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年（1923年），疲惫不堪、灰心丧气的哈定越来越充分地意识到，他所信任的同事和朋友深深地背叛了他。他虽然没有参与那些营私舞弊、贪污受贿的勾当，但内阁成员的腐败无疑使他的声誉留下了洗涮不掉的污点。而且，关于他私生活的种种传言也不胫而走。为了摆脱自己的政治困境，1923年6月20日，哈定乘火车开始穿越全国的“谅解旅行”，以接近并打动选民。在堪萨斯城，他接待来访的艾伯特·福尔太太，她丈夫几个月前辞去了内政部长的职务。从这次谈话中，哈定获悉福尔与一些石油大亨进行秘密交易的情况，感到十分震惊。7月份到达阿拉斯加时，哈定收到一份从首都发来的电报，其中更多地透露了某些行将被揭发的丑闻的内幕，因为他看过电报再三喃喃地数落着那些干了对不起他的事情的朋友们。接着，在西雅图由于吃了受污染的蟹肉，他突然受到急性消化不良的打击。7月29日哈定到达旧金山时身体似乎正在复原。可几天后，即8月2日晚，哈定在卧榻上却突然去世，而当时哈定夫人还正在念书给他听。医生们认为总统死于脑血栓，要求进行验尸，但遭到哈定夫人的坚决拒绝。由于总统确切的死因不明，便产生了许多臆测。如有人认为哈定可能是被夫人毒死的，其目的是为了避免总统因“俄亥俄帮”的罪行而可能遭到弹劾。
人们永远无法断定，哈定总统对他亲朋好友的腐败堕落的情形到底了解多少。他去世后，哈定夫人焚毁了他的文件和通信。她还不辞辛劳地四处找回，并销毁哈定写给别人的私人信件。结果，这给那些研究哈定总统的历史学家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1931年在迟迟建成的俄亥俄州马里恩市哈定纪念碑揭幕式上，曾在他的内阁中任商务部长的赫伯特·胡佛总统概括地叙述了哈定的人生悲剧：“这里安息着一位因为对友谊的幻想完全破灭而灵魂极端痛苦的人。我们曾目睹他日益衰弱下去———不仅是体力枯竭，而且也由于满腔忧虑而衰弱下去。沃伦·哈定也曾隐约地理解到，他是被他所信任的几个人，被他一直认为是忠实朋友的那些人出卖了。全国各级法院后来证明，这些人不仅背叛了他们的耿耿忠诚的朋友的友谊和信任，而且背叛了他们的国家。这是沃伦·哈定一生悲剧的所在。”“柯立芝繁荣”“我认为我能把事情办好。”这是哈定的副总统、小心谨慎的卡尔文·柯立芝在获悉他升任总统时所做出的自信反应。柯立芝的特点是不容易激动、不喜欢讲排场、蔑视任何夸夸其谈的东西。1923年8月3日，柯立芝在佛蒙特州他的出生地与家人一起消夏。当晚午夜刚过，几位官员气喘吁吁地赶到他的住所，把他从睡梦中唤醒，通报了哈定出人意料地去世的消息，柯立芝表现得非常镇静。当天凌晨，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请当公证人的父亲为他主持了就任总统的宣誓仪式，然后便回去睡觉了。在以后的岁月里，人们公认柯立芝是一个最能睡觉的总统，因为他什么时候想睡便能马上入睡。
柯立芝政府的第一个晚上平静无事，这一夜体现了柯立芝典型的处世风格。最初，人们并不知道应对这位相对来说默默无闻的前副总统抱有什么样的期望。虽然柯立芝在任马萨诸塞州州长时曾因果断挫败波士顿警察罢工而闻名全国，但除了极个别最接近他的人以外，“沉默的卡尔文”对大家来说仍是个难以捉摸的人物。一次，社交界一位喜欢闲聊的老富婆对沉默寡言的柯立芝进行试探。她对他说，她跟别人打了一个赌，说能够让他说出三个以上的字来，卡尔文面无表情地答道：“你输了。”他很有个性，性格强硬。为人有两个特点，一是嘴紧，不爱说；二是手紧，不肯滥花钱，为人有严格的清教徒式观念。这与性格温和、宽容放任的哈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看起来，这种反差似乎有可能使柯立芝对他所继承下来的丑闻迭出、四分五裂的政府进行重大改革。
柯立芝搬进白宫不久，便恢复了当哈定在世时糟踏掉的总统职位的某些尊严。他取消了酒会和牌局，但保留了哈定的内阁，也没有进行什么职务的调整。在执政头一年的一次谈话中他的政治哲学说得明明白白：“凡是美国的公事就该公办。”
在柯立芝继任总统职务后不久，哈定政府的丑闻便震惊了全国，但这些均与柯立芝无关。1924年初，他接受了海军部长登比的辞呈，并迫使司法部长多尔蒂辞去了职务。为了澄清丑闻，他任命了欧文·罗伯茨为特别检察官，哈兰·斯通为司法部长，这两个人后来都担任了最高法院法官的职务。对待政治丑闻，柯立芝有一句名言：“让罪人受到惩罚。”虽然柯立芝在采取任何清除政府腐败行为的措施时，“都像蜗牛一样缓慢”，因为他担心突然解除一些人的职务，可能表明承认他一直在其中工作并且现在正在领导的政府有罪。但是，在他执政后，政府官员的贪污腐化现象终于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柯立芝同他的前任一样，赞同美国企业的信条。他认为“美国的事业便是企业”。他曾说过：“一个人建造一个工厂，便是建造一座教堂。
……在那里工作的人，就在那里做礼拜。”他崇拜财富和拥有财富的人，在他看来，世间的财产便是上帝进行选择的明证。正如威廉·怀特所说的那样，柯立芝是“真正地、真诚的、狂热地拜倒在财富的脚下。”他特别推崇自由放任主义，憎恶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他认为：“即使联邦政府不再存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普通老百姓也不会察觉到有什么两样。”政府所能做出的最大贡献便是将其规模、活动和支出压缩到最小程度。1925年3月4日，柯立芝在第二次就任总统职务时发表的演说进一步发挥了他的“无为而治”的思想，他慢条斯理地说道，美国人民已经终于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幸福境界”，他的政府决不插手改变如此完美的状态；他思想上决没有丝毫要妨碍或刁难那些成功之士的念头，决不对工业做出什么限制。柯立芝强调他作为总统的职责就是减少公共开支和税收，从而为使人人都有机会成功创造条件。
他深信，政府少做点事，让掌握经济的大老板们自行其是，他就可以更好地来治理国家了。而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的繁荣似乎更印证了这种“无为而治”的理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经济受到欧洲采购、国内联邦政府巨额战争开支及随之而来的银行信贷膨胀等因素的刺激，接着是令人头昏眼花的战后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时期。国民收入从1918年的645亿美元下降到1920年的579亿美元，基本工业部门的生产指数也有所下降。到1921年时，农业、制造业和商业的衰退已经十分严重。美国对外贸易总额从1920年的135亿美元下降到1921年的不足70亿美元，批发价格下降了21％，失业人数达到475万的高峰。不过，从1922年开始，美国经济又逐渐恢复了它的活力，摆脱了不景气的状况。到1923年，产业工人的平均货币收入是1914年的2倍，一直到1928年仍继续上升。实际工资的增长虽不如此明显，却也在稳步提高，到1928年比14年前增长了1／3。造成工资增长的因素主要是：产量丰富而价格低廉的能源，如煤、石油和水力，使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和所提供的商品的价格降低；许多雇主开始认识到，工资的提高消除了促使工人加入工会的一个动机，而且也提高了购买力，使工业产品的市场得以扩大；随着价格的下降，尤其是食品价格的下降和实现机械化以后生产率的提高所造成的各种工业产品的价格的下降，工资进一步增加。机械化带来了更大的利润，激起企业主新的投资热忱。日益兴旺发展的国内市场，政府撒手不管的自由放任政策，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逐渐成功地说服国会减少对巨额收入的征税额，这一切都鼓励了投资。与此同时，由于引进了科学有效的管理方法，如“泰勒制”和“福特制”，生产效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基于流水作业概念基础上的新兴工业更是蒸蒸日上。在柯立芝执政时期，汽车工业的崛起尤其引人瞩目。1919年，美国仅有约578万辆汽车，到1929年就猛增到2，650万辆。加油站如雨后春笋般地遍布全国。在城镇里，红绿交通灯也出现了。随着汽车业的发展，轮胎制造也成了一个新兴的工业部门。
一些制造电冰箱、吸尘器和洗衣机这类家用电器的工业，以及人造纤维工业，无线电、电话和电影事业也都繁荣起来了。银行、保险公司和商业联号也十分兴隆，分期付款的消费方式成为时尚。汽车、收音机、电冰箱、洗衣机、钢琴、电唱机以至镶有传统的小钻石的订婚戒指———什么东西都可以开一个分期付款的户头来购买。
20年代美国工商业发展的另一个明显的趋势是集中。最高法院不再使用反托拉斯法，政府也不加强有关的立法活动。在这10年间，所有的工业部门、银行，特别是经营水、电、煤气这类公用事业公司都出现了许多合并的情况。赫伯特·胡佛在任商业部长时，倡导了一种“与各大贸易联合组织结盟”的政策，允许企业组织为了情报、标准化、工业纠纷仲裁、消除不公正的做法、货物运输和进行研究等目的而实行合并。在他的支持下，许多贸易联合组织不仅合力共营情报、广告、保险、运输和收购等项，而且还共同拟订了公正营业准则。部分地由于得到这种官方鼓励，美国工业和银行业控制权的集中发展得非常迅速。
1919～1929年间，制造业和采矿业共出现了1，268个企业组合，其中大约有4，000家公司进行了合并，另有大约6，000家公司不复存在。
在公用事业、金融业和贸易业中，也发生了与此相同的合并。1920年有银行30，139家，15年后由于倒闭和合并，减为16，053家。1920年全国20个最大的银行，拥有公债和投资的14％左右，10年后这一比率增至27％。企业合并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就是一些大公司在工业、运输业和金融业中居于主导地位。到1933年时，594家资本在5，000万美元或以上的公司，共拥有全国法人财富的53％，其余47％为另外387，970家公司所有。
20世纪20年代柯立芝执政时期被美国经济学家称为“新经济时代”，美国经济呈现出一派兴旺繁荣的景象。然而，在这种繁荣的表象背后，又潜伏着各种危机。当时美国人民并没有普遍分享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从1923年至1929年，公司利润增长62％，股息增长65％，而工人的实际收入仅增加11％。到“柯立芝繁荣”的后期，国民收入如此庞大的部分被一小撮最高收入者囊括而去，以致美国广大的工人并没有足够的钱购买他们自己所生产的产品。例如，到1928年，住房与汽车已有生产过剩的迹象。另外，并非所有的工业部门都是繁荣的。纺织、采矿和造船业只能半开工。而农业方面的问题则更为严重，由于农产品的生产过剩，它的价格不断降低，造成数百万中小农场主的破产。在全国私人生产收入中，农业在1919年曾占22．9％，而在1929年，下降到只有12．7％。国会在1927年和1928年先后通过了保护农产品的法案，规定由政府收购农场主的剩余产品，并按世界市场价格在国外销售，而农产品在国内的销售将受到关税的保护。但柯立芝总统两次否决了这项法律，这进一步加剧了农场主的不满。
确实，在20年代，如果同其他国家的生活水平相比较，大多数美国人似乎是很幸福的。然而，正是金融界和工商界的大亨们，他们从国民收入的增长中所得到的好处要远远超过工人和农民所得到的，这就是危险的所在。明眼人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失调和不平等的经济现象迟早必会引起一场巨变。
美国谋求霸权与和平的努力
1921～1932年间，共和党连续执政12年。这一时期是以保守主义在政治和社会哲学中占上风为特色的。在大企业要求海外扩张的呼声中，共和党虽然以反对威尔逊外交的姿态上台，标榜孤立主义，但美国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多地参与了国际事务。由于大战后期国际上出现的革命形势在20年代逐渐消失，世界资本主义处于相对和平与稳定的状态。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列强元气大伤，和平局面只能给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美国争夺世界霸权提供了机会。这一时期，美国力争在国联之外，灵活自如地参与世界事务，最大限度地扩展美国的海外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