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即位之始就大力对强藩巨镇进行斗争，企图恢复中央集权。从元和元年（806）到元和七年，朝廷先后讨平西川节度使刘璟、夏绥节度留后杨惠琳、镇海节度使李軏迫使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归命，在成德镇自立的王承宗也输贡赋、请官吏。宪宗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平定淮西。元和九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随即发动叛乱。宪宗发宣武等十六道兵讨伐，经过长期的战争，最后李恕于元和十二年攻破蔡州城（今河南汝南），生擒吴元济，平定了淮西。在这次胜利的影响下，很多藩镇相继归命，后又平定了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宪宗虽然能够平定部分藩镇的叛乱，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产生割据的根源，因而取得的成就并不巩固。元和十五年宪宗去世后，短短的两年中，卢龙、成德、魏博、淄青、泽潞、徐泗、汴宋、浙西等镇又纷纷发生变乱或不禀朝命。
泽潞节度使刘从谏与朝廷素相猜恨。会昌三年（843）从谏卒，侄刘稹请为留后，武宗采纳宰相李德裕建议，发兵进讨。战事进行了一年多，刘稹为部将郭谊所杀，朝廷平定了泽潞。武宗以后，中央再也无力与藩镇进行较量，藩镇内部骄兵逐帅日见频繁，抵消了不少力量，双方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未再发生重大的战争。
唐朝后期，藩镇战争连年不断，朝廷每次镇压藩镇的战争都意味着一批新的割据势力又在酝酿之中，藩帅割据不能消除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得到本镇骄兵的支持。这种兵士全家老小随身，兵饷衣粮只供本人消费，家属妻子多赖赏赉为生。节度使对他们厚赏丰赐，他们就拥护爱戴，成为其进行割据叛乱的工具节度使对他们刻薄衣粮，骄兵就起而逐帅杀将，因而形成了“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现象。
连绵不断的、此起彼伏的藩镇战争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一次大的战乱之后，黄河流域往往出现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的惨状。唐代后期朝廷与藩镇各自扩大自己的兵力。唐宪宗元和中，朝廷直接控制的地区平均以两户资一兵，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节度使在本镇勾结豪强地主对人民进行横暴的统治，战争和重敛使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宦官专权 唐朝后期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宦官猖獗，专擅朝柄。从唐玄宗晚年重用高力士开始，宦官逐渐参政。但宦官的进一步猖獗和擅弄威权，还是安史之乱以后的事。代宗即位于非常时期。宦官李辅国有拥立之功，因此深受重用，御前符印军号都委交他处理。后来，辅国甚至对代宗说：“大家（指皇帝）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代宗时程元振、鱼朝恩先后****禁军，权势很大。四王二帝之乱的过程中，德宗由长安外逃，禁军都召集不起来，仅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及亲王左右从驾逃难。因此，德宗还京师后把神策军交给宦官统领。贞元十二年（796），窦、霍二人分任左右神策护军中尉。至此，宦官掌握禁军成为定制。当时的北衙六军已经名存实亡，神策军是中央唯一的一支有较强战斗力的军队，所以宦官掌握这支军队后实际上掌握了京师的全部军力，如虎添翼，不可一世。代宗时，始用宦官于内廷知枢密，参与机要。宪宗时正式设枢密使，由宦官担任，中书、门下的权力亦受侵夺。皇帝深感握重兵的军将及藩帅难于控制，往往以宦官为监军使，分赴各地进行监督。凡此种种，皆使宦官集团在全国形成一股政治势力，干预国家的军政大事。尤其是中央的宦官更是大权在握，发展到最厉害的时候，立君、弑君、废君如同儿戏。唐代自宪宗起，有八个皇帝是由宦官拥立的。宪宗与敬宗皆死于宦官之手。宦官进退朝臣、任命节帅就更是司空见惯的事了。
宦官得势不仅浊乱朝政，而且对社会生活也产生了恶劣的影响。长安一带的甲舍、名园、上腴之田，为宦官占有的，近半京畿，因而大大激化了阶级矛盾。宦官专权是皇帝腐化的产物，但它又反转来进一步加重这种腐化。唐文宗时的宦官仇士良就公然对其同伙说，天子如果“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事”，“吾属”就不免恩薄权轻了。最好是以声色狗马蛊惑皇帝之心，使他不了解朝政，这样就可以“万机在我”，稳享“恩泽权力”了。宫中由宦官主管的五坊是专门为皇帝饲养雕、鹘、鹞、鹰、狗等，以供皇帝玩乐的。为捕获这些珍禽异兽， “五坊小儿”四出骚扰百姓，甚至借机敲诈。宦官至长安两市替宫中购买用物称作“宫市”，实际是购买其名，豪夺其实，往往只用值百钱的代价就强买人家值数千钱的东西，而且还要另索“脚价（钱）”。这些恶棍被称作“白望”。这些情况虽仅见于顺宗时的记载，但实际上普遍存在于唐代后期。
反宦官的斗争 宦官集团的猖獗和专擅，引起了皇帝和朝臣的不满。所以唐中叶以后，不仅宦官和朝臣间的南衙北司之争经常发生，有的皇帝还和朝臣一起企图剪除这一恶势力，因而唐代后期爆发过几次反宦官的大斗争。
第一次重大事件是王叔文集团的革新。唐顺宗李诵为太子时，早已有意改变宦官专擅的政局，并且十分信任翰林待诏王叔文、王任两人。贞元二十一年（805）德宗去世，顺宗即位，遂任用王叔文、王任及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着手进行革新，斗争矛盾首先直指宦官集团。朝廷宣布罢官市和五坊小儿，停十九名宦官的俸钱，尤其是任朝臣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企图以此削弱宦官的兵权。此外，顺宗和革新派还罢免贪官京兆尹李实，蠲免苛杂，停止财政上的“进奉”。这些改革都具有进步性，但引起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及与之相勾结的藩帅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和河东节度使严绶等人的强烈反对。最后，俱文珍发动政变。幽禁顺宗，拥立太子李纯，大肆打击和贬降革新派人物。王叔文被贬后赐死，王伍外贬后不久也病死，其余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及韦执谊八人均被贬为外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改革历时一百余日，以失败而结束。
第二次反宦官的重大斗争是甘露之变。唐文宗即位后，深以宦官专权为患感到谋杀宪宗、敬宗的宦官犹有在左右者，决心加以剪除。当时神策中尉王守澄尤其专横，招权纳贿，皇帝对他无可奈何。文宗曾与宰相宋申锡谋诛宦官，不料事泄失败。此后，宦官更加骄横，文宗感到忍无可忍，于是提拔李训、郑注为翰林侍讲学士，常与两人密谋清除宦官势力。大和九年（835）李训以郑注出任凤翔节度使，企图内外配合，发动事变。不久，李训拜相。这年初冬，文宗诛杀王守澄，消灭了弑宪宗的最后一个逆党。在李训的策划下，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在紫宸殿朝会，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伪奏左金吾仗院内的石榴树夜有甘露，百官称贺，文宗遣宦官仇士良、鱼志弘（一作鱼弘志）等前往验看。李训预先已伏兵该处，谋乘机诛杀宦官，不料为仇、鱼等发觉，宦官因强拥皇帝退往后宫，并与朝官展开搏斗。大臣李训、郑注、王涯、贾瘺、舒元舆等均全家被杀，其余死者不可胜计。斗争结果，朝官惨败，宦官全胜。这次事件在历史上称作“甘露之变”。
唐末农民起义和唐朝的灭亡
阶级矛盾的激化 唐朝后期正值土地制度发生剧变的阶段，土地兼并空前严重，大土地所有制恶性发展，贫富不均成为阶级矛盾趋向极度尖锐化的总根源。
强藩巨镇遍布各地，藩镇战争连年不绝，不但在战火中生灵涂炭，庐舍为墟，即使在和平的年代，也由于大量养兵而增加了人民的负担。节度使对本辖区的人民则施以“繁刑暴赋”，肆意压榨。
土地和财富的集中使地主阶级趋向奢靡腐化，从皇帝到各级官吏的荒淫纵侈更属惊人。唐懿宗不但亲迎佛骨，大造浮屠、宝帐和幡盖，而且为其女同昌公主的婚事大肆铺张。宰相路岩的亲吏边咸，其家财据说可供全国两年的军费开支。
唐王朝为增加财政收入，垄断食盐贸易，严禁私人贩运，违者治罪，对武装反抗的私盐贩处以死刑。但由于盐价过高，私运有利，实际上武装贩盐的商人大有人在，他们具有同官军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唐朝后期盐价逐渐提高达几十倍，广大群众困于高估，有的只好“淡食”。
农民在土地兼并、赋税繁重的情况下无以为生，纷纷背井离乡，转化成逃户。统治者把逃户的课役分摊给邻伍负担，这种办法叫做“摊逃”。进行“摊逃”的结果大大加重了未逃户的负担，迫使他们也先后成为逃户。这种情况虽然在唐朝前期就已经存在，但到中叶以后日益严重。逃户的增加为农民的武装斗争准备了群众基础，所以，唐朝末年出现了“所在群盗，半是逃户”的状况。
唐文宗时应贤良方正科的刘篛，在对策中指出了“官乱人贫，盗贼并起，土崩之势，忧在旦夕”的严重局面。唐僖宗时翰林学士刘允章在《直谏书》中进一步罗列了农民的“八苦”，描绘了他们“冻无衣，饥无食”的悲惨遭遇，说明广大劳动人民再也无法照旧生活下去了。
裘甫起义和庞勋起义 东南一带素来阶级矛盾就比较尖锐，早在安史之乱行将结束之际，就爆发过浙东袁晁起义和宣歙方清、陈庄起义。唐朝后期，中央的财政主要依靠搜刮东南各道，当地农民遭受的苦难特别深重。于是，在唐宜宗大中十三年（859）终于爆发了裘甫领导的浙东农民起义。
裘甫发动起义后连续攻克象山、剡县（今浙江嵊县）等地，农民纷纷参加起义，义军很快就扩充到三万人。裘甫遂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建元“罗平”，铸印曰“天平”。义军向各地积极进军，先后克唐兴（今浙江天台）、焚上虞、入余姚，然后东下慈溪，南克奉化，攻占宁海，并重新分兵围攻象山。
唐朝的浙东观察使郑祗德连吃败仗，朝廷知道他本性“懦怯”，乃改派王式前往镇压起义。消息传来，义军内部就如何应敌的问题发生了争议，裘甫犹豫不决，未能制定任何作战方略，因而错过了时机。王式率唐军赶到后，义军立即陷于被动，连遭创败。唐懿宗咸通元年（860）夏，裘甫被围困于剡县城内，与唐军展开了最后的决战。义军主动出击，三日内凡八十三战，妇女亦组成女军登城参战。裘甫知寡不敌众，不宜久守孤城，遂乘夜出城突围，不幸中伏牺牲，起义失败。
唐朝与南诏虽有经济、文化交流，但有时亦难免发生战争。为了加强南方边备，统治者曾调徐州士卒三千人戍守岭南，分其中八百人驻守桂州（今广西桂林）。至咸通九年，戍卒因不满超期戍边，遂拥立粮料判官庞勋为都将，擅自卷旗北归。他们回到徐州城下，因惧怕自投罗网，欲胁迫朝廷任命庞勋为节度使。唐朝徐泗观察使崔彦曾于是先发制人，主动派兵出战，正式开启战端。
庞勋避开敌人主力，南向攻克宿州不久又攻占彭城（徐州治所），俘虏了崔彦曾。在作战过程中，农民纷纷加入这支军队，使之很快就壮大到万人以上，兵变于是发展成为起义。此后义军攻泗州（今江苏泗洪东南）、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克滁州、和州，向北攻沂州（今山东临沂）、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海州镇），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这时，庞勋“自谓无敌于天下”，滋长着骄傲情绪，而且始终念念不忘向朝廷邀求节钺，对统治者存有幻想，往往坐失良机。这些因素使义军逐渐由主动变为被动，连吃败仗。在形势日趋不利的时候，又发生了宿州守将张玄稔叛变降敌的事件。不久，唐大将康承训占领了徐州，并分兵西追庞勋。咸通十年九月，庞勋在撤往蕲州途中被唐军追上，战牺牲，起义被扑灭。
黄巢、王仙芝领导的农民战争 咸通十四年（873）懿宗去世，太子李即位，是为僖宗，改名儇。僖宗终日猎游嬉，朝政日非。黄河中游天灾严重广大农民卖妻鬻子，无以为生。农民抗遍于各地，大起义爆发的条件终于成熟。
王仙芝和黄巢是唐末农民战争的动者和领导者。两人原来都贩私盐，贯与官军为敌，具有武装斗争的经验。唐僖宗乾符二年（875），濮州（今山东鄄城北）人王仙芝与尚让、尚君长等首先在长垣发动起义，发布檄文指责唐政权“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义军先后攻克濮州、曹州。冤句（今山东曹县西北）人黄巢亦于同年以数千人起义，响应王仙芝。两支义军会合在一起壮大了声势，困于重敛的农民争先恐后归附者凡数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