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这事便传遍了全镇。因此，当我次日早上走过街道时，不断听到人们在谈论这件事。多数人责骂她，少数人则责骂他，但对皮果提先生和汉姆，人们所持的感情是一致的。无论什么人，都对被愁苦压着的他们怀着温存、体贴和尊敬。这两个人一大早在海滩上慢慢散步，出海的人见到他们都忙避开。人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同情地议论着。
在海滩上离海很近的地方，我看到了他们。他们仍像我昨晚离开他们时那样坐在那里，就算皮果提不告诉我，我也一眼就看出了他们彻夜未眠。他们看上去很疲乏，但是，他们都像大海那样深沉、坚定。
“我们已经，少爷，”我们3人默默走了一会后，皮果提先生对我说道，“把我们应做的和不应做的谈了很多，我们现在已看到我们应走的路了。”
我看了一眼正在眺望远处日光下的海面的汉姆，一种恐惧的想法油然而生。那脸上只有一种决心已定的表情，一旦他看到斯梯福兹，就会杀了他。“我在这儿的责任，”皮果提先生说道，“已经尽了。我要去找她，那永远是我的责任。”
我问他去什么地方找她时，他摇摇头，然后又问我今天是否去伦敦。我告诉他，由于想帮他点什么，我今天不打算去。“我要和你一起走，少爷，”他说道，“如果你觉得合适，那就明天吧。”我们又默默走了一会。“汉姆，”他又说道，“他要维持他目前的工作，和我妹妹一起生活下去。那边那条旧船……”“你要抛弃那条旧船吗，皮果提先生？”我轻轻插言道。
“我的愿望是，少爷，无论白天黑夜，酷暑严寒，那条船永远保持她记得的那个模样。每天晚上，一定会有蜡烛点在那个老玻璃窗前，和过去完全一样。一旦她看到它，它就像对她说，‘回来吧，我的孩子，回来吧！’”
他走在我们前头，离得很近，一连几分钟都在前面走着。在这段时间里，我又看了汉姆一眼，他脸上还是那表情，眼神依然呆呆地望着远处的日光。
我用唤醒睡着的人的声调唤了他名字两次，他才注意到我。他见我神色紧张，解释道：“你不用为我担心，我不过有点心烦意乱，好像什么都感觉不到了。”
我们不觉来到那条旧船前。高米芝太太不在她那专门的角落里拉长脸发愁，却在忙着做早餐。
她把早餐一一递给我们后就退到窗前，认真地把皮果提先生的一些旧衣衫补好并整整齐齐地叠放起来，放进一个水手用的油布包里，说道：
“无论什么季节，无论什么时刻，你知道，丹，我都在这里，事事按你的意愿办。我没什么学问，不过，你在外时，我要常常给你写信，把信寄到卫少爷那里转给你。也许你也会给我写信，把你那凄凉的旅途情形告诉我。”
“我怕你在这里会成一个孤独的女人了。”皮果提先生说道。“不，不，丹，”她答道，“我不会的。你不必牵挂我，我有许多事要做，要为你料理这个家，为任何一个回来的人料理这个家。天气好的时候，我要像过去那样坐在门口，如果有什么人会回来，他们总能看见对他们一片真心的孤老婆子。”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高米芝太太有了多大的变化！完全成了一个不同的女人了！她那么忘怀自己而关心别人的悲苦，使我对她产生了一种敬意。她似乎完全忘了她的不幸了，根本不再埋怨悲叹了，这也是她的一切变化中最令人吃惊的一点。整整一天里，一直到黄昏，我甚至都没发现她声音颤抖过，也不曾见她流过一滴眼泪。当皮果提先生精疲力竭地睡去时，她安安静静地坐在他旁边，于是一旦他睁开眼就能看到正在干活的她。晚间我离开时，就剩下她一人分担皮果提先生的痛苦。
早上，皮果提先生和我的老保姆来找我，我们早早到了马车售票处，高米芝太太和汉姆在那里为我们送行。
“卫少爷，”汉姆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道，“他的生活全破碎了。他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他前面会有什么！除非找到他要找的，否则他会漂泊到死。你会照料他吧，卫少爷？”
“相信我，我一定照料他的。”我握住汉姆的手说道。
“太好了，谢谢你，少爷。还有件事，你知道，我收入不低，现在又没有要开销的，钱对于我不再有什么用了。如果你能把钱用在他身上，我干起活来也有劲些。”
我提醒他说，皮果提先生从他刚去世的妹夫的遗产中得到一笔量不大却也固定的收入，但我仍答应照他说的办。于是，我们相互告别了。
汉姆很难过，高米芝太太则一面盯着坐在车顶上的皮果提先生，一面跟着马车沿街跑着，不时撞到迎面的行人。在去伦敦的路上，皮果提先生建议我们先去和斯梯福兹夫人见面。我怀着尽可能不伤害那位母亲感情的希望，当晚就给斯梯福兹夫人写了一封信。在指定的时间，我们来到那道门前。仆人出来开门，领我们进了客厅，斯梯福兹夫人已在那里了。
她背挺得笔直地坐在扶手椅里，神色庄严、坚定、沉着，仿佛对任何事都处之泰然的样子。皮果提先生站到她面前时，她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而他也目不转睛地盯着她。有那么一会，谁也没说话。最后她开口了。
“我知道你来这里所为何事，我对此很抱歉。你要我做什么呢？我应该做什么呢？”
斯梯福兹夫人告诉皮果提先生，对这件事她不作任何辩护和反驳，但是，她无论如何都不会承认爱米丽的身份，同意她同斯梯福兹结婚。并且，斯梯福兹夫人告诉我们，为了这件事，她不惜与斯梯福兹决裂。既然话不投机，我们便告辞了。
我们回到杂货店的小楼上，我把事情告诉皮果提。后来，皮果提先生起身，拿出他的油布包和粗手杖，把它们放到桌上。他收下他妹妹的一点现款，答应遇到什么事给我写信，于是他背起包，拿起手杖，向我们道别。他戴上帽子，走下了楼梯，我们把他送到门口。那是一个暖和干燥的黄昏，此时正是夕照如血、行人罕见。他在没有阳光的街角上独自转入一片如血的余晖中，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