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定总统在其任职的第一年，按照参议院威廉·博拉所倡议的一项国会决议，邀请9个在太平洋地区有利益的国家，举行了一次限制军备的国际会议。1921年11月12日美、英、法、意、比、荷、葡、中、日这9个国家的代表，听取了美国国务卿休斯所提出的一个建议。它分列项目要求拆毁战舰和限制海军军备，以防止海军“竞赛”。在此基础上，按照5：5：3的比例规定美、英、日三国主力舰的最高吨位限制。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英、日两国接受了休斯的建议，而法国和意大利出于无奈，也不得不接受1．75的比例。此外，美、英、日三国还保证不在各自太平洋属地设防。由此形成《华盛顿条约》（又称《五强海军条约》）。虽然日本承认了自己海军的较弱地位，但由于它的舰队只在太平洋上活动，因而在这一地区它实际上处于相对的优势。
华盛顿会议原本不仅旨在实现裁军，而且还要避免在远东发生冲突。哈定上台时，战后的国际形势尚未完全稳定下来。在亚太地区美国与日本的矛盾与日俱增。日本在一战期间把“二十一条”强加于中国政府，企图把中国变为它的独占殖民地，这对美国的在华利益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国务卿休斯认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及东亚安全和门户开放政策，还没有达到冒着与日本交战的危险来加以保护的地步。美国的努力应当放在支持英国和其他能够遏制日本扩张的国家上。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美国竭力要拆散它猜忌已久的英、日同盟。而当时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也使英国深感不安，它希望用一个新的英、美、日三国同盟来代替英日同盟。但美国拒绝了这一建议，它转而主张将同盟改为互不侵犯公约，并邀请法国参加，签订了《四强协定》，约定互相“尊重它们在其太平洋地区岛屿属地方面的权利，并保证就任何可能发生的对这方面权利的争论进行商议。”
在华盛顿会议上，与会代表于1922年2月6日又签订了有关中国问题的《九国公约》（即《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应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它规定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和行政的完整，保持“门户开放”原则，并放弃建立“势力范围”，谋求特权或租让权，或剥夺租让地区内友好公民的权利和特权。如果说《四强协定》埋葬了英日同盟，为美国发展在远东的利益消除了一个心腹之患；那么，《九国公约》则把美国历来提倡的“门户开放”政策变成了一项国际法原则。但是，上述协定或公约都存在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它们并没有建立机制以保实行。
事实上，缺少确保实施的机制也是《巴黎公约》（即《凯洛格—白里安非战公约》）的一个十分明显的弱点。1927年4月，法国外交部长白里安向美国人民发出一封******，建议两国订立一项永不交战协定。
柯立芝政府的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立即就此建议，订立这种性质的多边条约。1928年8月27日，美、英、法、德、日、意等15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非战公约》签字仪式。缔约各国“谴责用战争解决国际争端，并放弃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对一切争执或冲突不论其性质和起因如何……均永远不在和平手段以外谋求安排或解决。”这项最终共有62个国家参加的公约，于1929年1月5日在美国参议院以81票对1票获得批准。由于公约不反对防卫性战争，各国又都作了重大保留，因此，它的约束力几乎等于零。但公约并非没有意义。由于它宣布侵略战争是非法的，它在一个重要方面改变了国际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轴心国战犯的审判的法律根据就基于这项公约。
同时《非战公约》是美国从英法手中争夺世界领导权的一次重大外交胜利。
虽然1922年的《五强海军条约》结束了建造战列舰和航空母舰的竞争，而且在华盛顿会议后的一个短时期内，缔约国似乎也打算不再扩大它们的巡洋舰、驱逐舰和潜水艇等舰队。然而1925年英国又正式通过一项计划，建造9艘1万吨和7艘8，000吨的巡洋舰。美国自然不甘落后，决定在1927年7月以前建造8艘万吨级巡洋舰。显而易见，新的一轮海军竞赛使华盛顿会议所建立的脆弱的海军均势面临被推翻的危险。在国内和平主义者组织和众议院的督促下，柯立芝总统在1927年2月10发出呼吁，要求在日内瓦召开另一次五强海军会议。法国和意大利因不满华盛顿《五强海军条约》对它们的限制而拒绝参加。于是，只有美、英、日三国代表参加了6月20日至8月4日在日内瓦举行的裁军会议。由于三国之间矛盾重重，会议在8月4日不欢而散。尽管美国国会在1929年2月又通过了一个更大的建造巡洋舰的法案，但美、英舆论拒绝承认日内瓦会议失败已成定局。1929年7月胡佛总统与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就限制海军军备问题进行磋商。10月，麦克唐纳访美时，邀请其他4个海上强国参加第二年的伦敦海军会议。
伦敦会议在1930年1月21日开幕。由于此时正值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与会各国政府都认识到，裁减政府支出的最好办法是减少海军建设费用。因此，伦敦会议决定把华盛顿五强海军协定再延长5年。
到1936年12月31日为止，美、英、日同意三国在重型巡洋舰吨位上的比例是10：10：6，轻巡洋舰和驱逐舰为10：10：7，在日本的坚持下，三国在潜水艇方面比例相等。另外，根据这些比例，伦敦会议还确定了上述舰艇的具体吨位限额。
美国在东亚倡导门户开放政策的同时，却不想开放自己在拉丁美洲势力范围的大门。经过20世纪最初20年的努力，其中包括十几次武装干涉，美国确立了在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的霸权。1924～1929年，美国私人对拉美的直接投资从10．26亿美元增加到30．53亿美元，对拉美的出口增加了3倍，达到9．86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总输入的20％。在拉丁美洲美国经济力量迅速增长的同时，欧洲各国特别是英国的地位则下降了。在20世纪初期，武装干涉和军事占领成为美国对拉美政策的一个突出特点。这曾招致拉美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国际舆论的激烈批评。20年代在参议院博拉等进步派议员坚决反对美国对拉丁美洲的帝国主义干涉政策，要求从拉美撤回军队。国会既不满于军事干涉和占领耗资过多，也担心总统滥用作为总司令的权力。美国工商界也认为，拉美各国日益强烈的反美情绪和骚乱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军事干涉引起的，而这种武装干涉只会激起当地更加强烈的民族主义反美运动，进而威胁到美国在该地区的广泛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逐步调整了它对拉美的政策。
自2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国先后从多米尼加、尼加拉瓜和海地撤走了占领军，并改善了和墨西哥的关系。1923年国务卿休斯在纪念“门罗咨文”发表100周年之际，向拉美各国重新阐明了“门罗主义”的含义。他强调“门罗主义”是一项完全自卫的政策，不会侵犯任何美洲国家的独立，也不承认美国有随意干涉拉美事务的权力。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完全放弃所谓干涉的权利。这种见解，后来由******在《关于门罗主义备忘录》中加以肯定。这份备忘录是1928年鲁本·克拉克起草，1930年公布的。在1928年1月哈瓦那举行的泛美会议上，拉美国家的代表提出一项议案，反对任何一个国家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但该项提议遭到美国代表团团长休斯的顽固拒绝。
虽然如此，从1928到1933年，有许多迹象表明，面临拉丁美洲日益增长的反干涉要求，美国的传统政策已无法维持。1929年初，当选总统胡佛到拉丁美洲作友好访问，他一再声明美国决不再用干涉手段保护美国在国外的财产权。不久，胡佛倡导一项新的政策，即当美国认为有必要对拉美国家进行干涉时，应取得其他西半球国家的同意。正是在胡佛的拉丁美洲政策的基础上，民主党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后来才得以推行他的“睦邻政策”的。
城市化恐慌症：原教旨主义与新三K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10多年间，那些一直崇奉基督教新教文化的美国人深刻地感觉到，新兴的城市是一种祸害，因而应多方设置障碍，要防止发生变化。1920年时的国情普查表明，城市人口初次超过农业人口，占到全国总人口的50．9％。这一统计对于那些居住在乡村或小镇里、生活方式代代传袭已有三个世纪的人们来说，实在是很可怕的事情。他们把美国社会中的一切反常现象都归罪于大城市：环境污染、贫民窟、有组织的犯罪和政府官员的腐败，身着奇装异服的轻浮少女，大街拐角处的酒馆里的喧嚷，城市里的外来移民对政府的控制，以及因对《圣经》作拘泥于字面意义上的解释而形成的现代主义怀疑论。
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分析的那样，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的特征“既是繁荣和洋洋自得，也是思想偏狭和本土主义，引起赤色恐惧症的那些看法在这种恐惧症消失之后依然存在。”很多美国人对外来移民抱有强烈的敌意，不能容忍一切外来的“主义”。中西部和南部农业地区的居民们尤其容易受这类思想感情的影响。许多工会组织担心外来移民的增多会降低他们的工资收入，所以也支持限制移民的政策。那些信奉新教、怀有种族优越感的白人把他们自身所受的种种挫折归咎于城市化和工业的发展，他们祭起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大旗，来表达自己对城市化和外来移民及其思想的不满。
基督教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认为，基督教信仰的根本在于绝对相信《圣经》中的一切记载，如创世、上帝显灵、处女怀孕、基督复活，等等。反对较近代的教义或怀疑主义，尤其排斥英国思想家达尔文的进化论。它在20年代十分活跃，威廉·布赖恩成为代表这一宗教正统的十字军领袖。他要求立法机构制订法律来铲除现代的各种异端邪说，以恢复基督教的威严。在他的影响下，南部有几个州制订了法律，禁止在本州所资助的学校中讲授进化论。1922年在肯塔基州，有一位父亲要让自己的孩子退学，其理由是学校里的教师竟宣称地球是圆的，事情闹到法院，结果是那位教师被辞退了。1923年俄克拉何马州议会还荒唐地通过一项法案，禁止中小学校采用具有进化论内容的教科书。
1925年全美各地都卷入了原教旨主义的争论。因为这一年在田纳西州，有一个叫约翰·斯科普斯的中学教师，由于违反了该州的一项禁止讲授进化论的法令而受到审讯。大批新闻记者云集田纳西州代顿市，前来观看参加控诉的威廉·布赖恩怎样同被告的辩护律师克拉伦斯·达罗在法庭上斗智。涌到这个小市镇来的，还有许多福音派牧师、圣歌巡游吟唱者，以及马戏班艺人。布赖恩受到许多群众的致敬和热烈欢迎，他在发表演说时表示，要发起修改宪法的运动，以禁止在美国任何地方讲授进化论。审判长约翰·劳尔斯顿极力保持一种一本正经的样子，但是，在法庭为容纳大量听众不得不迁到一个空地以后，诉讼不久就沦为群众的杂技表演。劳尔斯顿拒不承认专家关于达尔文进化论的正确性的证词，审讯乃成为不可知论者达罗和原教旨主义布赖恩之间的一场唇枪舌战。布赖恩在归纳原教旨主义者的理论时说道：“这个国家的权力来自人民；假如大多数人民认为进化论破坏了宗教信仰并且威胁到基督教的话，那么，他们就有权要求对它加以取缔，或者至少使它局限在少数研究人员中间，他们可以把进化论当作尚未证实的一种学说来加以研究。”辩护人达罗并没有极力证明这一反进化论的法律与宪法相抵触，反之，他试图指出进化论与《圣经》的教义并不冲突。因这次审讯而引起的争执反映出南部农业地区的保守性，也证明了这个地区许多宗教领袖的无知和该地区在文化发展上的落后。
几天之后，法庭判定斯科普斯有罪。后来田纳西最高法院撤销了对他的少量罚款，但仍维持有罪的判决和该州的反进化论法律。不过，在法庭上，面对被告辩护律师达罗一连串有力的诘问，布赖恩对现代科学知识的无知便暴露无遗，他的论据前言不答后语，引起听众一阵阵的哄笑，身心交瘁的布赖恩在审讯没几天便突然死去。原教旨主义十字军既然失去了它的旗手，也就不再有先前那样大的号召力了。
要想使用强制手段来保全旧日美国种种社会准则的这种心理动机，还采取了一种更加丑恶得多的形式，即创建了所谓的新三K党。
它是在1915年由威廉·西蒙斯首创的。此人原是美以美教会的一位巡回布道牧师和历史教师，他于1915年秋天在靠近亚特兰大的石山上一个燃烧着的十字架下创立了这个组织，并以重建时期使南部处于恐慌之中的蒙面组织三K党为榜样。这年年底，西蒙斯已在佐治亚和亚拉巴马建立少数分会，但新三K党初起时发展缓慢，大概只有2，000名党徒，它一度面临着夭折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