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发生在黄埔江边的这起对大批走私文物的成功拦截事件，最终成为这个秋天，甚至整个一九四八年轰动上海滩的爆炸性新闻。在各大媒体报刊成篇累牍的报道中，独树一帜的剑齿象门齿化石格外引人注目，漳源龙骨因此而再度名声大噪！
新中国建立后，众多的中外科学家不约而同地把探寻的目光，落在了太行山麓的这个弹丸小县。一九五六年秋，距大龙骨在上海滩驻足整整八年之后，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首次揭开漳源龙骨神秘面纱者之一的原北平地质调查所教授、当时中国科学院新生代研究室教授刘道纯的陪同下，来漳源对县境内的化石分布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之后，国内、省内及苏联、德国、法国、美国、瑞典等众多的地质和古生物研究领域的科学家们接踵而至，乐不思蜀。
一九六一年，国务院将漳源全境列为古脊椎动物化石保护区。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陷入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浩劫。炽烈的红旗挟裹着人们疯狂的呼号和林立的拳头，漫向大江南北，畸形的激情将国土和国土上的天空染成一样的血色。
历史已经注定“文化大革命”永远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就在这个大运动开始的第一个冬天，数百名红卫兵小将，从原省立第八中学——现在的漳源中学，一路声嘶力竭地高唱革命歌曲，高呼着“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浩浩荡荡行至老龙岭上，在捣毁了张村的文昌庙后，又烧了老龙圪塔上的关帝庙，之后，又攀上庙岭山，将金厢寺中留存不多的十几尊泥塑佛像，尽兴挥拳舞棒，一砸而光。接着，又将寺内所住十位和尚揪斗拷打几近半死，并严辞以告：“即刻还俗解散，否则仍将打倒。”当晚，除一王姓和尚仓皇出逃至五台山之外，余众九人，全部于寺前枯枣老杏之上效明崇祯煤山之路去了。
未几，造反夺权，两派纷争，武斗突起。在山西，以红总站和红联站总部两大派的武斗尤为骇人听闻。初为小打小闹，拳脚棍棒，至一九六七年，正式进入真枪真炮血肉横飞阶段。在晋东南、晋中等地，已由迫击炮、无后座力炮、地雷、火箭筒等大杀伤力武器取代了土炮和冷兵器。
漳源两派，与上对应，其一为“革命造反派指挥部”，参加者以机关干部、伤残和退伍军人居多；其二为“红旗飘飘联络总站”，参加者多为知识分子、学生和家庭成分不好的人。乡人称前者为“指挥部”，后者为“飘飘家”。
一九六七年夏天某日，一个头裹白毛巾，在整个中国现代历史上也算得上是的是非人物，乘着一辆大卡车，一路颠簸来到漳源“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发表了一通极具号召力的讲话。讲话完毕，在悄声问过身边人“红旗飘飘的飘字怎么写”之后，便在一张事前准备好的大纸上写下了歪歪扭扭的四个黑色大字：“红旗飘飘。”随之，“飘飘家”的红袖章上全部换上了这位“白毛巾”的“书法作品”。
这一年，于一九五五年由县政府易名的县人委，也因“造反派”的夺权而被迫停止工作。十月，成立了县革委会筹备组。“白毛巾”走后，漳源武斗迅速升温，“指挥部”雄踞占尽地利的县革委大院，“飘飘家”则固守在可自行生产枪支、手榴弹的加工厂，并以累累沙袋构筑工事，以生铁火炉满盛炸药密布四周，以链轨拖拉机改装铁甲车而严阵以待。县城之内，日日闻枪声，夜夜有炮响，三日一小打，五日一大打。热闹之下，横尸街头、血溅路途的惨事时有发生。
这其间，曾在本书中出现过的诸多人物，或是其本人，或是其子女，也多有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这场大动荡者。已在县里参加工作的老龙岭上老赵家两兄弟赵俊明和赵新明，跟着曾经打过日本鬼子，又在解放战争之初光荣负伤的革命残废军人（现已改称残疾军人）刘狗吃，一同加入到指挥部的阵营。与他们一同并肩战斗的还有时任县革委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张愣蛮。而另一位与老龙岭也有着血缘关系的人物，是那个在战争年代表现得并不是很抢眼的张贵生，虽执掌着漳源县革委筹备委员会主任之大印，却因家庭成分问题而另起炉灶，成为“飘飘家”一派的核心人物。其后，刘狗吃终因不忍与同乡手足以刀枪相见，便掂着枪跑回了老龙岭，而他的儿子刘粮海却对他带回来的长枪爱不释手，终在一天夜里背着他和王月英偷偷跑进城里投了张愣蛮。
值得特别记下的是，为了寻访父亲当年战斗过的足迹，在山西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到漳源中学任教的原县委书记岳必泰的儿子岳子峰，则参加了“飘飘家”，并凭着“学毛著积极分子”等特殊的政治身份，成为这一派中仅次于张贵生的又一个核心人物。
其时，官至省某厅副厅长的李梦楼，亦已被“打倒”，并与妻子赵凤娇一同被遣送回漳源老家“下放改造”。随同他们一起归来的还有他们的一双儿女冰玉和雪玉。
一九六九年六月五日，一个给漳源许多家庭带来永久伤痛的日子。
这一日，被“指挥部”打出县境的“飘飘家”近千人的队伍，由平遥向漳源潜回，在行至漳源边界黄花岭上的马陵关时，忽然与逆向而来闻讯堵截的百余名“指挥部”战斗队员遭遇。双方激战数小时，死十六人，伤无数。此时，一直担负着队伍后勤和宣传工作的岳子峰，正在和休息的后队人员下象棋，当听到前方传来“打死人”的消息时，他当下大惊失色，将手中捏着的一只黑“将”，猛地摔碎在一块大青石上，并茫然而问：“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此后不多时，正在左权县参加会议的张贵生也接到消息……
黄花岭一役，首次参加武斗的刘粮海不幸饮弹身亡。赵俊明则身负重伤，住进医院。一同被乱枪打死的还有庙岭镇上陈德仁的一个参加了“飘飘家”的孙子。
第二天，刘粮海年轻的尸体被箍着“指挥部”红袖章的战友，一路从悟云山的小道上抬回老龙坡顶上的老松树下，交给痛不欲生的刘狗吃和王月英。闻讯而至的赵凤堂抚尸大哭，数度昏死。
就在操办刘粮海丧事的整个过程中，有一位老人一直呆呆地守在不远处苍松翠柏簇拥着的烈士亭里。当大家从安葬刘粮海的坟里回来时，发现老人已伏在那被他擦拭得油光黑亮的烈士碑前，静静地去了。
他就是赵磨锁老汉，终时享年八十五岁。
山西的武斗仍在持续，并最终激怒了中央。漳源黄花岭事件发生不到三个月，中共中央针对山西武斗发出措辞极为严厉的“七·二三”布告，勒令各派立即停止武斗，进行大联合，“拒不执行者，由解放军实行军事包围，强行缴械”，“打砸抢者法办”。毛泽东主席读过这篇杀气逼人的布告之后，毫不犹豫地将大笔一挥，在上面写了两个字：“照办。”
此时，县革委会筹备组被正式成立的县革委代替；之后不久，县核心小组与县革委会合并成立县革委核心小组，由张愣蛮任组长。不日，张贵生、岳子峰等十余名“飘飘家”被捕入狱，并每日戴着手铐脚镣，站在敞篷大卡车上，或冰寒，或炎热，在全县城乡各类大小会上巡回揪斗长达一年零两个月之久。其时，被揪斗者多已遍体鳞伤，体无完肤。而屡经拷打审问，始终坚持自己并未直接参与指挥黄花岭事件的岳子峰，终被打得腰折腿断，不得站立。一九七零年隆冬的一天，岳子峰、张贵生等六人被公安人员从监房押出，准备执行枪决。此时，他们的手脚都还戴着镣铐，脚踝处已被镣端笨重的铁箍硌得白骨裸露。枪毙是需提前去掉刑具的，但镣口早已锈死，公安人员只好找来几把铁锤和钢錾开镣。一时间，惨烈的叫声响彻整个漳源城。
岳子峰自知命已不保，却硬是咬着牙不发一声喊，直到被人抬到大卡车上时，方仰望苍天朗声大笑，笑罢，便高吟漳源革命前辈赵凤章在狱中写的七律《感怀》：
男儿生世何所求，鹏程万里任去留。
精诚高洒化为日，浩气长存漫空游。
尽我心力为信仰，誓洒热血不空流。
共产主义早日至，青春寿短又何忧！
这首诗是他的父亲从贺玉庭那里学的。来漳源时，父亲又逐字逐句亲授于他。然而，谁又能想得到，一样是为了这诗中的伟大理想，一样是在这一片土地上，父亲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了，而他却要倒在阴谋、嫉恨和荒唐所编织的戕杀中了。
就在大卡车载着“死刑犯”们驶向公判大会会场的时候，张愣蛮忽然被通知到办公室去接一个紧急电话。
电话是地区革委核心小组副组长杨连明打来的。他说，上面已有通知，对身背命案的杀人犯们要严惩不贷，而像张贵生、岳子峰这类只负有指挥责任的人，即使是把他们审成反革命事件的主犯，也是不可以处以极刑的。
杨连明说完，又加重语气重新问道：“听明白了吗？我告诉你，正式的文件通知马上就要送下去了。”
张愣蛮说：“明白了。”
杨连明又说：“我看你未必明白。”
张愣蛮便说：“你也没打这个电话，我也没接这个电话。”言罢，向公判大会匆匆赶去。
不多时，痛彻整个漳源的枪声已在浊漳滩上的孤魂台下响起……
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之后，各地供销合作社开始大量收购药用龙骨。漳源龙骨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社员们常于雨天歇工或是其他空余时间，三三两两，荷锹扛镢，走沟串岭寻找龙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