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家具
结婚要有“36条腿”，当然不是指有18口人，更不是说必须拥有一个家庭动物园，而是当时新房里时兴的家具，包括一架木床4条腿、一个五斗橱4条腿、两个床柜8条腿、一张饭桌4条腿、四张方凳（椅子）16条腿，这几件加起来共有“36条腿”。
这是那个年代结婚所必备的物品。“腿”越多，代表着家庭条件越好，生活水平越高，最高级别当属“72条腿”。有一段顺口溜形象地对“72条腿”进行了描述：“双人床、大衣柜、茶几、沙发要匹配；五斗橱、写字台要华贵；高低柜、床头柜越多越富贵。”实际上，受居住条件和社会条件限制，在当时很少有人能达到这种水平。应该说它只是很多青年男女对未来生活的一种向往，或者说是一种奢望。
到谈婚论嫁时，买木料、打家具是当年婚龄青年及家长所要谈论的重要话题。那时候，一个县城甚至连一家家具店都找不到，根本就没处去买家具，所有的“腿”都是请木工师傅打出来的。因为，当时相互间除了比谁家准备的“腿”多外，还要比谁家家具用的木料好。水曲柳当然是上等的，松木的就一般了。此外还要比谁家的家具手工做得好。请木匠打家具，是要把家里每月为数不多的细粮和肉蛋拿出来伺候师傅的，小两口还要在婚后一周内，拿上“四盒礼”登门致谢。
当时最流行的家具当属“捷克式”。“捷克式”其实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是上海人将西式的家具样式洋为中用，创造的一种样式。它的最大特点就是节省空间而且结实耐用。也有很多手巧的男青年不请师傅，自己动手，跑到大商场里描式样，跑回来自己研究打造。打出大衣柜、双人床等家具，又是雕刻，又是烙花，真的打造出不少令人惊叹的精品，并因此得到女孩子们的青睐和未来岳父岳母的欢心。
我们在兵团不光是自己打家具，连木头都是我们进林子自己挑、自己伐，拉回来，放水里泡。然后在火钳上烤着，完了自己做。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自己刷漆，自己用。这是光荣。
周孝正（生于1940年代，学者）
我从宁波乡下弄来一些木板，请了一个说是会做木工的朋友。我们仿造“捷克式”，我自己画好设计图，他打。
邵隆图（生于1950年代，创意设计师）
推刨子、锯、凿这些我都会，我自己画图自己打。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北京大街小巷胡同里都飘着各种刨花。
马未都（生于1950年代，收藏家，观复博物馆创办人）
四大件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提到结婚时候的聘礼和嫁妆，人们都会说“四大件”。“四大件”的说法，最早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七八十年代风靡全国。它是当时各个家庭争相希望拥有的四件奢侈品，包括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和手表。在有些地方，人们会形象地称之为“蹬蹬、转转、听听、看看”，也叫做“三转一响”。
“四大件”是财富，是家底殷实、日子潇洒的象征，也是当时许多女孩订婚、结婚时向男方提出的彩礼清单。一块手表曾经就是她的嫁妆，而一辆崭新的“飞鸽”或“永久”也许能使他当上新郎。它们也是人们争相炫耀的资本，人们对这四件物品的追求，从一开始就带有品牌意识：自行车一定要上海“永久”牌；收音机要“红灯”牌；缝纫机则要“蜜蜂”或者“蝴蝶”牌的。
新人们定下婚期，亲戚朋友总是会问 “四大件”配齐了多少。在1955年开始实施的票证制度之下，物资极度匮乏，粮食、布匹都要票证，至于这些“奢侈品”，那更是不用说了。当时要搞到一张自行车票，甚至要花上百元，和一辆自行车的价格差不多了。而这四样东西本身就十分昂贵。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辆“凤凰”或“永久”牌自行车的价格要一两百块钱，在黑市（不要票）上卖三百多块。上海红灯牌的收音机，当时是四五十块钱一台。要凑齐正宗的“四大件”，基本上需要五百多元。这对当时一个月三四十块钱的工薪阶层来说，的确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而，在结婚的时候拥有“四大件”，是很多新人的一个梦想。更多的人选择了在婚后努力攒钱，凭借自己的努力来购买这“四大件”。
时光流转，“四大件”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百元级别的“三转一响”已经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千元级别的“冰箱、彩电、洗衣机、录音机”，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空调、电脑、手机、汽车”。而对现在结婚的人们，“四大件”已经相当模糊了……
结婚的时候我买过一个小的“三洋”牌四喇叭录音机，是想办法弄了一些侨汇券在华侨商店买的。如果没有这些侨汇券，给多少钱都买不到。
陈村（生于1950年代，作家）
现在的“三大件”就比较大了：房子、车子、票子。这三件要命呢。
巩汉林（生于1950年代，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