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更全面的探寻和理解上海人独特的内心世界，我们不妨先从上海坊间流传的一些轶事和各种戏剧小说以及正史野史中来认识一个人。
1849年，一个广东人来到了上海，此时的上海已通商7年，商贾云集，他只是众人之中平平常常的一个糖业掮客。而他的另一个身份却举足轻重得多，甚至影响了上海后来几个重大的变化，他是天地会的领袖刘丽川。
他本是农民出身，自小习武，有人说他是个四处乱混的痞子，有人则说他颇有侠气，真相不得而知，从各种传闻来看，比较一致的是他功夫不错，有着闽粤之地的彪悍。与父母兄弟不同的是，刘丽川注定是个不安分的人。他从小不甘于埋首做农活，认为如此度过此生枉为一个大好男儿，是以十几岁就离开老家来到香港闯荡。他在那里学会了英语，在茶庄打过杂，干过了洋行的工作，与洋人接触密切，大概由此对大清的腐朽有了更深的认识，从而加入了天地会，还颇有建树，1845年成了当地天地会的领导人，几年来在香港广东一带不断扩充会员。
40年代的上海，因被英国人列入通商口岸，在商业上获得快速发展，国内外轮船穿梭往来，各种货物在这里进进出出，逐渐取代了广州在海上贸易中的核心地位。商业贸易的转移，使广东、福建一带大批船员水手失去了生计，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就此流入了上海，而浙江一带的船夫工人也随着船只来到上海讨生活。刘丽川便是在那个时候和众多广东船员一起来到上海的。当时的租界还不允许华人居住，他们就在华界落了脚。这些各地流民本就放荡不羁，靠体力过活，血气方刚，现在流落江湖，平日里同乡相交结伙，方便抢到生意，还包括一些护送鸦片烟土的买卖。后来同乡的人数多了，便拉帮结派，与其他地方的人争夺地盘，就形成了上海滩极富盛名的帮会。袁枚的孙子袁祖志在《随国琐记-汇编》中这样描述这些帮派：“闽则曰建，曰兴化；粤则曰广，曰潮，曰嘉应；浙则宁波；而土著则上海。合之数千人，居无恒产，出无执业，攘夺抢掳，而资生之具莫能问所从来”，可见这些帮会与今天的流氓团伙实在差别不大。
帮会首脑有的曾是船匪，仗着狠劲和豪气独霸一方，有的则是行商发家，财大气粗雇佣众多船员伙计也就逐渐成了不可忽视的势力，还有些是本地乡绅土豪，通商后聚集了本地人成了一股势力。就如同现在很多港产黑帮片中的黑社会社团，帮会间常因地盘或各种利益发生争执，而帮会大佬之间相互连纵调停，虽各有目的，倒也形成了犹如城邦一样的帮会联盟。他们有一个共同而响亮的名号：洪帮。刘丽川早年做过茶栈伙计，在香港又混过洋行，游走于帮会和洋商之间，给洪帮各支都带来了不少经济利益；加上他自己又会些医术，常免费给贫苦的弟兄们治些外伤骨折，而他的天地会拥有大量广东、福建的船员，实力堪称雄厚，所以刘丽川在洪帮之中威望很高。
若在平常岁月，这些帮会各自为政，充其量也就是一个个渗透到社会中下层的黑帮集团，获取远非个人能力所能获取的利益。可那是一个时代交替的年代，曾经不可一世的王朝节节败退，不仅洋人敲开中国的大门，蛮横的肆意掠夺，就连农民起家的太平军也连克南京、镇江、扬州，大有取而代之之势。在环境的刺激下，不少人纷纷生出成就一番大业的念想，刘丽川“大丈夫当立功名于乱世，不宜缩首以潜身”的情绪达到顶峰。他频繁串走于各帮之间，呼吁反清复明，以天地会为后台实力，太平天国为思想依托，竟将广东、上海、福建、浙江各支7个主要帮会联合在了一起。这个联盟，就是后来在上海起义的小刀会，刘丽川也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小刀会联盟的领导人。
1853年9月7日，孔子祭祀大典，上海县衙一众官员正在文庙之中做着祭祀准备，刘丽川带领他的仅千小刀会成员，扎着红色头巾，手持刀枪棍棒，破门而入。当惊慌失措的官员们大呼救命，期盼手下兵将前来相救，看见的却是大多官兵取出红巾包到头上，气势汹汹的转向自己而来。他们很快斩杀了知县袁祖德，攻入县衙，占据了上海县城。
取得胜利的刘丽川，按天地会“反清复明”宗旨，成立“大明国”，自己也就成了“大明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几乎达到人生巅峰的刘丽川很可能不想成为偏安一方的土霸王，而有着更高的理想，上海档案信息网整理的《近代上海风云录》中这么记录了他为新生政权发布的告示：
……声称当今“贪官污吏，布满市朝”，“礼义不存，廉耻尽丧。暴敛横征，野皆狼心狗行之吏，卖官鬻爵，朝尽兔头麋脑之人”，“所以政教日衰，风俗颓败，人心离而国势难支”，为此决定“歃血同盟，誓清妖孽，厉兵秣马，力扫腥膻”。要求“城厢内外，勿用惊迁；士农工商，各安常业”，同时声明义军纪律严明，“军令如山，秋毫无犯”，“不得取民间一物，不得奸民间一女，违者重究”，凡军士不听号令、奸淫妇女、掳掠财物、偷盗猪狗者均予斩首。
告示一出，百姓拥戴，小刀会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内，达到三万之众。然而，这毕竟只是一个帮会联盟，联盟的形成本身只因一时的血气，各怀鬼胎而无长期的共同信念，切实利益才是这些人实实在在在乎的东西。进入上海县城的小刀会成员，也就是那群押送鸦片、做过船匪的流民，就如200多年前进入大明紫禁城的闯军一样，他们很快重又回到各自利益的争夺打斗之中。于是商家关门，百姓再不敢外出，城内陷入一团混乱。
刘丽川作为小刀会最高领导者，实质上直接管辖的只有广东天地会成员，对各帮会成员并没有绝对的掌控力，各支帮众由帮会首领直接命令，刘丽川的告示，也就成了一纸空文。伴随着治安混乱而来的，还有粮食供给的不足，以及休整返回的清军在城外的搜捕，老城和周边区县的居民倍受战乱之苦。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温饱都成问题的情况下，他们纷纷涌入相对安全的租界，只有那里既可以防止官军的搜捕，又可避免帮会乱斗的骚扰。后来不少帮众见城中再无粮食可吃，也随同百姓一起进入了租界。殖民者虽对此十分反感，但暴乱之下，阻止已是无用，华洋杂居成了事实。1854年7月，殖民者不得不在《上海英美法租界地皮章程》中删去了先前关于华洋分居的有关条款，被迫认可了华洋杂居的现状。
留在城中的刘丽川，面对的是已成一盘散沙的小刀会残部以及剩下的几万妇女儿童和空空如野的粮仓；而城外，是缓过神来的清军，他们团团围住上海县城，武器充足；租界的洋人以保卫租界及平乱为名，与清军联成一线，架起火炮与小刀会开战，伺机夺去更多的利益。1855年2月17日，大年初一，刘丽川看了看仅剩的几百名小刀会成员，长叹一口气，下达了最后一道命令：拼死分兵突围，去太平天国再重聚。然而，他在突围途中遇上了清军，力战而死，始终没能实现自己在告示中许下的愿景。
在不同人的记忆以及各种记载中，我们能大致还原刘丽川粗略的生平，但终究无法确定他是侠是痞，是壮志未酬还是祸国殃民，无法理清他和洪帮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无法知道他在被围困的17个月内的心情。这些都尽可留给史学家去论证，可以知道的是，对这样的结果，刘丽川应该是无奈又失落的，看着百姓离自己而去涌入租界，他也一定无法预想到这对上海以及上海人所产生的影响。
小刀会起义促使华洋杂居成为既定事实，不单让第一批进入租界的上海人（主要是上海老城和周边区县的乡民，以及广东、福建、浙江等地的流民）更直接接触到西方文明，加速了“包容而冷漠”心理习惯的形成；影响更为深远的是，上海租界逐渐从单一的商业功能转变为综合了交通、通信、治安、文化、教育和娱乐等多种功能的生活社区，由此具备了与其它租界大不相同的可能。
为顾及租界内居民的生活和商业消费的持续发展，1860年代上海有了煤气路灯，70年代一些人已经能够用上电话了，到了80年代，电灯逐步替代煤气灯，还通了自来水。进入20世纪，垃圾车、救火水龙、邮局、地下排水系统、气象预报、公共汽车、无轨电车、电台、治安条例也都一应俱全。由商业功能向生活功能的转型，上海远比其他城市要早得多全面得多。事实上，这些生活需求也加剧了商业的发展。
后来太平军继续南下，江南士大夫及地方贵族纷纷迁到上海租界，没落的大清拼死的反扑逼着不少革命志士落足上海，辛亥革命赶着满洲最后的亲贵逃到上海，北伐军又打得落魄军阀来到上海，一战和抗日战争将一批又一批国际流亡人士和国内难民推入了拥挤的上海。他们虽身份来历见识阅历各不相同，整体素养已与早期来到上海的帮会流民不可同日而语，不乏见多识广有卓越远见或身怀技艺的人。在拔地而起犹如新城而又设施齐全的租界中，他们得到片刻安宁，通过资本融合、通商、通婚、长期共同居住，逐渐与上海融为一体。有些人终老租界，再也没有回过故乡，他们的后代也一直生活了下来，一个特殊的多层次移民结构城市默默诞生，一些问题也迅速滋生。
大量人口进入租界所带来的第一大问题就是无处可住。
根据邹依仁教授在《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中的统计，1853年，租界内仅有500多个洋人居住，而华界内的人口达到54万；1855年，仅公共租界内，就有超过2万居民，而其中洋人不足300人。抗战时的难民潮，使得上海老城的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3万人，公共租界则达到了每平方公里5万人；而第6次人口普查时，2010年上海黄浦区、虹口区人口密度最高，每平方公里约3~4万人。再者如今上海高楼林立，一般住宅皆是十几二十层高，当时的房屋大多只是二层或者三层的石库门，由此对比，住房之紧迫可想而知。
住房之紧迫如此，那么房价房租之高昂大概也就可以想见了。我在复兴路上的一些老弄堂和一些坐在楼下闲聊的老人们聊这些弄堂和老房子，他们就经常说起上海30年代的“亭子间”。这大概是上海石库门老房子所特有的，是一间石库门大宅的空间被多次切割，由房东二房东多次转租之后的产物，每个亭子间面积大约六七平方米，朝向北面为多。大量人口进入的时候，曾经宽敞的天井里住进了刚结婚的小夫妻，一边搭起了小小的厨房；客堂中间竖起了一道简陋的墙板，兄弟两对夫妻就左右住下了；顶楼的阁楼原本只存放些杂物，打扫一下也够单身的黄包车夫住下。那时市区的一间亭子间，月租一般是10块大洋，而在北平，这可以租上一个四合院了。如今虹口、闸北等区一些老房子还依稀有着亭子间的痕迹。1946年的《申报》中评论上海当时的居住情况：
“顶屋费用动辄需黄金数条乃至数十条之多，租金多以美钞、英镑计算者，似此金楼银阁，非法勒索，除少数富商大贾问津外，一般平民莫不感到居住压迫的痛苦……各种事业机关与一般公教人员因觅屋困难，栖息无所，以致焦虑频仍，工作无力。”
屋少人多、房价高昂，加之国内外商人看中这赚钱的好机会，纷纷来上海炒房，使得租房都变成了只有稳定高收入人群才能有的“特权”。而身无分文、避难而来的难民，只能在水沟、垃圾场边搭起茅屋或棚子，按照籍贯的不同，成百家的聚居在一起，形成了数量庞大的贫民窟。
即便是有钱租房，也必须承受极小空间下与陌生人的共同生活带来的种种不便和矛盾。《七十二家房客》中，1949年的某栋石库门房子内，住着大饼摊的老山东、苏州老裁缝、洗衣作坊小宁波、小热昏杜福林、卖香烟的杨老头、小皮匠、舞女韩师母、金医生等七十二家房客，房东平日里则是惹事生非找人吵架，通过打水煮饭收租等种种事情刁难房客，还找来警察一起帮忙压榨，这皆是旧时上海人所日常经历的琐事。上海最经典的滑稽戏之一，也只能诞生在上海，它所呈现出来的奇特生活格局，在真实社会背景下，虽然滑稽，却也极为真实，非常值得一看。
一直到20世纪80、90年代，公用合租在上海人的生活中依然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状态，这与其它很多城市的合租（比如北京的北漂）有着明显区别，高昂的房价和租金以及普遍狭小的房子，使得上海中等收入家庭的住房环境，比其他城市底层收入的人还有所不如。很多有着不错工作、衣食无忧的人，住处无所例外的是一家三代六七口人挤在20多平米的小房子内，厨房卫生间还可能是同一楼层共用的。他们早上刷牙洗脸需要排队，在同一处用一根自来水管接水洗澡，下班轮流在一个昏暗的厨房做饭，最晚做好开饭的那户人家可能要到七八点，而平时在屋里的谈话外面听得一清二楚。衣食住行都失去了私密性，更难免摩擦争执，谁用的水多了，谁弄脏了灶头，谁霸占了浴室太久，谁又吵得大家无法入睡。共住一个屋檐下的几户人家平日里聊天闲话，相互帮助，对外形成一体，而分着使用这些公用设备时却又互不相让，厘清分毫，一股时有时无的紧张暧昧得弥漫在上海的弄堂邻里之间。
在狭小昏暗的生存空间下，上海人包容而冷漠的根性中保护自己生活的一面被无限发酵放大，外显为不肯吃亏的精打细算，以及一种近乎病态的对空间的渴望。
两户人家若是公用一个厨房卫生间又不能分表算钱的，煤气水费大概每次都会争执一下，最后分摊到几元几毛，细致非常；上海人买菜总是能够计算出哪个菜场能够便宜下几毛钱，愿意为了这一斤鸡蛋便宜一元钱而排上十几分钟的队；住在底楼的基本都会搭出一个晒台，而在顶楼的也大多会做出一个阁楼，心安理得的使用起来。若是有人在公交车上问路，总会有好些上海人热情地给你讨论出几条不同的路线，或是最省钱，或是走路最少，任凭挑选，决不出错；但即使关系不错的同事同学，上海人也很少会邀请他们到家里聚会吃饭。这些并不是因为上海人贫穷所以节俭，也不是因为关系好坏所以亲疏有别，而纯粹只是亭子间中练就出来的本能，是自小到大的习惯。
此外，长期处于狭小透明的私人空间，也让上海人对公私区域的界定很模糊。习惯了在屋里说话可以被楼上楼下听到，也就不介意在公车马路机场等公共场合大声聊天哈哈大笑；经常在自己家里搭亭子间，逐渐也将家的空间延展到了马路，90年代各种违章建筑四起，皆是民间的空间智慧；最近几年，上海人穿睡衣悠然自得的上街买东西依然屡见不鲜。
在旁人看来，这些无疑都是惹人讨厌的陋习。
随着浦东和周边郊区的开发，上海的住房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略有一些积蓄的上海人，纷纷用手头的钱贷款买了房，与父母分开独门独户住，尽管上海的房价可算全国最高。今天在上海结婚的年轻人，他们的父母也都愿意花掉一辈子的积蓄为他们买下一套房。精明的上海人在住房上少有投资，主要还是为了消除一直以来空间稀缺所带来的不安和烦恼，反倒是其他人借着地皮房产在上海发了不小的财。这一代的上海人，虽背负了不小的放贷，换来了稍好一些的居住空间，对空间的极致饥渴感也正在逐步缓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