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亲
恐怕没有人会把砍树和结婚联系在一起，但是读过《诗经》的人都知道这样两句：“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说的是如果没有媒人就会婚事不成，就如同没有斧头就砍不了树一样。媒人后来又称为冰人、红娘、月老……他们是相亲过程中的中心人物。
曾几何时，相亲是一个时髦的话题，无数的青年男女们笃信着“千里姻缘一线牵”，而把终身大事交付给那些热心肠的红娘们。“相亲”几乎成为20世纪60年代国人的集体记忆。充当红娘的人物很多：老师、朋友、邻居、亲戚，居委会大妈……
早一些的相亲传统而隆重，红娘的作用不可小觑。他会着重介绍双方的优点，男女双方对于对方的信息获取基本上都来自红娘。婚恋尚不完全开放的年代里，双方的恋爱不过就是几次见面、谈话而已。顶多就是订了这门亲事后，一直到结婚才算真正地在一起。在有的地方风俗里，结婚后，还要给红娘“谢媒礼”。
后来的相亲相对简单而开放，一般红娘会将双方约在一起，介绍双方相识，便走开。被介绍认识的年轻男女，就会逛逛公园、压马路、聊天。不过，后面的事情还是要红娘来完成。没看上眼的就会跟红娘说对方不是很理想，很简单就了结了。如果看上眼了，想继续下去，介绍人就会去打听打听女方的意思，然后女方就会开始问些条件。于是这就算介绍恋爱的第一步成功了。
相亲看似很老套，信息时代，人们相识的手段和媒介简直太多，何必再用这种老掉牙的方式呢？不过，这种古老的媒介方式，如今依然有着它独特的魅力。近几年来，很多人已经开始重新接受这种方式，去寻找自己的另一半。
邂逅
张爱玲说，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迟一步，遇上了也只能轻轻地说一句：“哦，你也在这里吗？”
这就是邂逅的感觉。没有“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宛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的浪漫风景，也没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唯美诗情，有的只是在平淡中不平淡地相识，然后静静地爱上。
20世纪70年代末，《庐山恋》上映，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庐山的美丽爱情故事。在壮美的山川映衬之下，男女主角从邂逅到相恋，直至生死相依，透露出的都是那种激情飞扬的爱情。据说这部电影初映之时，观者如潮，轰动非凡，许多人将之看了许多遍。除了片中时髦的装束与美丽的风景，男女之间的自由相恋的清新气质也打动了无数的观影人。那爱情纯净清澄如湖水，羞涩朦胧如月下花影，沉醉迷人如空谷悠扬的回音。原来恋爱还可以这样谈。
相对于相亲的目的性，邂逅通常与结婚无关，这样的爱情更加接近于世人都向往的“纯粹的爱”。而且，一旦走进婚姻，便是百年之约。也许是街头，也许是运动场，也许是商店，也许是影院，即便只是到楼下买个菜，也许就会遇上那个等了你好久的“命中注定”，然后说一声“交个朋友吧”。有人说，校园是邂逅的最佳场所。在这个远离社会侵染的象牙塔里，每个人心中都装满了诗情画意。一个背影，一声问候，都有可能成就一个故事，甚至是一段婚姻。
写情书
书信作为情感交流的载体，在电话、网络发明之前，它几乎是恋人之间维系情感以解相思的唯一方式。传统的书信是一种有魔力的东西，它纯粹的手工性质—书写、贴邮票、粘信封、到邮局投递，神奇的空间转移以及那写信和收信时候必需的等待过程，都有着足够的时间让情愫得以萌发。
20世纪的恋爱，有很多人选择了用书信来传情恋爱。很多经人介绍认识的恋人通常都会相互通信，用这种方式来进一步了解对方，以确定是否继续交往。尽管相处在同一个城市，但是书写出来的情感似乎比面对面的情感来得更加强烈而真挚。这种方式对服役的军人来说，是十分稳妥与现实的方式，因而，那时候的军人谈恋爱，几乎都是笔谈。
不过，尽管相思难耐，但不是所有的书信之中都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由于政治环境与道德标准的不同，各个年代的恋爱信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方式与特点。20世纪50年代的“同志宣言”，60年代的“斗资批修”，没有人愿意被扣上“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帽子而在信中大谈爱意，取而代之的是“思想斗争”、“谈工作、谈学习”。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书信中的称呼才变得较为亲昵，“亲爱的”、“我爱你”这些字眼才羞涩地流露笔端。
几乎是一夜之间，这种古老的传情模式就被“信息化”所吞没。现代人的恋爱，早已经抛却了鸿雁传书的旖旎，电话、电子邮件、短信让情感传递变得更加高速，那种日日等待来信的焦急已经消失无踪了。然而，那些尘封许久的情书，那种明明满腔话语，却又提笔难落、字斟句酌的心情，那种妙不可言的幸福，却依然在人们的心间……
写信的内容都是讲政治，“你爱我，我爱你”这些话根本不讲。结婚之后才会谈谈生活上的事情。
廉清贤（生于1920年代，劳动模范）
毕业两年后我们就结婚了，但是4年之后我们才调到一起。20世纪80年代，有了打印机了，我设计了信纸、信封，把称呼和落款都印上，专门用来给她写信。
毛卫宁（生于1960年代，导演）
送信物
每个年代都有属于它们不一样的精彩。
社会风气尚未开放的20世纪50年代，给自己的心上人送一方手帕，都是一种甜蜜温馨的场景。这方手帕，饱含着珍贵的爱情誓言，礼轻情义重，往往会珍藏一生。在“红色”的潮流中，又实用又革命的《毛主席语录》成为恋人之间最好的定情信物，如果一方是军人，往往还会送给对方毛主席徽章。带着“同志”一致的人生信仰，这些有着时代特色的定情物，显得格外珍贵。
在红色浪潮过后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定情物变得十分简单、随意。不过，朴素的定情物并非漫不经心，往往也费了一番苦心去选择，那里面藏着说不出口的爱意，笔记本、钢笔等成为首选。也有的人选择用情书作为定情物，缠绵的诗句以及浪漫的话语更是任何一种实物都不能替代的情感慰藉。
近30年的时间里，西方文明传递给中国的不仅仅有经济模式，连恋爱的方式也在悄悄变化，玫瑰花和巧克力在情侣之间开始风靡。捧着玫瑰花的男孩站在风中，温柔地等待心爱的女孩，或是牵着手，一起去吃甜蜜的巧克力。爱的情绪被风吹散，融化在空气里。
我平时不戴首饰，唯一戴的就是当年我先生送给我的一块手表，戴了20多年了，这是我们爱情的纪念。
鞠萍（生于1960年代，主持人）
看电影
I love my motherland, 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我爱我的祖国，我爱祖国的清晨。）
这句台词出自于电影《庐山恋》。男女主人公在说出这句台词的时候，坐在观众席上的恋人们的心也不由自主地荡漾不已。
看电影，是城市中男女恋爱的一种方式，也许自有电影以来，就没变过。电影院最火的那些日子里，看电影是一种时髦的恋爱方式。尽管很多时候，他们所看的电影都与爱情无关。电影票炙热抢手，谈恋爱的小青年，往往要排很长时间的队才能买到。碰上大家都爱看的电影，有时候托人才能买到。拿到好不容易搞到手的两张电影票，都会兴奋半天。带着电影票约人，成功率几乎是百分之百。下班后，甩开一天的疲惫，恋人牵手走进电影院，买上些话梅、爆米花、冰棍，一边看着银幕上的悲欢离合，一边肆意享受属于自己的甜蜜。两张小小的电影票，几乎能够囊括恋爱时期的所有回忆。
一般都是比较进步的电影，《上甘岭》之类的。看完电影之后，就出去走走逛逛，当时也不谈什么，大家都觉得有些羞涩。
廉清贤（生于1920年代，劳动模范）
有一次我们去青年宫看电影，他骑车驮着我，花一毛钱给我买了瓶汽水，五毛钱买了一袋饼干。冬天的哈尔滨路面结冰，地上很滑，一个不稳，我们俩都摔到了地上。汽水打了，饼干也撒了一地。
袁晶（生于1950年代，列车长）
我和老婆谈恋爱看的第一部电影是《李小龙传奇》，1989年，在淮海电影院。
施振华（生于1960年代，上海第一百货公司员工）
情人墙
上海外滩从外滩公园至金陵东路，有一条长约1 700米左右的防洪墙。这条看似普通的墙还有一个十分浪漫的名字—情人墙。这也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恋人们的集体记忆。
上海人普遍住房条件窘迫，一家七八口人挤在十几平方米的斗室司空见惯。男女青年到了谈恋爱的年龄，如果到对方家里去，就必须在家人的目光关注下呢喃低语、眉目传情，其尴尬程度可想而知。如果到户外，那时没有什么咖啡馆、酒吧、茶坊，因而，情侣们便只好“荡马路”，可是人迹稀少、灯光灰暗的地点又不够安全。于是，这些情侣们便不约而同地来到了外滩这条防洪墙。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成百上千对青年男女，就会悄然出现在外滩，开始上演如今的人们无法想像的“集体恋爱”的话剧。一对对热恋中的情人，在这里整齐地排列着，各自耳鬓厮磨。1978年的某一天，有好事者在黄浦江外滩北京东路到南京东路一段200米长的江岸边做过统计，有600对情侣在谈恋爱，平均一米距离就有3对恋人6个青年男女。当年有个《纽约时报》的记者记录了当时外滩情人墙的情形：“沿黄浦江西岸的外滩千米长堤，集中了一万对上海情侣。他们优雅地倚堤耳语，一对与另一对之间，只差一厘米距离，但决不会串调。这是我所见到的世界上最壮观的情人墙，曾让西方列强陶醉的外滩，在现代中国，仍具有不可估量的魅力。”
这里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恋爱场所。没有人打扰你，也不用担心会碰见熟人，因为大家来这儿的目的都很明确，就是谈情说爱。于是，旁若无人，一门心思也不怕别人笑话你。即使陷入热恋中的人们忍不住做出一些亲昵的举动—握手、搂腰、亲吻，别人也会熟视无睹。浪漫又不用任何消费，而且面对的是可以见证神圣爱情的黄浦江。试想，明月当空繁星点点，江波闪闪摇曳倒影，清风阵阵沁人心脾，身边簇拥的是心爱的人儿……那是多么美好。
如今，在外滩情人墙谈恋爱，已经成为一代上海青年的甜蜜往事。水泥做的防洪墙，已经被花岗岩、大理石与铸铁雕花栏杆所取代，但是那段青春记忆将永久存在。
“情人墙”是“文革”的时候开始叫的，那个地方风景好，视野开阔。上海房子少，没有地方谈恋爱，所以大家就都瞧准了外滩这个地方。
匡丽英（生于1950年代，照相馆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