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所了解的某家央企，不仅董事会形同虚设，集团战略朝令夕改，外部董事一年应卯数次就算大功告成，以致效益连年下滑。外部董事的增加并没有改变董事长一言堂，更重要的是董事会对于核心管理层没有事实上的任免权。即便是李荣融本人，对名义上拥有管辖权、实际上行政级别与其同列的央企董事长们又能奈之何？没有任免权，又何谈信托责任？没有制约董事会对多数股东的负责体制，又何谈对出资人负责？深谙其中三昧者当然对此了然于心，对于如何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各方有不同理解，李荣融则以自身规范董事会的努力，向公众展示对信托责任的理解程度。
原先被寄予厚望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如今普遍被讥为花瓶，已经说明董事的公正独立与否要视制度土壤而定，单靠外来者的身份恐怕于事无补。
在外部体制重重约束之下，国资委继续将大权委派给董事会，李荣融表示，今后将派出受过专业训练的国资委官员担任外部董事，建立规范的董事会后，国资委会把管人、管事、管资产的权力交给董事会，但董事会的第一责任是维护出资人利益。并且明确，凡是建立规范董事会的试点企业，业绩考核权都交给董事会行使，董事会决定企业业绩考核的具体方案、指标和水平。从某种意义上，一旦将来央企体制发生质变，通过资本市场可以实现产权的顺利交接，通过董事会可以使央企有平滑的管理过渡期。当然，这是远景，对于李荣融而言，目前最重要的是通过可以信任的董事会，使国资委的职权完整地在市场上体现出来。
央企改革之难通过薪酬机制的设立便可一目了然。国有企业高管究竟是职业经理人，还是政府官员？边界到现在还是模糊不清。国有控股企业高薪是年年难讲年年讲的话题—之所以年年难讲，是因为一系列规范政策出台并没有让国有企业高管高薪现象有所缓解，之所以年年讲，是因为高薪现象所引发的逆向激励与社会矛盾，已经到了急迫的程度。
经济紧缩周期让央企高薪与利润下降矛盾凸显，而国有控股的证券公司国泰君安员工“人均百万”高薪事件曝光，使社会矛盾再次激化。国有企业高薪现象之所以屡纠难改，是因为一系列制度性障碍成为拦路虎。比如国有企业高管究竟是职业经理人，还是政府官员？边界从来模糊不清。
国有企业高管是企业经营者，却并非从职业经理人团队中挑选。虽然国资委试行过从全球招聘央企副总一职，却无法改变行政选拔的大局。央企高管一纸任命就能成为政府官员。如相关部委的很多官员，是从下属企业中选拔而来。电信企业、银行动不动高管大换防的现象，让市场人士目瞪口呆。
人们确实很难给这些管理者定价，如果确定他们是官员身份，则无法获取高额薪酬，全球没有公务员以职业经理人为标准设定薪酬水准的。如果确定他们是职业经理人，如唐骏等职业经理人，市场自然会给他一个市场价格。但这些国有企业高管通常又能获得体制内的种种福利，并且享受种种待遇，且选拔机制与市场化的职业经理人选择机制全然不同。
正如国有企业正在变迁一样，国有企业高管已经有所分化，一些更接近于市场人士，而另一些保持亦官亦商身份不变：接近市场、显示出企业家才能的高管希望获得与创造的收益相匹配的薪酬，进行市场化的激励；而另一些管理者则愿意出能为官入能为商，情愿在市场之外徘徊。以往一刀切的薪酬体系无法兼顾正在分化中的国有企业高管，因此，只能在左右掣肘中寻求平衡。
国资委早在2003年成立之初就制定了《薪酬管理办法》，以自成系统的业绩考核体系，引入中央企业人均工资和行业工资水平参数，对工资收入水平较高但效益较低的企业进行重点调控；实行“两低于”原则等，即工资总额增长低于经济效益的增长、职工平均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原则；同时，对于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则辅之以市场化的上市公司薪酬委员会等制度，织就了一套国有企业内部管理体系。除了国资委的管理、考核之外，还有中纪委等职能部门的监察，中纪委2008年7月发布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违反廉洁自律“七项要求”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解释》，国有企业老总违规自定薪酬、兼职取酬、滥发补贴和奖金，情节严重的将被开除党籍。
这些举措成效到底有多大值得怀疑。来自国资委的统计显示，在中央企业负责人第一任期（2004~2006年）期间，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总额年均增长14.84%，薪酬水平年均增长14.92%，既低于国资委成立前三年企业负责人薪酬水平年增长40%的速度，也低于同期中央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15.28%和全国国有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16.61%的增长幅度。2005~2006年，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总体水平与中央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的差距呈逐年缩小的趋势。但这一数据未纳入国有企业福利，与社会观感不符，很多部委统计数据类似于对民众智力的愚弄，与审计署对某些行业、企业的审计结果有出入，与发改委2007年的调查有距离—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收入分配报告显示，目前部分国有企业收入分配不规范，工资外收入管理失控，“特别是一些垄断行业职工工资收入无序增长，与一般行业职工收入差距明显扩大”。
对国有企业高薪的制约与国有企业员工的自利性动机存在激烈的冲突，既然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拥有垄断地位，则必然获取高额利润以至于将高额薪酬揽入怀中，制约举措越多，只能说明冲突越激烈，制约越困难。实际上，国有企业员工的年金、期权、交际等各项收入，将使监管者管不胜管。
国资委官员的表态显示，他们希望能够最终使国有企业的薪酬机制与国有企业一样，全面向市场转型，但这一转型目前还十分困难。
要进行市场化的定薪，首先得进行充分的竞争，显示出高管的经营才能，竞争是市场定价的前提。恰恰就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无法分清哪些是垄断国有企业所获得的制度性红利，哪些是降低成本提高管理效率的盈余，哪些是市场竞争所得的利润。只有通过垄断性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的赢利能力，我们才能窥见他竞争力的底牌，也只有细致分析大型金融机构，我们才能约略了解他们享受的制度红利之丰厚。这也就是中石油、国泰君安等公司的高额赢利难以服众的原因。
作为过渡的办法，我们应该允许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第一，在非事关安全性的领域，继续大力推进国退民进的改革，不因任何意外的插曲而阻挠了改革的进度；第二，允许国有企业高管自主选择身份，是放弃官员身份充当职业经理人，还是退出职业经理人入列进行公务员序列，将这两种人放在完全不同的岗位，实行完全不同的薪酬体制；第三，是否选择实现淡马锡式的公司管理，实行彻底的职业经理人选拔机制；第四，对于垄断企业按照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征收暴利税后，再行考核业绩，把制度性红利与高管的经营能力分开，以免鱼目混珠。
竞争体制是改革之本
央企高管高薪只是一个小小的案例，从薪酬久议不下回到培育竞争主体的原点，可以看出央企成为市场主体具有先天不足。中国版的央企改革，核心是新加坡淡马锡模式加中式全民产权托管理论。李荣融2004年6月上任不久就到新加坡考察，表示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学习国有资产的管理经验，“我们这次是带着国有全资企业该怎么建立好董事会这个问题来的。通过考察学习，我们得到了圆满的答案”，而答案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规范董事会是最核心的问题。央企外部董事要占一半以上，不能内部人占多数，要独立公正发表意见，要能独立承担责任，落实经济责任”。李荣融上任后出访的第一个国家是新加坡，新加坡淡马锡集团负责人的一句“国有企业无一亏损”让他始终无法释怀。想必令李荣融不能释怀的还有朱镕基担任总理期间国有企业3年脱困的任务，以及此后留给银行上万亿的坏账让公共财政买单。在李荣融眼中，资本市场与董事会是改造国有企业的魔方。但一个城市国家与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是否具有可比性，许多人对此存有疑问。事实上，不止李荣融，绝大多数国资委官员都到新加坡这一市场化的国有企业圣土参观考察过，他们吸取的是市场化国有企业的信心。
淡马锡制度的核心，未必就如李荣融所说就是内外部董事比例适调的董事会制度，我们不应忽略新加坡的总体法制、经济环境以及《新闻周刊》对新加坡经济所作的评论：“新加坡把整个国家当成亚太地区的‘对冲基金’，越来越把自身命运与亚洲其他地区相结合”。我们拷贝了董事会制度，而无法拷贝制度环境，以及周边国家经济发展势头。如果央企的董事会仍然只对国资委负责，唯国资委马首是瞻，那么与现行的管理层负责制又有多大区别呢？曾经的新加坡中资企业的优秀代表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航油”）的折戟沉沙，也说明光有一个表面上的健全的董事会制度，并非企业董事会拥有信托责任的关键。此轮经济危机，淡马锡亏损达到300多亿美元，也让持国有企业市场化论者心情黯淡。
以往认为国有企业无法实现效率最大化，因此国有企业的改革焦点是产权改革，在中小型国有企业进行了产权改革之后遭遇一系列阻碍，在央企实行股权激励之时引发全社会国有资产流失大讨论。现在的国有企业改革成为产权保持不变之下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以国有企业之身走市场化之路，违背了经济学产权理论的基本要义。这是最大的悖论，但中国央企最大的“CEO” 李荣融先生显然对于走通这华山一条路充满自信。
从国资委成立到落实十五届四中全会明确的国有企业在2010年要建立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留给李荣融的时间一共7年。任何一个官员处于李荣融的位置，都想在央企改革上闯关成功，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创下一份基业，青史流芳。从目前来看，央企资产的扩大给了李荣融足够的底气，而央企利税1万亿占公共财政1/4这一现实，也使央企改革似乎出现了成功的曙光。正因为如此，李荣融才理直气壮地抛出自己的垄断理论，认为中国石油行业已经实现竞争，也许在国有制加市场派的眼中，只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在本国内都不会出现垄断？这是古怪的逻辑，这一逻辑同样贯穿于央企改革的路径之中。
在接受凤凰卫视访问时，李荣融给自己作了一个奇特的评价：“我不敢说我是最合适的，我应该说是成本最低的。”原因是“第一没有给总理添乱，第二这个成本还是比较低的，因为这一路没有走太多的弯路，造成国家的损失”。这或者也不是一个谦虚的评价，事实上，在央企改革这一核心领域没走弯路，即是改革功臣。
现在对央企改革全面评价显然为时尚早，中国在走一条独特的国家资本发展之路，其未来充满变数。如果成功，毫不夸张地说，将彻底改写中国历史与现有的主流经济理论。套用一句话，央企改革正在过大关。目前的改革能否建立起完善的委托代理机制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所有权虚化的障碍是否能够靠结构性调整来弥补，一套完备而客观的数据与理性而符合实际的分析工具显然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央企此轮改革很可能与国资委理想相悖，做得越多，错得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