然我们注意到了这些研究需求，但更为关注的始终是对这一紧迫的童年问题进行分析：例如，探讨是什么使这些问题被提升到核心位置且变得如此紧迫，以及分析为什么童年本身成为这样一个新的竞争领域。只有通过关注这些更为理论的问题，我们才有可能探讨作为一种社会身份本身的童年。确实，我们认为，只有采用这样一种分析性的和理论性的视角，才有可能恰当地负责任地考察这些外在的、政策驱动的研究需求。如果不这样做，童年就注定会像过去一样，仅仅是成人社会及其关注的一种附带现象而已。
这就是我们在本章中所要做的：将本书的各条分析线索结合起来，指明未来新童年社会学研究的方向，这一方向不仅能让童年的新社会学更有成效地进行理论建构，其本身也是对社会理论的重大贡献。
童年和社会理论
对童年进行理论建构的最初尝试主要来自社会学和人类学，就像本书的作者们，这两个学科也为进一步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可能性。事实上，正如我们自始至终想要证明的，社会学领域中“童年”的坚实基础来自“儿童”和社会秩序观念的紧密联系。尽管成人自身也必须接受社会秩序的约束，但按照涂尔干（Durkheinan）的观点，儿童是这种秩序最边缘、最多变、最脆弱的部分。在短时期内，儿童可以在成人容忍的范围内展现他们的无政府主义和无社会性，有时候还会越过成人容忍的范围，这就是“童年”的时间和空间约束（见“社会空间中的童年”和“童年的时间性”两章）。他们是不稳定的、破坏体制的、不受控制的，因此，作为个体的“童年”表现，儿童的认知受到各种各样不同规定的管理：儿童的“创造性”、“自我表达”、“原始性”、“简单性”或“无知”都是传统意义上以发展性来“解释”儿童。成人如果在庆典上或酒醉时做出儿童的行为，最好的情况是被认为举止古怪（HockeyandJames，1993），或最坏的情况是被看作疯癫：
疯癫不再是绝对的抗争形式，而是代表了一种未成年状态，表现了自身的一个方面，即没有自治权利，只能移植到理性世界才能存活。疯意就这并不是要淡化心理学（Burman，1994；1996；Woodhead，1996）、社会地理学（见Sibley，1995；Valentine，1996；forthcoming）、历史学（见Cunningham，1991；Steedman，1995），以及社会法律研究（Freeman，1979）和哲学（Archard，1993）所作出的贡献。事实上，使用“新童年社会学研究”正是试图要避免这种排他性。
是一种幼稚状态。在休养院里，一切安排都是使精神病人变成未成年人。
他们被“当作精力过剩、胡乱发泄的孩子”（Foucault，1967，第123页）。
那么，儿童由于其始终存在的越界的可能性，因此代表着对社会秩序潜在的挑战，就如1908年范·热纳（VanGennep）在《通道仪式》（TheRitesofPassage）及其后V.特纳（V.Turner，1974）所呈现的，这种挑战影响着有序的和正常的空间，即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成人世界。和犯罪学研究描述司法制度中规范行为的方式相同，童年研究可能被认为在设定道德上可接受与道德上不可接受的行为的边界，虽然这可能不是他们惯常的意图。元叙事（metanarrative）依然存在秩序问题：
现在，可能我们可以开始看到，作为一种观念的童年的象征性角色中的持续的、深入的、分析性主题，是对于保持社会世界和社会学世界的更为基本的倾向。当我们谈到儿童时，我们也是在讨论对过去时光的回忆，讨论当下的关系状况和对未来事物状况的期许……正是因为这种概念的复杂性，所以任何童年分析都必须努力地尝试打开这些一直包围着经验的边界，不论这种边界是常识性的、社会学的、教育学的、心理学的、医学的还是生物学的。这样，“儿童”要成为社会理论的主题就变得越来越容易了（Jenks，1996b，第11页）。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童年从根本上来说是社会理论关注的焦点。
新童年社会学研究未来应通过进一步的多学科结合来继续进行创造性的探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法律研究的理论家都对儿童和童年的知识作出了贡献，每个学科兴趣都对不同理论方面提供了有益的信息。这样，通过本书的论述，我们将会达成这样的共识，即如果不探讨童年问题，那么对于社会的解释就不够充分。为此，接下来我们将勾勒出一些关键的理论维度，这些维度可以在多学科的童年研究中开始得到探索。
首先，我们要指出四个关键的且相互联系的社会学上的二元对立（见Jenks，forthcoming），它们能帮助我们确定思考的方向：
结构和行动（Structureandagency）同一性和差异性（Identityanddifference）连续性和变化性（Continuityandchange）本土性和全球性（Localandglobal）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四个主流的童年话语来进一步解释和整合这些二元对立，本书也是采用这几个主流话语来组织我们的分析的：
社会结构化的儿童（Thesocialstructuralchild）社会建构的儿童（Thesociallyconstructedchild）少数群体儿童（Theminoritygroupchild）部落儿童（Thetribalchild）在讨论这些概念领域的相互作用时，我们首先要理解，思考童年必然反映社会的性质，第二，童年自身对于加深我们对社会世界的理解具有贡献。
那么，作为总结，我们认为，当代社会科学采用的核心社会学二元对立为包括新童年社会学研究在内的不同的童年研究方向提供了一个有希望的建设性的平台。最后，显然，童年研究也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些二元对立的性质。
社会学二元对立
在概述这四个社会学二元对立时，我们既不打算有所侧重，也不打算面面俱到。我们将通过对本书内容的回顾，挑选出它们讨论童年的关键方式。
从最基本的二元对立开始：结构和行动。
结构和行动
毋庸置疑，社会结构这一概念是社会学的基础。结构是主要的研究工具，用以将社会解释为一个不同于个体行为的、超越个体行为甚至是这些行为总和的领域。社会学将这作为它的基本本体论，如果社会是一个客观现实的存在，那么证明存在一个明确的规范个体行为和个体之间互动模式的组织形式就变得至关重要了。社会不过就是这些互动的模式，或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就是这些观念形式的转变；即是说，“结构”是社会学对这些社会关系进行理论建构的方式以及它们不同的表现形式。
将社会仅仅看作是行为的总和或个体行动者的集合，这在社会学上是有问题的。这是因为，各种各样的社会是由行为和个体聚集成群体或团体的不同方式所构成的。我们是否可以说，这些组成社会的群体是由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所组成的，这些个体建立起关系，这样就产生了作为一个过程的社会？“社会”问题是否来自他们的行动？或者我们是否可以说，不管个体行动如何，围绕社会关系的组织形式有它们自己维持社会关系和形成“社会”的方式？
在后一种解释中———我们可以称为结构论———个体在构成社会方面是相对消极的；结构表现为一组客观的外在的条件，它在社会成员踏入不同的关系或群体后决定他们的行为。这种观点和第一种观点———行动论———相反，在行动论中，自由行动产生了作为过程的社会。
但是，我们需要阐述得更明白一些。尽管无疑存在着二元对立，但这些解释也形成了一个连续统一体：这两种观点都将“社会”（thesocial）概念建构为由遵守规则的成员有秩序的关系所组成的，社会是结构化的。因此，“社会”是一个客观真实的存在。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的结构是通过人的共同行动产生的；这些个体能动地创造了自己行动的主观意义，并通过这种行动直接建立起相互关系。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及其结构被认为是同义的：社会就是个体之间相互关系的网络，这个网络本身决定了个体的行为。
这种决定论通过给予人类行为选择和为人类行为加上限制来发挥作用。因此，这种二元对立在实际体验中又具有连续性。
在社会理论中，这两种立场处于相对对立的紧张状态之中。它们被认为是不相容的，它们是造成对社会现象的不同解释的原因。另一方面，现实社会关系及其因果联系处于这两种极端的观点之间，偏激地采用任何一种观点都会导致产生难以应付的困难：社会行为不但持续地反思性地创造结构和行动，同时也是结构和行动的产物（Giddens，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