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民间学者傅国涌先生著的《笔底波澜》，是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次细致梳理。傅先生是一位在杭州闭门读书，做研究、写文章的民间学者。虽然身不在庙堂，没有在大学谋得一官半职，却是一个地地道道做学问的学者，一个有良心的学者。他一方面很勤劳地著书，发表文章，另一方面潜心于研究问题。近代中国言论史，就是一部几代知识分子以笔为枪抵抗强权的历史。
沈荩、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以及那些连名字都已湮没无闻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斑斑血迹使一部近代言论史总是笼罩着一种悲怆的气氛。但怀抱言论报国理想的知识分子始终没有停下手中的笔。从19世纪70年代起，王韬、梁启超、鲁迅、胡适、邹韬奋、张季鸾、王芸生、傅斯年……他们用笔呼吸，以笔抗争，一次次掀起“笔底波澜”，书写了言论史上一个个有声有色的时代篇章。这几年他很关心近一百年中国言论史的变化，这本《笔底波澜》就是他的研究笔记。
一百多年前，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传媒人怎样把“传媒要说真话”这个概念带到中国并得以巩固下来？这里影响最大的人物是王韬，他是香港人的骄傲。
1874年2月4日，王韬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循环日报》不是第一份用中文出版印刷的报纸，却是第一份办得成功的中文报纸。王韬办《循环日报》是以英国《泰晤士报》为效仿对象，努力形成公正的舆论。十年间，他发表了近千篇评论，经常被同时代的报纸转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二个影响最大的人物是梁启超，梁启超一个人的笔影响了一个时代的舆论倾向。他自己办报纸，最有名的是1896年创办的《时务报》，他还发表过一篇文章《论报馆万有益于国是》，认为办报馆是对国家有利益的。报纸等于象耳目喉舌，具有“去塞求通”的功能，有了报纸，“待以岁月，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
他在报纸上面洋洋洒洒地写评论文章，为什么那么多人偏偏就喜欢看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说出了老百姓想说的话。他很懂得了解时代的民情，当一个时代到了关键时刻，很多东西要变化，谁能够把握那种求变的情绪并能用精妙的文字表达出来那就成功了，梁启超正是如此。
1909年，一代书法大家于右任先生办过一份报纸，叫《民呼日报》。他说：“夫报馆者，固平民之代表也。《民呼日报》者，炎黄子孙之人权宣言书也，有世界而后有人民，有人民而后有政府；政府有保护人民之责，人民亦有监督政府之权。政府而不能保护其人民，则政府之资格失；人民而不能监督政府者，则人民之权利亡。”
晚清对于舆论有很多压制，但是一代又一代的传媒人起来奋不顾身反抗。到了军阀割据时期，大家日子过得更不好了。1921年的时候，中华全国报界联合会第三届大会致信给******，通令全国所有报章一起来捍卫言论自由。怎样捍卫呢？根据临时政府的约法，人民是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的，北洋政府颁布了这些法，其实是限制上述自由的。于是当时全国报界联合会就呼吁大家联合抵制政府、批评政府。最后《大公报》出场了，这大概是现代中国史上最伟大的一份报纸。大公报有四不原则：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不党，就是不偏向任何一个党派；不卖，就是不卖任何人情，更不接受任何商业利益；不私，不以报纸这个公信为私人用途，满足私人的欲望；不盲，就是不盲目跟随潮流。要做到这四点，实在不容易。到现在已经是一百年，我们中国做传媒的人，有谁能认真想一想，有多少次、多少个人做到了呢？
第二十章《The Companion Species Manifesto》——对动物的溺爱折射了对人类世界的失望
可能迟早有一天我会吃素，因为我发现自己对动物的感情好像越来越深也越来越广泛了。已经到达一个什么地步呢？比如夏天我家里面有很多蚊子进来，明明咬得我满身都是包，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舍不得打它们。有时候吃东西，不小心弄了些碎屑留在餐桌上，看到一群蚂蚁来搬，我也不会把它们赶走，就静静地在那儿看着它们，直到它们把要搬的东西全部拿光为止。我们对动物的这种感情，甚至溺爱，是不是反过来说明了我们对人类世界的失望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是否表示我们对动物的感情其实只是一种投射，与这些动物本身无关？不止如此，甚至我们对动物的这种单方面的感情投射以及沉溺，更能够说明我们仍然活在一个以我为本、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里面。关于这一点，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The Companion Species Manifesto这本书，作者是Donna Haraway（堂娜·哈拉维）。
哈拉维这个人说起来很特别，她是美国非常有名的女性主义学者，而且是很极端很激进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她的专业是做科学研究的。这个科学研究不是说她从事任何的科学研究工作，而是研究科学这门学问。这是在最近十几年相当红的一门新学科，研究的是各种自然科学的基本假设，有点儿介乎科学史跟科学哲学的一个交汇。但同时，她也挑战很多我们人关于自然世界的种种假想跟看法，这本书就是一个典型。书名The Companion Species Manifesto的意思是伙伴种类、伙伴物种宣言。请注意这个The Companion，它不叫宠物宣言，而是物种，什么叫“伙伴物种宣言”？
她要写一本小册子出来，宣告发起一个运动，让大家正视我们人类生活、人类历史上有这么一些东西是跟我们共生共存，一直繁衍到今天的，就叫做“伙伴物种”。这个伙知伴物种宣言已经不是哈拉维的第一本宣言了。她曾经有过客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人工智能机器人》，后来被收录入她的一本很经典的论文集。今天我们很多人谈人机混合的概念其实都是来自这篇文章。什么是“人机混合”？想想未来的人类身上有很多非碳水化合物的东西，可能是一种晶片生命，比如人工大脑、人工手臂、人工眼，然而当各种人造机件跟人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还算是人吗？她在先前那篇文章里讲的就是我们谈净化，不能只是看生物，机件也在净化，人跟机件已经合并起来共同进化，成为一种崭新的物种。
在这本The Companion Species Manifesto里，她谈的是另一个大问题。我们过去有一种想法，觉得动物是早已经存在于自然界的，而人跟它的关系是先有了动物，然后双方建立起关系。但是哈拉维这个激进的学者有一个非常不同的理解，她认为任何物种、任何动物都不是先于人类跟它的关系而存在的，而是先有了这个关系，人类和物种才彼此确认、彼此存在的。听起来很复杂，我用一个很粗暴的讲法就是“是因为有了人才有了狗，同时，也是因为有了狗才有了人类”，这个说法是不是很夸张？但现在已经有很多科学史指出，人之所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甚至人能够说话都是拜狗所赐。不是跟狗学的，而是人类开始养了狗之后，狗使人晚上睡觉的时候少了很多警戒，于是人就比较有机会去发展人体其他机能，因此别的方面的器官得以演化，包括我们的语言系统。所以你可以说人是养了狗之后才有现在这么发达的语言能力的。同样的，我们看看各种各样不同的狗，包括各类名犬，它们都不是天生这样，也是被人养出来的。所以以狗为例，从自然史的角度看，狗跟人是彼此形成的这样一种伙伴物种关系。而这个关系里面又不止一种关系，还有很多种关系。比如以前美国军队用狗去越南进行残酷的战争；当年的欧洲人在美洲大陆用狗去猎捕印第安人。狗可以是人的凶器，可以是人的食物，当然，狗也可以是人的宠物、人的伙伴。在人与动物的种种关系里面，哪一种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呢？哈拉维认为这是不能够决定的。不同的关系决定了我们怎么看待动物。当人把狗看成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开始溺爱它的时候，这个关系就变成主人跟宠物的关系。久而久之，这个关系甚至垄断了我们人类对于狗的一切想象，觉得人除了把狗当宠物养之外任何别的关系都是不应该存知在的。让它当警犬还勉强可以，当军犬或许也可以，但要客吃则是万万不行的，即便是拿来当军犬，现在也有很多动物保护团体认为这是很不人道的。哈拉维提出人跟狗的关系应该是更开放的，不能够只被一种关系所垄断。我们常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以为把狗好好地养起来，照顾好，对狗而言就是最好的状态了，其实这也只是一种人类自我中心的投射和想法而已。就拿城市的流浪犬为例，我们看到流浪犬就觉得不对劲，要赶尽杀绝，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假设：狗首先是“宠物”，狗不应该“流浪”，所以才有“流浪犬”这个说法。但是我们有没有放开点儿想想，狗跟人是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城市所在的地理空间是各种动物分享的，凭什么我们把所有不是被人圈养的、不是围在围栏里的动物都叫做“流浪动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