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分工最专业的国家，亚洲是机会最多的世界。”
一直到现在，我最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何回亚洲？”而每次我把答案讲出来后，大家几乎都是哄堂大笑，脸上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
我说：“我只是喜欢回来参加大学生的烤肉，以及试试琼瑶电影中男女主角在森林一起跑步的感觉。”事实上，真的就是如此单纯的一个想法。我就是想试试。
总之，刚回来时，确实是抱着这种幼稚而浪漫的想法，但很快我就发觉，往事真的就只是往事而已，很多事情已经不合时宜了。不过，我真的试过去河边烤肉，感觉上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
刚回来时，也有许多人问我：“回来会不会不习惯？”奇怪的是，刚开始回来的两三年，并不会感到不习惯。毕竟，和美国相比，也不缺什么，都有水、有电、有电话、有冷气，不是吗？离开台湾十余年而不觉得不习惯，可能根本已经和台湾脱节了，连一个可以比较“习不习惯”的基础都没有。
刚回来时不觉得不习惯，反倒是在两三年后，对于当地的情况多了些了解，可以开始与过往的经验作比较后，不习惯的感觉越来越甚。不久前，我出差返台，从一出飞机门就遇到一连串令人无可奈何的事。当时是SARS过后，一出机门就有几个人在发黄色的疫病警示单。只是发单子的几个人没有计划好流程，也没有安排顺序，本来井然有序下飞机的旅客一下子全都挤在一堆，秩序大乱。
我很生气，因为前一周发生过一样的事件。我忍不住做了和一周前同样的事情，当场大声抱怨：“你们为什么不会安排一下流程，让大家不用挤在这里？”和上次一样，他们以一种看疯子的眼光看着我。
和朋友进入厕所，朋友将手上拿的包包暂时放在小便池上方的置物处。他才刚退出来，准备洗个手再来拿包包，有个人已经急忙挤进他空下来的位置。我们只好站在他的后面等。我想他也感到窘迫不安，就像任何男人在后面有人站着时小解的感觉一样。我忍不住说：“你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两秒钟呢？现在，你要我们怎么办？是要和你一样挤进去拿皮包还是等你？”
出机场后搭乘的计程车也令人生气。司机先生不但在开车时油门时松时紧，而且猛刹车猛启动，我整个人就随着他的动作摇来晃去。我以异乎平静的语气询问这位天才司机：“你为什么不再用力一点，再用力一点就可以把我颠死了？为什么你要这么用力踩刹车？你不知道这样会比较费油吗？”他一言不发，但可以从越来越强的刹车中，感受到他的不服与愤怒。
当我将这些事情告诉家人，家人都惊讶地说，我居然平安返家，没有被司机痛殴一顿，真是命大。这时我才发觉，自己虽然已经回来6年了，居然还是不太了解台湾。
开始，感觉最强烈的部分来自于工作。在美国，我可能被保护得太好了，相比之下，台湾简直就像一个原始丛林，必须亲自披荆斩棘，才能杀出一条血路。
美国是个高度专业化的社会，以我从事的广告工作来说，不管是分色、印刷、电影、平面设计……都有专门的人来负责，每个人只要做好自己那一部分的工作就行了。即使在平面设计业，也是分工精细，有人专门做商标，有人专门做饮料包装、商品设计……
而我工作的威登-肯尼迪广告公司，更是全美最好的广告公司之一，合作的对象都是顶尖的专业人士。而回来以后，我发觉“专业”的这层保护膜越来越被剥蚀。台湾是很重视“速度”，但不重视“品质”的社会，什么东西都在赶，却不重视专业水准的表现。如果照我要求的品质，很多地方会达不到水准，于是变成了什么事情都得我亲力亲为。
当时我在李奥贝纳广告公司担任创意总监，除了发展创意的“本业”外，我还必须经营客户、创导团队……事情一大堆，每天会议开不完，客户不但改东改西，还时常在周五下午快下班时丢东西给我们，却要求周一早上交设计……我们像一群蚂蚁一样地拼命做、拼命赶，不过成就也只有蚁丘那么高。
由于白天忙着开会，我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去发展创意。而且，在地窄人稠的台北都会，邻居同事鸡犬相闻，声息扰人，我根本无法找到一个可以沉思、专注的空间。我无法专注，无法思考，只是不断地“回应”别人对我的工作要求。
创意，常常需要在孤立、隔离的空间才能产生，就像很多创意人在工作时，必须闭关一样。但是，工作不能不做。我只好每天自动加班到深夜一两点，趁着办公室人去楼空时，努力捕捉创意的精灵。
时间一天天过去，团队合作的品质依然不够理想，客户仍然不够体谅。
工作的情况无法令人满意，我试图在别的地方寻找出路。这段时期，大概是为了圆自己的烤肉梦，我陷入了一份错误的感情，迷恋上一位女大学生。好似历史重演，每天我无心工作，一下班，马上搭计程车远道去拜访这女孩，一起厮混到深夜，再回到办公室发展创意。
台湾的老朋友都看不惯我这段时间的作为。他们一再劝我，想让我从耽溺的错误中走出来，我却故意将他们推开，推得远远的，以享受那种被打到谷底及受到大家排斥的熟悉感觉。
对台湾，我又爱又恨，正如我对自己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