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时已经天黑了，一直认为江城算得上是个大都市，但从高空望下来，却只见零星的暗淡灯光。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了二十分钟才降落在停机坪上，旅客们提着大包小包，挤在机舱的过道里，飞机颠簸着向候机大楼驶去。停稳之后，我和皮特提着随身行李跟着人群鱼贯而出，以前印象里的浦仁机场高洁明亮，富丽堂皇，现在看起来却感到狭窄寒伧。头顶上的日光灯管嗡嗡地响个不停，青蓝色的光线下人脸看起来像鬼脸一样，墙边的塑料树上落满了灰尘，厕所里挤满了旅客，强烈的消毒水味还是掩盖不了刺鼻的尿骚味。
我和皮特在边境进出处分头排队。轮到我时，检查官是个年轻的少妇，草绿色的大盖帽下一对晶亮的眼睛，齐耳短发，她把我的护照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几遍，怀疑地抬起头来问我：“你走的时候是F-2的身份，怎么现在回来变成B-1的身份？”
我说被一个美国公司雇用，这次回来是和国内公司做生意的。
那女人又问你这个美国公司是做什么生意的？我刚想说买卖AK-47步枪，转念一想不行，于是改口说做运动器材生意。
检查官转身在电脑上噼噼啪啪地敲击了一阵，叫我等着，拿了我的护照进里边去。我心里开始七上八下起来，会出什么问题吗？应该不会，我和华祖国都是用公用电话联系的，别人不知道我们生意的目的。沉住气，看那个检查官有什么花样。我放出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看着入境的旅客一个个鱼贯通过检查站。过了二十分钟，女检查官出来，把护照放在柜台上，示意我可以走了。
我一面把护照收起来，一面问那个女检查官：“难道我的护照有什么问题？耽搁了这么些功夫。”
检查官说：“你的名字跟一个通缉犯的名字一样，我们深入查了查，这也是对你负责。”
我“噢”了一声，心想我这次回来各方面得小心点了。
出得门来，看到皮特已在等我，我们提取了行李之后出了海关。外面接机的人围得密密匝匝，穿过人群来到大厅，华祖国一身西装笔挺等在旋转门附近，一面抽烟一面跟身边的一男一女高谈阔论。我拖着箱子来到面前时他突然跳起来，一副老朋友久别重逢的热情样子，又拍肩膀又握手，一面介绍那两个男女。男的叫陆凯歌，一脸精明豪爽的样子，是北方工业公司驻江城的负责人；女的是个二十才出头的年轻姑娘，身材纤细，穿着入时，华祖国介绍说她是公司的业务员，叫李黎，江城外语学院毕业的，担任中方的翻译。我们这次的日程安排就是她负责。
我跟华祖国开玩笑道：“听说你老兄高升，果然是一副垂帘听政的派头。”
华祖国笑道：“这两位是此方面的专家，我在旁辅助。”
陆凯歌插嘴道：“华部长是统筹全局，我们只做具体工作，最后决定都要听华处长的意见。”
我说：“什么，你老兄已经升部长了？恭喜了。”
华祖国谦虚道：“副部长而已。”又朝我身后努努嘴，说：“这个老外是跟你一起来的吧？”
天啊，我一兴奋竟把皮特给忘了。连忙转身把他介绍给众人：“皮特，我的老板。”大家一本正经地握手。皮特先是把李黎的手放到唇边轻轻地碰了一下，用英语说：“一直听说江城的女孩子漂亮，今天见了李小姐，岂只是‘漂亮’两个字可以形容……”
他歪着头想了一下，蹦出一句“你的头皮屑超多。”
华祖国和陆凯歌没听清，只以为皮特还在讲英语。李黎却听懂了，满面的笑容僵住，又不能发作，只得讪讪地把手抽回来。
皮特却不以为意，转身握着华祖国的手。大家都清清楚楚听到那句怪里怪气的江城话：“华先生，你的裤子拉链落下来了。”
众人嘡目结舌，皮特却洋洋自得。华祖国不由自主地向下看去。李黎第一个反应过来，想大笑又不敢，转过身去用手掩着嘴，笑得脸孔通红。
我怎么也没想到皮特还记得那两句玩笑话，而且在我的朋友也是我们的客户身上胡乱应用。窘迫之下赶忙打圆场：“玩笑话，玩笑话。”
华祖国反应过来之后大笑：“猛听他一说我想糟了，怎么在老外面前出这种丑，因为才刚去厕所回来。”
陆凯歌对皮特伸出大姆指：“皮特先生，你的江城话讲得刮刮叫，把我们都唬住了。”一面顺手提起皮特的行李：“走吧，车在外面，酒店已经订好了。”
上车之后李黎坐在司机的旁边，把遮阳板上的镜子翻下来，不住地审视。我笑着说：“李小姐，没事的，这个老外瞎三话四的，你不要在意。”
李黎理了一下额前的刘海，放回遮阳板，回过头来说：“被他一说我心里一沉，明明为了接待外国客户早上才洗的头，怎么又有头皮屑？”
我绘声绘色讲皮特本来是要我教他几句亲善语言的，却鬼使神差弄这么一个笑话出来。在哄笑声中李黎却道：“这个老外看来很老实，你们不兴这样作弄人的。”
我心想这小姑娘真的历世不深，一个军火贩子会是很老实的？当着一车人，我没把这话讲出口来。
酒店是订在中山路上的希尔顿，靠近华安寺。到达时已经十点多了，华祖国陪我们进了房间之后便告辞了，说是明天晚上再替我们接风。
洗完澡之后，我披着浴袍站在落地窗前，望着窗外鳞次栉比的民居，对街那一排红砖房子叫胜利胡同。我曾在胡同尽头一间车库般的校舍里上过五年民办小学。依稀记得五岁的小男孩牵着母亲的手，自带小板凳来学校上课，在昏暗的光线下伏在吱吱作响的课桌上抄写唐诗宋词。我成人以后再也没踏进过这条胜利胡同，但在旧金山时，低矮的校舍影像却好几次地出现在我的梦中。我突然想过街去走一走，身临其境地回味一下童年的时光。我换上出门的衣服，乘电梯下到酒店大厅，看门的服务生穿着红色制服，殷勤地为我打开大门。
我穿过不宽但车辆繁忙的中山路，来到胡同口。在昏黄的路灯下，左边是一家沿街房子改成的画廊，小小的橱窗里挂着一张三十年代的仕女油画，穿着旗袍的女子用把折扇掩着半边脸孔；右面是一家暗洞洞的酒吧。走进胡同，两边的房子破旧不堪，好像这么多年来就没有整修过。中间地带又窄又小，记得当年还排着队在这里做广播操。走到底，原先的民办小学校舍倒还在，只是变成了一家什么公司的仓库，低矮的大门上挂着一把大铁锁。
我摸出香烟来点上，真的不敢相信我就在那排简陋的建筑物里学会一个又一个的方块字，学会加减乘除。当然，过了这些年，很多东西都还给老师了，但毕竟这儿是我认识世界的起点。我站在胡同中间思绪万千，进进出出的居民对我投以奇怪的眼光。又抽了一支烟，我慢慢走回街上。
出来之后晃过那间酒吧，突然想进去看看。在我出国前还没有酒吧这玩意儿，不知开在中山路上的酒吧会和海峡屋有何不同？
推门进去，是个狭长的房间，灯光极暗。过了一会儿眼睛适应之后，才分辨出一张小小的吧台，吧台后面的玻璃橱窗里放着一瓶瓶的XO和人头马。沿墙摆了四张小桌子，桌面上放着一盏红色罩子的小灯，穿白衬衫戴红色领结的女酒保双肘搁在吧台上，正在跟酒吧中唯一的客人聊天，见我进门，仅转头望了一眼，也没过来打招呼。
我径直走到吧台另一端坐下，抬头打量挂在墙上的抽象画，像个中国字，易经的易，又像一匹四蹄奔腾而回首顾望的马。过了好一会儿，女酒保才懒洋洋地晃过来，把一只烟灰缸推到我面前：“喝什么？”冷冷的口气像是极不耐烦。我慢条斯理地点上一支烟，深吸一口，然后把烟雾朝她喷去：“来一瓶海涅根吧。”
那女人一面咳嗽一面拿来了一瓶没冰过的啤酒和杯子，看都不看我一眼，把啤酒朝吧台上一放转身而去。回到角落里跟那个酒客叽叽咕咕了一阵，两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阴沉沉的。酒吧里没人讲话，只听到不知隐藏在哪儿的音响飘来邓丽君的歌曲。
我在飞机上没怎么睡，坐了一阵，在温温的海涅根和“靡靡之音”下，困劲一阵阵袭来。我三口两口把剩下的酒喝完，准备付帐回酒店睡觉去。一摸口袋，发现只带了护照和一叠美金，人民币还放在行李中没取出来，我想这种地方应该收美金，于是叫女酒保过来，递给她一张二十美元的纸币。那女人站在柜台后面，手放在身后，说我们不收外币。
我说我今天才到，口袋里只有美金，要不，你等我一下，去对面酒店里取了人民币来付你。
那女人回到吧台底，打开一扇我没注意到的小门，跟里边什么人嘀咕了一阵，走回来斩钉截铁地说不行。我说奇怪了，给你美元不收，难道要我留下来帮你洗杯子？
女酒保不做声，眼睛瞟向那个坐在角落的男人，只见他滑下高脚凳，慢慢朝这边挨过来，凑近我的身边，阴阴地开口：“兄弟，看看清楚，这是你捣蛋的地方吗？赶快把钱付了滚出去，不要不识相自讨苦吃。”
我转头看了一眼，那家伙矮矮墩墩的，宽肩膀粗脖子，一脸的村相，我说：“我又不是不付钱，碰巧没带人民币，你们要是不相信，这二十美金押在这里，我马上去对面酒店取了钱来换。”
女酒保撇撇嘴道：“谁知道你这二十美金是真是假，你出了门，我们上哪儿找人去？”
那男人在我的肩膀上重重地拍了一下，狠声道：“少废话，你付钱还是不付？”
我也火了，回手推了那个矮子一把：“你他妈的动手动脚干嘛！”
矮子冷笑一声：“敬酒不吃吃罚酒。”回头向那扇小门叫道：“阿易你打个电话给派出所，叫他们来抓闹事的流氓。”同时走过来揪我的衣襟。我看到那扇小门打开，走出来一个高个子的人影，心想今天在这个黑店要吃眼前亏了，回来第一天就跟派出所缠上，可不是件好玩的事，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到了外面他们就不敢把我怎么样了。于是我用力甩开矮子的手，大踏步地向门口走去。在我把手搭上门钮时，突然后脑勺上狠狠地挨了一下，顿时两眼一黑，昏迷了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