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卡锡先生一直希望帮我说服机构的负责人同意给我申请工作签证。没有工作签证，我最多只能在那里工作一年。我和麦卡锡先生说过，如果年底还不同意给我申请签证，我只能换工作，找别的律所给我申请工作签证。
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当然是最理想的。在法学院里，我最感兴趣的一直是刑法和刑诉。促使我下决心在美国读法学院的，就是Michael和他的law and order。在法学院里，我一直给联邦刑诉法的教授做研究助手，还为她所著的联邦刑诉法教科书里一个章节做了研究和写了初稿。更不用说，我的同事们，都很快成了我的好朋友，麦卡锡先生几乎成了我心目中的现实版Ben Stone。但得到工作签证又谈何容易。这个机构历史上从未开过给员工申请工作签证的先例，而机构的负责人，一个非常死板非常冷酷的非裔美国人，手下管理着两千多个律师，接近年终，正为申请下年度的政府财政拨款而发愁，而且身为少数族裔领导人最讨厌别人说他偏袒少数族裔。他怎么会在意一个刚从法学院毕业的女孩子是不是得到她的dream job？
麦卡锡先生在过去几个月中，曾经两次给机构负责人写信、打电话，并且组织我的另两个supervisor丽莎和凯蒂联合给负责人写邮件，恳求他为我申请工作签证。被拒绝以后，他又亲自手写了一封四页纸的长信，告诉负责人我是多么优秀的法学院毕业生，在这里工作期间多么兢兢业业，能力出众，对工作充满热情，对当事人心怀慈悲，而且由于母语是中文，能为机构的中国移民当事人作出特别的贡献。他把信拿在手里，去了机构总部，站在办公室外，苦等了两个小时，还没等到负责人开完会，然后只能把信交给他的秘书。
上一章我说的那件事，就发生在麦卡锡先生写那封长信之前。应该说，促使他觉得必须再做一次巨大努力的，就是这件事。那天晚上麦卡锡先生有别的当事人的事情要处理，一直快到半夜才来法庭。在那之前，我interview了一个中国城的中国移民，叫陈。他大概四十多岁，被捕的原因是无证卖烟。
纽约卖烟必须有执照，因为政府要征重税。每个“合法烟”的底部，都会贴着一个印花标签，证明已交税。但中国城很混乱（每个“城”都混乱，只是如果不属于那个族裔的，看不出乱在哪里……），什么事都有。在中城的商店里十二三块才能买到的万宝路，在中国城买中国走私的，只要三四块，而且中国人都知道，有好多商铺都卖，当然不能摆在明面上卖，得找对地方，然后压低声音，问，老板，有烟吧。人家就知道你想干吗了。连我自己，身为律师，都在中国城买过没交过税的走私烟。我写这么是为了说明，在我看来，这根本不是什么大事情，根本不值得被逮捕。
但是陈被捕了，已经在arraignment法庭被关了超过10个小时。他是个小个子的男人，头发凌乱，脸色苍白，我interview他的时候，他说话有气无力的。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他晚上不舒服，没吃饭，中午原本也没吃饭。而且现在胃还是不舒服。我interview完他，走到法庭后排坐家属的地方，问谁是陈的家属。一个中国女人站起来，跟着我出去了。她就是个普通常见的中国乡镇妇女的样子，很慌乱，不停问我怎么办。我说咱们先别说怎么办了，你老公好像身体不太舒服，说中饭、晚饭都没吃，你知道怎么回事吗？她一听急得眼泪就掉下来了，说肯定是胃病犯了，他有慢性胃溃疡，得吃药，还得吃点烂面条。我想了想，让她回去等着，就去找the man in pink。
The man in pink是个很热心的男人，一听我说，也很同情，但是，interview完很快就要arraignment，完了他就从法庭上的临时监狱被撤下来了，关到法庭后面的临时监狱，他管不着。而且，吃药是想也别想，只有警方的医生才能看病、开药。就算买吃的，狱警估计也不会同意，他们都有统一伙食，没有说开小灶的。
我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得死马当活马医嘛，于是央求The man in pink带着我去找狱警。The man in kind捱不过我的苦苦哀求，溜了个小差把我带去狱警办公室。一屋子的警察正在热火朝天的开玩笑，看见我们进来都停住了。the man in pink陪着我，我和他们说了情况，恳求他们帮帮忙，我可以去中国城买份面条，然后请他们拿去给陈。狱警们互相看了看，纷纷说这绝对不可能，我去买面条，危险太大了，谁知道我会不会在里面放药什么的，犯人出了什么问题他们就完了。而且他们过去从来没这么做过，要不就等明天早上转到旁边detention center在叫医生。我说陈已经那么久没吃饭了，胃又难受，起码得喝口热水，稍稍吃点软的东西。等挨到明天早上，多难受？万一胃病严重了呢？他只做错了这么点小事，难道要因此受到失去健康的惩罚吗？几个警察面面相觑，谁也没有开口。
我等了一会儿，很失望的和the man in pink走了。我愤愤不平，心里说，这帮混蛋！如果是个白人漂亮姑娘，境遇相同，他们这帮人肯定忙不迭的要送吃的拍马屁了。但是我真是太冤枉这些可爱的NYPD了。还没等我走到arraignment法庭门口，一个小个子警察追了上来，叫住我。说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由他去中国城买面条，我不许跟着。他买了以后，会再倒杯热水，给监狱里的陈送去，让我不要再担心了。我喜出望外，问他知道在哪里买面条吗？他说you kidding me我最爱最爱chinese food！！
一个小时后，麦卡锡先生来了，把我从法庭叫出去，说陈的老婆和狱警都跟他说了这件事，然后非常郑重、非常认真的感谢我对这份工作如此认真，对当事人如此关怀，这对我们的机构来说，有多么重要。其实我基本什么也没做，就楚楚可怜的说了几句话。但麦卡锡先生从此记住了这件事，不仅促使他要写那封四页纸的信，而且反复的、祥林嫂一般的和大家总说这件事，直到我实在不好意思，求他不要再提起啦！
我记忆里，那天很特别，除了因为我做了一件好事、开始像麦卡锡先生一样直接和狱警建立交情，还因为那天晚上我的又一把临时伞坏掉了。纽约初冬的时候，经常狂风大作，下着冰雨。我总是舍不得买好的伞，第一把伞被入冬以后的大风吹坏了以后，我又买了一把4块钱的伞。那天夜里1点多钟，从法庭出来，我的伞又被大风吹坏了，让我非常心疼，只好一路淋着雨走去地铁站。
第二天，我下决心，在律所附近一家专门卖德国伞和皮具的小店，买了一把非常非常巨大、结实、美丽的伞。那把伞是紫色的，非常厚实的布，撑开来以后，有普通伞的两个那么大。伞柄是金色的，伞尖也是金色的。整个看起来，这把伞就像一个高大、壮实、庄重、美丽、金发紫衣的德国公主。买了这把伞之后，我非常幸福，顿时有了一种自己非常娇贵非常受宠的感觉，每次下雨，心情都莫名其妙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