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利人来说，重要的一点是总督同意重开调查庭，一切都取决于调查是不是彻底以及ARIKI的传统权力能不能保持。双方都做出了让步。毛利人中的基督教号召坚守毛利王的口号：宗教、爱和法。很多帕凯哈人也谴责一些移民的进攻性政策，首席法官和国会议员力劝总督采取克制态度。但是，这一次总督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不能忍受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只要毛利王存在就是威胁，因此，他计划用武力推翻毛利王。
布朗总督的计划没有实现，1861年10月，他被他的前任格莱接替。
毛利人带着复杂的感情迎接格莱的到来。老一代的酋长都已作古，新一代酋长控制了局势，他们对布朗总督在塔朗那基省的所作所为很反感。前任总督对毛利王运动表示了公开的敌视态度。当布朗被召回国时，新西兰境内还有6 000名英国士兵，而格莱又以能征善战著称，所以毛利人的担忧不无道理。一部分毛利人怀疑和平是否能持久。格莱想削减军队，但政府能否同意还是未知数。奥克兰和塔朗那基的英国移民也担心毛利人的战争威胁。为了备战，政府修建了从曲勒雷到崴卡托的道路，同时又建立了一个间接控制毛利领土的政府体制。这个计划把毛利族划分为20个区，每个区有1名帕凯哈人当专员，警察和地方官吏都由毛利人担任。制定政策的权力掌握在由地方官吏组成的议会，议会由专员主持。
塔省的冲突没有爆发，帕凯哈人占有崴塔拉，毛利人占有塔塔来马卡，他们声称，如果帕凯哈人不交回崴塔拉，他们绝不让步。
1863年7月，布朗总督发布了占领崴卡托的命令，其原因是，那里的酋长策划了对帕凯哈人的伏击。毛利王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他毫无选择，号召毛利人奋起保卫家乡。尽管毛利人英勇战斗，但不敌在数量和装备上远远超过他们的英军。1864年7月，崴卡托失守了。
在这场战争中，毛利人的勇敢赢得了敌军的赞赏。帕凯哈人也对自己参与这样一场非正义战争感到忏悔，但是同情不能挽救毛利人失去的土地。
1863年，新西兰政府通过了“土地法”，条文规定，200万英亩的毛利土地被充公，其中一半以上在崴卡托。
黑暗和曙光
军事上的失败，疾病的流行，加上局势越来越不稳定和土地的流失，这一切使一些部落跌入了绝望的深渊。在毛利-人看来，在帕凯哈人的无情压力下，他们似乎成为一个注定要灭亡的民族。
在现实面前，不同的人作出了不同的反应：一部分人想接受残酷的现实，适应改变了的现状；一部分人则闷闷不乐；还有的则对帕凯哈人充满了强烈的仇恨。
在这样的情势下，各种流派的宗教泛滥起来。一个在派一马里勒发展起来的教派，信徒们围绕旗杆转，口里念着基督教和旧约全书的经文，时不时地发出“嚎、嚎”的狂叫，所以，这个教派被称为“嚎嚎”教。
“嚎嚎”教传到东海岸，在毛利部落中引起近乎催眠状的兴奋，毛利王开始支持这种新的力量源泉，在政治上说，它助长了毛利的民族主义。“嚎嚎”教使很多人皈依了宗教。
但是，有些部落对这种狂热的信条表示反对。阿拉瓦人的土地没有受到帕凯哈人的威胁，他们采取了合作和商议的态度，也没有加入选王运动。在那提一波柔和旺加努伊，罗帕塔·瓦哈领导的毛利部落最强烈地反对“嚎嚎”教，他们时不时地和“嚎嚎”教打仗。
由于“嚎嚎”教的过火行为和杀死伏克内牧师的丑行，这个教派失去了广大的信徒。1866年，“嚎嚎”教在斗争中以失败告终。很多“嚎嚎”教信徒被流放到查德曼岛上囚禁起来。囚犯中有一个名叫特·库提·里积兰几的人，他虽然与“嚎嚎”教打过仗，但却以欺骗罪流放。他的威信日益上升，最后，他带领300人在贫穷湾登陆。他既攻打毛利人，也向帕凯哈人进攻，而且手段残酷无情。特·库提还企图煽起早已被毛利人唾弃的嗜人俗，这引起了大多数毛利人的愤怒和厌恶。毛利人和政府的军队到处追捕他。1872年，特·库提逃到了乌勒威拉的茂密森林里，无人理睬。
塔那朗基战争的主要原因是争夺土地，因此，政府采取措施使土地的出售更顺利。政府取消了对毛利人出售土地的垄断权，允许私人通过土地法庭卖地。当然，要出售的土地的拥有权必须明确无疑。1860年前，大约有7 000万英亩土地被出售，毛利人还拥有21 000万英亩土地。1891年，毛利人只有1 100万英亩土地，其中很大一部分不适于居住。一些人把土地租赁给帕凯哈人作农场。
在一些帕凯哈人看来，毛利人是一个被剥夺了土地的民族，他们注定要走向消亡，他们没有希望和前途。他们有钱时挥霍无度，困境中用酗酒来忘却他们悲惨的命运。有统计表明，1858年，毛利的人口是5．6万人，到1896年，人口V降到4．2万人。虽然，统计上有误差，很多与帕凯哈人结婚生的子女没有被作为毛利人统计，但人口的下降足以引起毛利领导人的警惕。
毛利人口下降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居住的环境很脏，肺病、肺炎和伤寒这些在英国几乎绝迹的疾病仍在毛利人中肆虐。
毛利人要想有光明的前途，只有提高教育。1853年，乔治·格莱爵士在霍克斯湾拨出4 000英亩土地建立了一所毛利学校。毛利学生占了一半。学生一边开荒种地，一边学习。这样的勤工俭学学校为毛利人培养了两代领导人。教育的发展为毛利人带来了黎明。
毛利领导人中的佼佼者应数提米·卡拉。他是一位毛利女族长和一个帕凯哈人的儿子。他得到了良好的毛利教育，又学习了西方文化。由于他精通两种语言，21岁时当上了国会议员翻译。他212作勤奋，精明能干，1887年被选为毛利区的议员。1893年，他又作为帕凯哈人被选为国会议员。他的出色才能受到了普遍的赞赏。后来，他被英国女王封为詹姆士·卡罗尔爵士。
大萧条和二战
1929～1948年的20年间，大萧条和战争像巨浪一样冲击着新西兰的社会生活。30年代，横行西方世界的大萧条也没有放过新西兰，无论是毛利人还是帕凯哈人都感受到它的威胁。到处是失业和饥饿，即使是靠非技术工种来源生活的大多数毛利人也因为资金的短缺陷入了贫困。
大萧条终于过去，1936年上台的工党政府决心纠正偏离的航向。毛利人的福利在政府计划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社会安全方面，毛利人和帕凯哈人享有同等的权益。
毛利人的住房和教育的需求被看作比帕凯哈人更重要，而且行动上也这样做。3年中毛利人开发的土地翻了一番多。
正当新西兰从大萧条的阴影中走出来之际，二次大战爆发了。
新西兰政府从来没有向毛利人征兵，但源源不断的志愿兵保证了毛利兵团充足的兵源。兵团由毛利军官统领。由于按传统的原则任命，军官们享有很高的威望。士兵们个个英勇善战。特·木那牛少尉获得维多利亚勋章，在全国引起轰动，受到两族人民的尊敬。
在6年的艰苦战斗中，毛利人和帕凯哈人同生死共患难，民族意识得到加强。全国的毛利人更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团结越来越重要。
1942年后，毛利人开展了全面的军事行动。在“毛利委员会”的领导下，全国建立了“毛利部落委员会”。毛利人之间的团结大大加强。战后，“毛利事务局”将这个组织作为毛利福利工作的基础。
从心理上说，毛利人的地平线变得更宽广。毛利青年对外部世界有了更深的洞察力，而且他们比前辈更有文化。毛利士兵回国后，政府给予他们和帕凯哈战士同样的补助，同时还考虑到他们的特殊要求，很多人获得了以往梦寐以求的专业训练。1／4的毛利退役兵接受了教育援助、技术训练或农场训练。他们还得到贷款，经营农场、购房、做生意。15年中，5 352名毛利战士退役，其中4 780人得到了这种资助。
在朝鲜战争和马来亚战争中，毛利人和帕凯哈人共同生活和工作，他们达到了相互了解。这种政策的成功已远远超出了新西兰军队。在种族冲突激烈的年代里，新西兰军队中毛利人和帕凯哈人友好相处的景象向亚洲人显示了新西兰各族和睦和平等的愿望是真诚的。这一点在毛利人查尔斯·莫席·本乃特被任命为新西兰驻马来亚大使中得到进一步证明。大使是本乃特主教的儿子。他有战争和和平的经历，是前毛利军团司令，大学毕业，也是第一批在牛津大学学习的毛利人。他在马来亚4年的任期内，对于提高新西兰的国际声誉有很大的意义。
黎明
任何人类社会在开始出现崩溃迹象的时候，无论原因是由于外来的压力或内部的腐败，只有这个社会产生自己的领袖才能得到再生。那些领袖必须是大知大勇的人，他们还要有清醒的头脑，能认清要走的路，他们的视野要宽广。
特·奥特（TE AUTE）毛利寄宿学校就为毛利人培养了一批领袖人物。这首先要归功于校长阿其代空·萨谬尔·威廉姆司，他是毛利人信任的朋友。从1878年开始的34年中，他教导学生们要树立远大理想，要为毛利人谋福利。
1889年，勒微提·克合乐和塔费·坡马勒徒步走访了霍克斯湾。他们向毛利人宣传，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先辈们的那个时代了，毛利人如果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随时代的步伐前进。两年后，又有一些人发起组织了“改善毛利人状况协会”，后来，这个组织成为特·奥特学校的学生会。再后来，它又发展成为“青年毛利党”。毛利人的复兴开始了。
这个党的领导人有3位尤其突出，他们是阿匹拉那·堂帕·恩噶塔、茂依-坡马勒和特·兰吉席罗阿。阿匹拉那是一位酋长的儿子，1890年毕业于特·奥特学校，后升入坎特伯雷大学主修历史。他是第一个毛利籍的大学生。1894年，阿匹拉那在奥克兰大学获政治科学特优生荣誉。
坡马勒也是一位酋长的儿子。父亲在遗嘱中要他寻找帕凯哈人的智慧，并把它传给毛利人。他在父母双亡以后被送入特·奥特学校学习。1893年，坡马勒到美国密西根的大学学医，取得硕士学位。
同年，特·兰吉进入奥塔戈大学学习，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兰吉是坡马勒的父亲收养的孩子，他毕业后与坡马勒取得了联系。
到1894年时，老一代毛利酋长大多已作古，只有一位名叫特·费提的酋长隐居在山里。他主张收回被帕凯哈人剥夺的土地，但同时他又提出要用道德力量做正面抵制。
1881年，特·费提的追随者在帕凯哈人的土地上犁出沟壕，拔去木桩，表示了他们收回土地的决心。政府派出了军队，费提和很多领导人被捕。毛利人坚持不使用武力，眼看着自己的房子被烧毁。虽然政府达到了目的，但毛利人取得了道义上的胜利。特·费提的信徒猛增。
坡马勒回国后被任命为卫生官。这个工作也不轻松，因为他要做的是推翻传统的习俗和信仰，彻底改变毛利人的生活方式。当时的毛利人精神沮丧，对帕凯哈人的任何事物都表示怀疑，只是信守祖先留下来的东西。祭司是旧习俗中最顽固的力量。1907年，政府通过了镇压祭司的立法，卫生官得到法律上的支持。坡马勒烧掉了成千上万个废弃的茅房和老鼠的窝，这些东西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坡马勒一般使用的是说服教育的方法。
1907年11月，特·费提去世。坡马勒在高度评价这位酋长的同时，指出变革是不可避免的。他号召人们向前看，历史不能重演。
1905年，坡马勒得到一个有力的助手一特·兰吉席罗阿。他们一起向毛利人的不卫生习俗发起更猛烈进攻，他们的工作效果卓著。1901年普查，新西兰有毛利人43 143人。
1911年，毛利人增加到49 844人。很明显，毛利人要消亡的-预言没有应验。在新的一代领导人的领导V，毛利人有了新的信心。
新的迁移
战后毛利人的故事中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人口的急剧增长和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19415～1961年间，毛利人口从10万增加到16．5万，这相当于1936年的2倍。随着毛利儿童的成长，土地就不够了。很多人离开故土到他乡谋生。在迁移没有形成动势之前，既有拉力，又有推动力，农村人口的增长构成了推动力，城市对劳动力的需要是一种拉力。毛利人在城市里挣了钱，可以过一种像样的生活。年轻人的观点和老年人不同，他们从报纸和电台上了解到那样的生活并不是只有帕凯哈人才能享受，毛利人只要愿意也可以做个城市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