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晋绥军新二师师长金宪章其人，倒是一个曾经有过历史亮点的行伍人物。
早在“七七事变”之前，他就曾受当时的绥远省国民党政府主席傅作义抗日大举的感召，率本部数千伪军反正起义，为推动绥远抗战作出过积极贡献。抗战全面爆发后，被国民党政府按师级战斗序列编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麾下，并仍辖于二战区北路前敌总司令傅作义的指挥。可惜，随着时局的动荡，金宪章也跟着他的主子转变了方向，跑到了抗日的最前沿，自残手足，打开了共产党八路军。
金宪章也太小瞧八路军了。以他一贯的想法，吃小米、扛步枪、穿土布的“土八路”是完全不堪一击的。所以，进入漳源之初，他并没有急着去打八路军，而是先急匆匆地派他的参谋进了琵琶窑。
还是在两年半之前，在二战区召开的一次国民党高级军官会议上，时任国民党中央军九十四师师长的朱怀冰，曾拿着一张天津出版的登有漳源大龙骨影印件的《津门时报》，与几个国民党军官谈起漳源大龙骨的事情。
金宪章和当时在场的许多人一样，对这龙骨的玄妙自然也并不了解多少，但仅凭朱怀冰对大龙骨得而复失的那份惋惜之情，他就觉得有朝一日踏上漳源之地，他就一定要设法得到这只大龙骨。以他的精明，断定如果要是将这只大龙骨孝敬到阎长官，甚至是老蒋跟前，一定是比那些什么的金条呀、银元之类的黄白之物顶事得多。这种心理也可以说是当时在场的大多数人的心理。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事隔两年之久，这份好运一下子就降到了他的头上了。他和那个朱怀冰，除过有着一样的专爱和共产党八路军搞摩擦的“爱好”之外，竟然也一样得到了一个接近大龙骨的好机会。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他的侦察人员很快就探得当年登了报的那只大龙骨，还原原本本地封存在深山老林里琵琶窑的土匪窝里。刚开始，他还以为扛上一挺机关枪，朝着那土匪窝里扫上一梭子，那些土匪就会乖乖地交出那只大龙骨了。但几经侦察，才知道琵琶窑这险要之地，根本不是他新二师可以轻易啃得下来的。所以，就想下了一条智取的妙招。但出乎意料的是，智取也没成功，堂堂国军一个少校参谋的命，只换得了一无用处的一节硬邦邦的石头。还好，大事没耽搁，石会关下给共产党小试牛刀，就截获了上万斤粮草……
金宪章一边用一枚尖尖的酸枣刺剔着渗在老黄牙里的碎肉丝，一边东一头西一头地胡思乱想着。算了，姑且先放下那大龙骨的事，办完正事再说吧。看看门外，天已黑下来，便喊来传令兵，命令部队立即拔营，连夜向堡下方向进发。按原定的作战计划，他今天晚上要把堡下拿下。
临出门，金宪章将棉大衣又往身上紧紧地裹了一圈，将毛茸茸的狗皮毛领直直地竖了起来，回头看一眼这所他住了两个晚上的土房子，这才提着马鞭出了院子里。大门外，卫士们早已将他的坐骑备好了。
太行山上的农历二月毕竟还十分寒冷，但骑在马上的金宪章感觉到的只有暖洋洋的得意：哼，再过几个小时，堡下的太行二地委就全他妈的完蛋了。
兵书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金宪章恰恰是既不知己，更不知彼。或者换句话说，他在过分轻敌的同时，又过分地高估了自己这支部队的战斗力了。这也说明，当初靠在绥远跟着土匪头子王英打家劫舍起家而穿上军服的金宪章，只能算个会玩枪的人，而不能算是个懂玩枪的人。也就是说，他还只是半个军人。
夜色茫茫，只有野外尚未消融的积雪，在泛着柔弱的亮光。金宪章骑在马上，摇摇晃晃地走着，像是在借着行军的空当打瞌睡，又像是在盘算接下来的仗怎么打。他的身边，则前呼后拥地簇拥着十二个同样骑着马的贴身卫士。这支卫队大多是当初和他一起落草的弟兄，所以，不管到哪里，他总是把他们紧紧带在身边，不离左右。相比之下，这些卫士倒比他们的主子精神许多，一边执辔前行，一边手按枪套，警惕地四下睃巡。只可惜，这样的士兵在这支部队里是少之又少的。
由于队伍庞大，前队已从青峪村走出五六里之遥，后队还在赵王村刚刚拔脚，首尾拖沓，三五成群，零落而行，前后竟达十多里之长。
其实，就连老百姓都知道金宪章的新二师是豆腐兵，不经打，并称这支部队是“三多一少”，即当官的多，抽大烟的多，带女人的多，真正能扛枪打仗的人少。金宪章的师部在赵王村一带仅住了两宿，就花天酒地抽着大烟整整地赌了两天。据说，至今在漳源北川一带颇为盛行的“押宝”之赌，即为当年新二师之遗风。只是翔实与否，尚待进一步考证。此为闲话，就此打住。
按金宪章的部署，此次奔袭堡下，当属秘密行动，且以一师数千人众之重兵，围歼区区一地委机关，还不是一蹴而就的一个简单事情？但他的部下却将“秘密”二字给当屁放了，一上路，干脆连枪支弹药也绑到骡马背上，腾出来的手和没事干的嘴，便正好用来和身边带着的女人们打情骂俏。
其实，倒也用不着他们用这样的动静来道明此行的诡秘。就在那十多个八路军押粮战士和老乡惨死在石会关的当天夜里，早已忍无可忍的八路军和游击队，就已经将一只硕大的口袋，悄悄地为这伙亡命之徒张开了。
峡口是漳源北川通往漳源城的最后一道隘口。此处两山对峙，中有浊漳河水滔滔东流。河之北岸，为峭壁悬崖，无路可寻。后赵石勒时期，曾于绝壁之上凿石楔木而修栈道。直至明天启年间，邑人板坡村李恒发慷慨献资，在浊漳河之上筑起秀英桥，又于北岸绝壁之下积土聚石成路，栈道方休。时至今日，仍有石栈道村名相留于此。
河之南岸，于高山之下仅有一丈余宽的窄路与秀英古桥相通。此处自古亦为兵家纷争之地，而且也是常引文人骚客扼腕遣情之处。金代大诗人元好问，曾于此留下《榆社峡口村早发》的佳篇，至今仍为乡人吟诵传唱：
瘦马长途懒著鞭，客怀牢落五更天。
几时不属鸡声管，睡彻东窗日影偏。
诗人的思维应该是很睿智的，但他绝没有想到，在长达七百年之后，在这峡口之狭路之上，又走来一位与他有着同样困顿心情的“懒著鞭”者。但他留给这里的不是诗名，而只能是骂名，千古骂名。
就在此时，尚在马背上做着美梦的金宪章，忽听耳畔鸽哨般的一声尖啸，待他睁开眼睛，却已见天空清亮的晨曦中，已冉冉升腾着三枚暗红色的信号弹。金宪章心知不好，刚想喊叫传令兵，却不防“噼里啪啪”、“轰隆嗡咚”，两侧山上的步枪、机枪、手榴弹、迫击炮，已如疾风暴雨一般打下来了。“哄——”新二师一下子溃不成军，有的抱头鼠窜，夺路而逃，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有的就地趴下，屁股朝天嘴啃地，生怕子弹找见脑门子；有的慌里慌张从骡马背上取下枪来，只胡乱打了几下，便也赶紧自找活路去了。更有意思的是那些随军女眷们，一见子弹乱飞，硝烟四起，早已哭着喊着蹲在雪地里，吓得又屙又尿抖成了一团。
太阳缓缓升起，金色的阳光照耀着冰清玉洁的浊漳河，照耀着巍峨的峡口山。山巅之上，陈赓和李德生手举望远镜，居高而站，须臾，又相视一笑。
“可以开始了！”陈赓用手猛力朝山下一挥。
“冲锋！”李德生干脆利落。
“哩哒哒哒哩哒哒……”冲锋号骤然而起。
“冲啊——”八路军战士、游击队员，从山坡上海潮一般喝喊着冲了下来。
战斗进行得很顺利，晋绥军新编第二师，在不到半个钟头的时间里，除金宪章和他的卫队等少数人马侥幸逃脱外，几乎被打得全军覆没。
历史已经注定，任何与人民为敌的人，是迟早都逃脱不过人民的惩罚的。一年之后，金宪章终在河北郜城县被平汉游击支队生擒活捉。
漳源的峡口战役之后，狡诈多变的阎锡山命令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与日本驻山西派遣军参谋长田边盛武等公然签订《汾阳协定》，由联共抗日转到联日反共。同时，又把玩开了他的“中的哲学”，既摆出随时降日的姿态，又迟迟不履行《汾阳协定》中让权于日本的诸项内容。于是，在这一时期的山西，便出现了一个极其微妙的政治格局，远在陪都重庆的蒋介石是怕阎降日，而增加了对他的支持；共产党是为了使阎继续留在抗日营垒里，减少了对他的压力；日军则为了诱其尽快就范，也停止了对他的进攻。至此，阎锡山三窟已就，得以苟安于晋西南黄河两岸之一隅。直到日本投降，方再度神武英猛，领兵直驱太原，与共产党摆开纷争三晋的架势。三年后，这个独霸山西政坛长达三十八年之久的“不倒翁”，终于在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中溜往南京。不久，又随老蒋逃向台湾。公元一九六零年初夏，念念不忘“光复大陆”的阎锡山，在抱着对三晋故土的深深思念之中，结束了他七十七岁的枯老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