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现在红得一塌糊涂，各大城市的书报摊上，几乎都能看到他当封面的杂志。这难免让人想起当年他刚拍电影时，要找一部他的作品来看都是很困难的。他最早的电影甚至没钱做字幕，放映的时候自己蹲在旁边配音，因为片子里全是山西方言，大家听不懂。
从那个地步走到今天，其实时间并不长，可以说他崛起得非常快。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直能从他的电影中感受到一些很厚实的东西。这些东西从创作之初就是他电影的核心，那就是他对平民生活、个体生活的关注。
这一点在《贾想》这本书里也能表现出来。《贾想》是一本电影手记，大多是他对自己每一部电影的看法和描述，还有一些相关访谈。贾樟柯的文字相当好，难怪他说自己曾经想当个文学青年。我觉得他自己就是最好的影评人，几乎不需要别人再去解释他的作品了，他自己都写出来了。
书中一些细节相当有趣，比如2001年的一天，他在北京一个专卖盗版碟的店里瞎逛——那时候他的电影在外头还很难看见。这时候，突然听见店老板跟他说了一句：“有一个人叫假科长，拍了部戏叫《站台》，你要吗？”贾樟柯觉得太妙了，他也没揭穿，只是说：“有啊，那好，我也看看是怎么回事儿。”
贾樟柯早年是学美术的，据他说学美术其实一点都不浪漫，后来为了给自己找个出路，才去考电影学院。他说刚开始还觉得自己挺厉害，终于坚持着追求到了自己的理想，后来才发现，原来放弃理想比坚持理想还要难。
他永远记得身边那些在艺术道路上没有坚持下来而中途离开的朋友：“……要么是因为父亲忽然去世，家里需要个男的干活，或者是家里供不起了，不想再花家里的钱，总之每个人都有自己非常具体的原因，都要承担生命的一种责任，一种对别人的责任，因而放弃了理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所谓坚持理想的人，其实付出的反而要比他们少，因为他们承担了非常庸常、日复一日的生活，他们知道放弃理想的结果是什么，但他们放弃了，县城里的生活今天和明天没有区别。”
所以他的电影一直在关注这些所谓的平常人，他能够在他们身上看到力量：“我要拍的就是这样一些在县城里面，日子永恒不变的庸常人的生活，这种人的生活就是有力量的生活。”相比之下，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电影导演反而是幸福和轻松的。
这种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在过去的中国电影里其实也很常见，但不知道为什么，这种传统现在忽然断掉了。很多导演更喜欢拍所谓的大片，而在贾樟柯看来，那种场面宏大奇幻、杀来杀去、飞来飞去的东西远不如杨德昌和侯孝贤所拍摄的。
“其实以前中国电影不是这样的，像袁牧之的《马路天使》，被人认为是左翼电影，可是它取得的成就是呈现1949年之后逐渐被消灭、逐渐被淡忘、逐渐被遗忘的传统，那是对市井生活的熟悉和活泼表现。在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些歌手跟鼓手，看到重要的人际关系，在市井的巷陌里面他们怎么样生存。然而这些东西在后来的中国电影里面却被淡淡丢掉了，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拍一些宏大的、集体的东西，完全没有了个人生活。”
他一再强调“个人生活”，觉得这种关于个人生活的电影，不管拍的是哪个地方的人，一样会使人感动。他说自己上学的时候看过侯孝贤的《风柜来的人》，影片明明拍的是七八十年代台湾澎湖一帮小混混的故事，却一样让他感动。
我们现在要拍出一个人的真实生活，到底面对着什么困难呢？
关于这个问题，贾樟柯在《我不诗化自己的经历》里做了一个解答。他说有一回在咖啡店等人，忽然隔壁来了一桌人，坐定之后开始大谈电影，“其中一个老兄是老大，说话像牧师，句句如真理，谈到人名的时候都不带姓，比如把陈凯歌叫凯歌，把张艺谋叫老谋子，让周围四座肃然起敬，然后他就说：‘时下那帮年轻人不行，一点苦都没吃过，什么事儿都没经过，能拍出什么好电影呢？’接下来他开始大谈凯歌插队如何如何苦，老谋子要卖血才能拍片，好像只有这样的经历才叫经历，他们吃过的苦才叫苦。”
于是贾樟柯说：“我们文化里面有这样一种对苦难的崇拜，而且似乎这是获得话语权力的资本，因此有人便习惯性地要去占有苦难，认为自己的经历才算苦难，而别人的、下一代的经历又算什么呢？苦难成了一种霸权，因此形成一种价值判断。”
“在我们的文化里，总有人喜欢将自己的生活经历诗化，为自己创造很多传奇，好像平淡的世俗生活容不下这些大仙，一定要吃大苦受大难经历曲折离奇才算阅尽人间世事。”他特别反对这种做法，一直强调要拍出那种无风无浪、庸庸碌碌的人生，而这一点正是我们在他历年来的电影里经常看到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