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矮个儿，身高大约五英尺三英寸，身材丰满，圆溜溜的，深色的卷发，喜欢笑，胸很大。邮递员回忆说，当她从旧式酒桶里把淡啤酒泵出来时，那模样还是值得一看的。但拉金发现这个情况后气急败坏，他冲进来把她拉回家去了。不久，她就离他而去，或者说消失了。”
汉利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已经快到半夜了。他把一只手搭在这位年轻警长的肩上。
“现在很晚了，你回家去吧。明天早上把这些都写下来。”
夜晚，汉利的最后一位访客是侦缉督察，这个犯罪现场的调查员。
“清理完了，”他告诉汉利，“最后一块砖头也清走了，但有用的线索一点也没发现。”
“那就要靠那个可怜女人的尸体来告诉我们想要知道的其他情况了，”汉利说，“或者靠拉金本人。”
“他说了吗？”督察问道。
“还没有，”汉利说，“但他会说的。他们最后都会说的。”
侦缉督察回家去了。汉利打电话告诉妻子他今晚在局里过夜。刚过午夜时，他来到了楼下的囚室。老头醒着，坐在床边，一双眼睛凝视着对面的墙壁。汉利朝着陪同他的警官扬了扬脑袋，于是三人一起来到审讯室。那位警察坐到一个角落里，准备好笔记本。汉利面对着老头，向他宣读了警告：
“赫伯特·詹姆斯·拉金，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记录在案，并有可能被用作证词。”
然后，他在老头的对面坐下来。
“十五年了，拉金先生。与那样的东西一起生活了那么长时间。一九六三年八月，对吧？邻居们都记得，神父也记得，甚至连邮递员都记得。那么，你为什么不把这事告诉我呢？”
老头抬起眼皮，迎接汉利的盯视，然后低头去看桌子。他什么也没说。汉利坚持询问下去，直到天快亮。拉金似乎并不疲惫，虽然角落里的那个警察已经哈欠连天。拉金当过多年的守夜人，汉利想起来，他很可能在夜晚比在白天更有精神。
一抹灰色的亮光从结霜的审讯室窗玻璃透了进来。最后，他站了起来。
“随你便吧，”他说，“你可以不说，但你的妻子维奥莱特会说的。奇怪吗？十五年后，从墙壁后面的墓穴里说话。但再过几个小时，她会对法医说话的。她会说的。在解剖室里，她会告诉他，她身上发生了什么，是何时发生的，乃至是为什么而发生的。然后，我们再来这里，到时我就要起诉你了。”
虽然他不会轻易生气，但他还是被老头的沉默给激怒了。不是因为他说得少，而是因为他什么都没说。他只是用那种奇怪的眼神去迎视汉利。那是什么眼神？汉利问自己。惊恐？害怕他汉利？悔恨？嘲讽？不，不是嘲讽。这家伙马上就要完蛋了。
最后，他站起身来，用一只大手摸了一下脸上的胡子，回到办公室。拉金则被押回拘禁室。
汉利在椅子里睡了三个小时，脑袋后仰，两腿伸直，鼾声大作。八点钟，他起来，走到卫生间洗了把脸，刮了胡子。两个年轻的实习警察来上班时看到他八点半就到了，大为吃惊，赶紧小心翼翼地去忙自己的事。九点钟，他吃过早饭，像往常那样开始处理堆积如山的公文。九点三十分，梅奥路承包商的工头打来电话。汉利考虑着他的要求。
“好吧，”他最后说，“你们可以把那里围起来浇筑混凝土了。”
二十分钟后，麦卡锡教授打来电话。
“我已经把四肢都拉直了，”他欢快地说，“皮肤已经软化，可以动刀解剖了。我们正在排水干燥，再过一个小时我就可以开始。”
“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一份报告？”汉利问道。
“要看你指的是什么，”电话里的那个声音说，“正式报告要两三天时间。非正式的话，午饭后我就能告诉你一些，至少是死亡原因。我们已经确认了脖子周围的勒痕，是长统袜，就像我昨天猜的那样。”
这位法医答应，两点半时从一英里远的斯托尔大街停尸所到汉利的办公室来。
上午没什么人打扰，只有道金斯少校中午打来电话。
“运气不错，”他说，“在陆军部的档案室找到我的一个老朋友。他给了我优先照顾。”
“谢谢你，少校，”汉利说，“我在作记录，说吧。”
“情况不是很多，但肯定了我们昨天的猜想。”
是昨天少校自己的猜想，汉利心里说。殷勤的英国礼节让少校把这事儿归功于他们两个人。
“二等兵赫伯特·詹姆斯·拉金乘坐都柏林的渡轮，于一九四〇年十月抵达利物浦并志愿参军。在约克郡卡特里克兵营参加了基本训练后，转到国王重骑兵卫队。一九四一年三月乘坐运兵船被派去加入埃及的军团。然后，我们就明白了他为什么连下士都没有混上的原因。”
“是什么原因？”
“他被俘了。在隆美尔那年的秋季攻势中被德国人俘虏了。他在第三帝国东部的西里西亚战俘营当上了一名农场工人，在那儿度过了战争的剩余时间。一九四四年十月，他被苏联红军解放。一九四五年四月他被遣返，正好赶上五月份欧洲战事的结束。”
“有没有关于他婚姻情况的信息？”汉利问道。
“当然有，”道金斯少校说，“他是当兵时结的婚，所以，部队也有档案记录。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在北伦敦埃德蒙顿的圣玛丽救世主天主教堂结婚。新娘维奥莱特·玛丽·史密斯，旅馆服务员，当时她十七岁。你知道，他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光荣复员，留在埃德蒙顿当了一名仓库保管员，一直到一九五四年。这是部队当时了解到的他的最后地址。”
汉利向道金斯表达了深切的谢意，然后挂上电话。拉金娶那位十七岁姑娘的时候，已经是三十四岁快要三十五岁的年纪。当他们搬到梅奥路时，她可能只有二十六岁，活泼可爱，而他已经四十三岁，不那么有活力了。一九六三年八月她死去时，才三十五岁，风韵犹存，而且很可能相当性感；而他则已经五十二岁，变得乏味不堪，对别人也提不起兴趣。是的，这也许会出问题。他焦急地等待着麦卡锡教授的到来。
这位法医倒是说到做到。两点半时，他已经坐在了汉利对面的一把椅子上。他掏出烟斗，开始悠闲地装上烟丝。
“解剖室里不能抽烟，”他抱歉地说，“但烟味能盖住福尔马林味儿。你应该会喜欢的。”
他惬意地吐出一团烟雾。
“搞到了你要的情况，”麦卡锡教授轻松地说，“谋杀是毫无疑问的。用一只长筒袜以人力勒颈，导致窒息，并伴有休克。这里的舌骨，”教授指着自己下颚与喉结的部位，“有三处骨折。死亡之前，头部受过一记猛击，造成头皮破裂，但没有死。很可能是把受害人打晕了，然后又勒死了她。”
汉利身体往后一仰。“太好了，”他说，“死亡时间呢？”
“哦，”教授说，伸手去拿自己的公文包，“我给你带来一件小礼物。”他把手伸到包里，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张已经发黄褪色的旧报纸碎片，约有六英寸乘四英寸大小。
“受害者头皮的伤口肯定流了一点血。为避免弄脏地毯，凶手肯定是用报纸把头皮伤口包了起来。这无疑是在他砌假墙密室的时候干的。值得庆幸的是，可以看出这是从一张旧报纸上撕下来的，上面的日期依然可以辨认出来。”
汉利接过塑料袋，通过透明的薄膜，用台灯和放大镜来看这张新闻纸片。然后他坐直了身体。
“当然，这是从一张旧报纸上撕下来的。”他说。
“是啊，是很旧了。”麦卡锡说。
“是一份旧报纸。用来包住头上伤口的时候，已经是过期的旧报纸了。”汉利坚持说。
麦卡锡耸了耸肩。
“也许你是对的，”他表示同意，“这样的干尸，是无法判断其确切的死亡年份的，只能是合理地推定。”
汉利轻松了。
“我就是这个意思，”他宽慰地说，“拉金可能是随便抓来这张报纸，把它垫在抽屉或柜子里，留在那里多年没去动它。所以，报纸上的日期是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三日。”
“尸体也是那时候的，”麦卡锡说，“我认为死亡时间是在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五年之间。很可能与这张报纸上的日期只相差几个星期。”
汉利用一双眼睛瞪住了他，半天没有转动眼珠。“维奥莱特·玛丽·拉金夫人死于一九六三年八月。”他说。
麦卡锡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一边重新点燃烟斗。“我认为，”他温和地说，“我们在谈论的不是一码事。”
“我是在说停尸所的那具尸体。”汉利说。
“我也是啊。”麦卡锡说。
“拉金和他老婆是一九五四年从伦敦抵达这里的，”汉利缓慢地说，“他们买下梅奥路三十八号的房子，原先的房主和住户在头一年死了。拉金夫人被认为是在一九六三年八月丢下丈夫离家出走的。昨天在拆毁那座房子时，我们发现她的尸体被砌在一道假墙里面。”
“你并没有告诉我，拉金夫妇在那座房子里住了多长时间，”麦卡锡合理地指出，“你要我对一具干尸进行病理检验。这个我已经完成了。”
“但尸体已经干化了，”汉利坚持着，“在那样的情况下，死亡时间的范围肯定是很大的吧？”
“但不会有二十年。”麦卡锡平静地说，“那具尸体根本不可能活过一九四五年。内脏的检验是不容置疑的。当然，可以对袜子进行分析，还有报纸，但如你所说，那两件物品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已经是二十年以前的旧物，可是头发、指甲和内脏器官，这些是不会搞错的。”
汉利感觉像是大白天在做噩梦。在一九五一年英式橄榄球三连冠的最后一场比赛中，他使出浑身力量突破英格兰队的后卫，向着球门线冲去。就在他快要抵达时，球从他手中滑落了。他奋力去抓，但没能抓住……
他回过神来。
“除了年份，还有什么？”他问道，“这个女人矮矮的，大约五英尺三英寸？”
麦卡锡摇了摇头：“对不起，即使在一道砖墙后面过了三十五年，骨头也是不会改变长度的。她的个头在五英尺十英寸到十一英寸之间，瘦瘦高高的。”
“黑色卷发？”汉利问道。
“直发，姜色的，依然长在头上。”
“她死去的时候年龄在三十五岁左右？”
“不，”麦卡锡说，“她已经五十多岁了，而且生过孩子，是两个，我敢说，在生下第二个孩子后，还做过引产手术。”
“你的意思是说，”汉利问道，“从一九五四年起，他们一直坐在客厅里，与被砌在墙里的一具尸体只相距六英尺，直至维奥莱特·拉金出走，拉金独自度过最后的十五年？”
“肯定是的，”麦卡锡说，“在那样温暖的环境下，一具尸体很快就会干化。干化状态的尸体是不会散发异味的。假定她确实如我所认为的，在一九四三年被害，到一九五四年的时候，尸体早就与我们昨天发现她时完全一样了。那么，一九四三年的时候，你的那位拉金在什么地方？”
“在西里西亚的一个战俘营里。”汉利说。
“那样的话，”教授边说边站了起来，“他没有杀死这个女人，也没有把她砌在壁炉旁边的墙里面。那么，谁干的？”
汉利抓起内线电话拨通刑侦队，接听的是年轻的警长。
“一九五四年以前，”他故意问道，“梅奥路三十八号那个死掉的房主和住户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长官。”年轻人回答。
“他在那里住了多长时间？”
“我没有记录下来，长官。但我记得以前的住户在那里居住了三十年。他是一个鳏夫。”
“他当然是鳏夫了，”汉利厉声说，“他叫什么名字？”
一阵停顿。“我根本没有想到去问名字，长官。”
两个小时后，老头被释放了，他是从后门离开的，以防前面的门厅里有记者守候。这一次，没有警车，也没有陪同。他口袋里揣着一份民政局招待所的地址。他一句话也没说，拖着脚步走过人行道，走进钻石小区内的街道。
在梅奥路，环形栅栏的那个缺口——也就是原先房子所占的地方——已经合拢了，把整个停车场都围了起来。在这个范围内，原先房子和花园所在的位置，已被浇上一层平整的混凝土，等待着最后的干燥。渐浓的暮色中，那位工头和两名工人一起，在混凝土地面上走来走去。
工头不时地用钉有铁掌的靴子后跟跺着地面。
“肯定已经干了，”他说，“老板让今晚搞完，铺上沥青。”
在路对面的废墟里，有一堆篝火在燃烧着，最后一批栏杆、楼梯、屋架、天花板、橱柜、窗框、房门、残余的栅栏、旧茅坑和鸡窝，都被扔进了火堆里。但即使在火光下，工人也都没有注意到在栅栏外面凝视他们的那个老头的身影。
工头巡视完这片新浇筑的长方形混凝土地面，走到另一头去，到了原本是后栅栏的地方。他低头去看脚下。
“这是什么？”他问道，“这不是新的，这是旧的。”
他指的地方，是一块六英尺乘两英尺的混凝土板。
“这儿以前是鸡窝。”一个工人回答说，上午是他在手工浇筑混凝土。
“你没有在这上面浇上新的混凝土？”工头问道。
“我没有。再浇上去会使这块地方升高。如果我浇了，铺上沥青后，这里会鼓起一个大包的。”
“如果这里发生地面塌陷，老板就会让我们返工，而且要承担损失。”工头阴沉地说。他走过去几步，拿来一根沉重的铁棍。他把棍子高高举过头顶，向那块旧混凝土板重重地砸下去。铁棍弹了回来，工头哼了一声。
“好吧，是够结实的。”他承认说。他转向等待着的推土机，招了招手：“把这里填上，迈克尔。”
推土机的推铲降下来，挪到了冒着热气的沥青堆后，开始向这座发烫的小山推去。沥青堆就像一团又湿又软的糖浆，流向已经浇筑了混凝土的长方形地面。几分钟后，这块地面就已经由灰色变成黑色。随后，沥青被摊铺平整，等待推土机后面的压路机完成最后的工作。天空最后一抹亮光消失时，工人们纷纷回家去了，停车场工程终于完工了。
栅栏外面，老头转身拖着脚步走开了。他没有说话，什么也没有说，但他第一次露出微笑，这是一抹悠长、愉悦的微笑，是彻底轻松和宽慰的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