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20年代。
画家。
黄老出生于湘西凤凰县。他在少年时即已蜚声画坛,被誉为“中国三神童”之一。他博学多识,诗书画俱佳,亦是诗、杂文、散文、小说、剧本的大家。他设计的猴票和酒鬼酒包装家喻户晓。其美术成就曾获意大利总司令奖,在海内外享誉甚高。1953年,28岁的黄永玉听从表叔沈从文先生的劝告,从香港回到北京,定居在大雅宝胡同甲二号。他的邻居中有萧乾、林宰平、李苦禅、董希文诸先生。第一个到新家来探望他的是李可染夫妇。给他印象极深的还有一群孩子—二三十个大小不同的脸孔趴在窗口参观这次探望。在邻居们眼里,黄老是个幽默风趣的人。黄苗子先生说:“永玉是笑话大王,他可以在同朋友谈天中连续讲一百个笑话。”
大雅宝胡同和表叔沈从文
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从香港回来后,住在北京东城区大雅宝胡同。当时《世界文学》编辑部就在我们那边,《人民文学》杂志社也在那儿。萧乾他们都在那儿,平时大家都喜欢互相串门。林庚的父亲林宰平当时也住在大雅宝胡同,沈从文把老先生带到我家里来,希望我见见提拔过他的这位老人。
沈从文是我表叔。他就是一个很平常的人,要把他写成伟人就是在开玩笑了。他在工作中非常认真,写小说也好,写一篇短短的文章也好,都认认真真的。比如我问他:“你上过馆子没有?”“有,徐志摩结婚那年我参加过。”“吃过什么好东西?”“我结婚的时候吃了好东西,在中央公园水榭。”他就是这么一个朴素的人,朴素极了。
他也收集古代的东西,但都给了国家。他认为收集就应该给国家,怎么能变成个人的东西?那简直是笑话。北京大学、历史博物馆还有军事博物馆,他都送了很多。很多都没有入档也没有登记。他有不少稿费,家里也有很多钱,就买古代的东西。买好东西回家又怕爱人批评他,所以都放在馆里面,有时候放在我那里。如果你说喜欢一个什么东西,他就送给你,而且好像他求你一样。他不像是这个世界的人,像古代人。你见到他也不会把他当做很有分量的人。和他谈话很开心,而且他问你这个问你那个。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的老先生现在没有了。
他有时候也很世俗的,比如做了政协委员他就很开心。你想想,一个人老处在寂寞的环境里,有点不寂寞的机会多好啊。要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简称文代会)那会,没有他的名字,我到他家里去,他知道我参加了文代会,就说,你们年轻人应该多参加这种活动,多了解世界等。当时我心里很难过,感觉不公道,但我也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第二天大清早7点多钟,接人的车子来了,文代会上有他的名字。我住在大雅宝胡同,他住在东堂子胡同,我催他快走,真替他高兴。
很多人认为沈从文不喜欢共产党,实际上不是这样。他只是不喜欢政治,不关心政治,当然也不了解政治。1947年,我在上海的时候,他写信给我:“你要刻一百一千一万个木刻,来反对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战争。”当时他是这么看的。他不了解共产党,也不懂得什么是人民解放战争。建国后他写信劝我回来,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军队,这么廉洁的政府,你值得为它献身一辈子。”
三里河往事
后来“四人帮”垮台之后,我们住在西郊三里河。还有钱钟书、华君武、俞平伯、金山等好多人,我们住在一个院子里。比如说丁聪,丁聪这个人在旧社会简直是美术界的董存瑞,他天天“炸碉堡”。在国民党时代是危险的,随时要丢性命的。所以郁达夫有句诗:“如何八卷临安志,不记琴操一段情?”《临安志》有八卷,为什么其中都没有写一点著名歌妓琴操的事?说明发表东西,是有很多忌讳在的。丁聪、廖冰兄这些人当年那个战斗就等于打仗,所以在西郊三里河重新成为邻居了,当然挺开心的。
后来我忙于工作。每天早上散步,能碰见当然很好。有时候也来往一下,但交谈的时间不多。因为世界改变了,我就忙起来了,好多事情要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