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院
四合院，顾名思义，四面都有房子，而且脸朝里，背朝外，围起来成为一个大的院子。以北京为代表，四合院在我国的华北地区和西北地区建造得比较多。北京四合院至少有700年历史了。
20世纪50年代，由于建设的需要，北京涌进了大量的人口，住房成了最大的问题，四合院开始变成大杂院。起初进来的是两家、三家，后来甚至多到十几家，大量的老四合院被分割。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罐装煤气进入了寻常百姓的家。于是，为了安全，四合院里的住户开始在自己的房前建造厨房，一般都是窝棚式的小房子。只要数一数窝棚的数量，你就会知道这个四合院里住着多少户人家。到后来，窝棚数量骤增，把原先的正规建筑都遮住了，原本宽敞的庭院更是被挤得只剩下很狭窄的小道，只够单人进出。
在20世纪最后10年中，北京的四合院聚集区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景象：一些移居北京的侨民和在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的人们，抱着怀旧心理和对传统文化的强烈追求，在四合院集中的地方买下旧院，重新翻建新四合院。这种新四合院大多采用传统建筑的外形和色彩，室内则是暖气、自来水、卫生间、空调等现代化设施和高档装修，由多家居住的大杂院变成了一家一户的私宅。
大杂院就是一个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每家的大门都常常打开着。如果有谁家关着门了，这家人就不会招人喜欢了。
小柯（生于1970年代，音乐人）
北京胡同
胡同，是北京特有的一种古老的城市小巷。北京的胡同大多形成于13世纪的元朝，到现在已经经过了几百年的演变发展。北京胡同的走向多为正东正西，宽度一般不过9米。胡同里的建筑几乎都是四合院。大大小小的四合院一个紧挨一个排列起来，它们之间的通道就是胡同。
过去北京的胡同遍布京城，老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三百六，无名胡同似牛毛。”北京曾有胡同6 000多条，若把这些胡同连起来，长度不亚于万里长城。
北京的胡同宽窄不一，宽的敞亮，窄的幽深。最窄的胡同是前门外大栅栏地区的钱市胡同，最窄处仅有40厘米，仅能容一个身材苗条的人通过。
胡同是元朝的产物，蒙古人把元大都的街巷叫做胡同，据说这蒙古语的意思是指水井。水井可是深宅大院的居民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社交场所。在井边与左邻右舍谈天说地、嘘寒问暖，恰恰可以弥补四合院的封闭性所带来的不足，又为邻里之间提供了交流的机会。
我的童年记忆都在胡同里，邻里关系也特别好，感觉很幸福。
刘清池（生于1960年代，理发师）
刚搬来一家人，很快的，整个胡同的人甚至连他们家的祖宗八辈都知道。可能住不到一周，大家全都会和他们交往。
小柯（生于1970年代，音乐人）
大院
大院文化是和胡同文化相对的一种北京特有的地域文化。大院是一种有北京特色的市民聚落。
通常说的北京大院分为两类：一是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中央各部委所属机关部门；二是科学文教单位。这些大院通常都有绿化极好的小道，森严的大门、警卫，高大的院墙。一座大院就是一个小型城市，食堂、澡堂、操场、商店应有尽有。
从1950年代开始，军队大院开始在北京西郊出现，文教大院则在西北郊聚集。1982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提出“今后不能再搞大院，要打破自立门户‘大而全’、‘小而全’的格局”。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城市规划工作者发现，北京的各种大院已达2.5万个。
大院里的人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大院文化的核心内容就是“文革”时期干部子弟群体以哥们儿关系胶合在一起的“玩的生活”。
随着北京的大扩张，大院作为居住区也衰落了。住房商品化改革，机关单位不再包建，从根本上终止了大院生长的动力。大院里的干部和干部子弟们凡是买得起房的，尤其是年轻人，纷纷搬出了大院，只剩一些“难离故土”的老人们还守着老窝。大院里没了人气，不但老楼房日渐破旧，而且气氛凄凉。
筒子楼
筒子楼的历史大概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那时候，为了给学生以及单身员工提供住宿，全国各大城市都兴建了一大批简易住房。这种住房普遍空间狭小，水池、厕所都共用。后来，人们把这种房子称为筒子楼。
后来，由于建设的需要，大量人口开始如潮水般涌入各大城市。于是，有限的住房开始吃紧，其中就有不少家庭搬进了筒子楼，开始在这里生活，洗衣、做饭、堆放杂物等，使得原本狭小的筒子楼越发显得狭小。每天做饭的时候也是筒子楼最热闹的时候，邻居们都在仅有的一个水龙头前面排队洗菜、淘米，闲聊着柴米油盐、家长里短的事情。然后，一部锅碗瓢盆交响曲就上演了，油盐飞溅、人声鼎沸。整个楼道里都是做饭的，一会儿过来了，一会儿过去了，很是热闹。
后来，一些单位开始为这些筒子楼修建单独的厨房，从一楼开始造起，筒子楼便成了简易的公房。但是，由于管道的配置跟不上，到了夏天的时候，常常能听到水龙头“咝咝”地叫，却流不出一滴水来。于是，各家各户为了抗旱，在自家的小厨房里又添了大水缸，半夜起来接水，一道别样的风景线又产生了。
随着单位分房政策的开始，这些筒子楼逐渐成为临时过渡的住所。结局大多是单位造了新房子，于是就把它让给了后来的人。
我的邻居做饭特别好吃，我基本上都是在他们家吃。谁家过生日，我们就会做一个很大的蛋糕，整个楼的人都会分着吃，这是我印象最深的。
姜培琳（生于1970年代，模特）
上海弄堂
有人说，没有弄堂，就没有上海，更没有上海人。
弄堂和弄堂房子其实是上海开埠后的“土特产”，起初外国人只许中国人在租界里工作，而不允许在租界里居住。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运动进入江南，租界才开始向中国居民开放。为了便于管理，就在指定的地块上兴建大批集体住宅。这些房子多为立帖式结构，像兵营一样联立成行，对内交通自如，对外只有弄口抵达马路，弄口设铁门，可以随时关闭。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弄堂成为上海房地产业的中坚。弄堂房子不仅租界里有，华界里也有。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上海近420万的居民中，除了少数外侨和中国富人住着花园洋房，以及100多万贫民住在城市边缘的棚屋里外，绝大多数居民，包括中国和外侨的一些白领阶层都居住在各式各样的弄堂之中。弄堂和弄堂房子总面积估计达2 000多万平方米。居高俯瞰，满目所及都是一片片栉比鳞次、此起彼伏的弄堂房子的屋顶。难怪王安忆在《长恨歌》里说：“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座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
鲁迅在《上海的儿童》里对低级弄堂是这样描写的：“倘若走进住家的弄堂里去，就看见便溺器、吃食担，苍蝇成群地在飞，孩子成队地在闹，有剧烈的捣乱，有发达的骂言，真是一个乱哄哄的小世界。”在这样的弄堂里，居民为了减轻房租负担，往往把房子横七竖八地划分为许多小间，上面还要搭上阁楼，出租给外地到上海来谋生或逃难的人，自己做起了“二房东”。因而这里人口密度高、成分杂、居住条件恶劣。
还有些大型的、拥有数百户甚至成千户人家的弄堂，俨然就是一个城中之城。里面杂货店、小吃店、理发店、老虎灶、裁缝店，应有尽有，甚至还有工厂。上海的“弄堂工厂”大多由一两个技术工人带着几个徒弟兴办，利用大厂扔下来的边角料或下脚货，因材施用，精心设计，竟制造出许多物美价廉的生活必需品，并在小商品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而上海“弄堂生意”中最具特色的，无疑是那此起彼伏的叫卖声。鲁迅先生在《弄堂生意古今谈》里说，弄堂里的那些叫卖零食的声音既漂亮又具艺术性，使人“一听到就有馋涎欲滴之慨”。除了有叫卖零食点心的，还有叫卖青菜、豆腐、瓜果、鸡蛋的，时而还有活鸡活鸭。每隔几天还有修理棕棚、补皮鞋和弹棉花之类的人上门服务。他们各行有各自的叫卖腔调，让人一听便知道是什么行业的人来了。此外，还有算命的、化缘的，晚上还有卖炒白果的。夜深人静时，说不定还有令人毛骨悚然的为家中病孩招魂的长嚎声……
弄堂里卖什么的都有，大家互相也都很了解，日子过得挺丰富多彩的。街上时不时会有耍猴的经过，每到这个时候，我们整个弄堂里的小孩子基本上是倾巢出动。
李真惠（生于1940年代，配音演员）
上海老弄堂的照片，我拍了快两万张。
乐建成（生于1950年代，摄影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