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部分人都会认同，没有一项追求是有保障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一课要给大家一个忠告：计划随时都需要根据现实情况的改变而重新调整。但是不要因为这样而不问问你自己，此时此刻，你的梦想是什么，你如何计划追求梦想？
往往在我们觉得最不可能的时候，人生中最重要的某一次教训悄悄地涌现在脑际，使我们猛醒，让我们想起那些早前记得但却又忘记或是忽略的事情。每次当我有幸被这种刺激惊醒时，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感谢上帝帮我抓住我的神经。我的第二步就是，伴随着头痛的消退，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制订出下一步的计划来。
这种事情最近就在我身上发生过，它促成了我人生中值得回忆的一个转折点。那是2003年，我有幸作为获奖者参加一个“父亲奖”的颁奖活动。我是那种典型的抵制参加任何颁奖活动的人，因为我一直认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跟别人分享成功的喜悦和快乐就已经是一种足够的奖赏。但当我听说主办方的用意是为了彰显男性作为一个好父亲，一个积极的人生导师的重要性时，我欣然接受了邀请。
当我就坐在颁奖现场时，为与其他获奖者同场获奖而备感自豪。他们当中有詹姆斯·厄尔·琼斯，《猫鼠游戏》中安全专家的原型人物弗兰克·阿巴加奈尔以及著名的爵士音乐家大卫·柯兹。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初次见面，但都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当然，我有很多问题要问他们，他们都十分慷慨地给予解答。不但是当晚，而且自那以后，我们之间建立起了友谊关系。跟詹姆斯·厄尔·琼斯这样的偶像人物见面，他的声音、他的目光都给人以力量，给人以启迪。他刚好又是那种极其务实的人，善良而又慷慨。大卫·柯兹也是这样，他一出场就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吸引别人去关注。作为音乐家、电台主持人、企业家和慈善家，他取得的一个又一个成功一点也不令人惊讶。弗兰克·阿巴加奈尔跟他们相反，让人充满惊奇。尽管曾推测他的人生经历肯定远比电影版本中的更丰富，我也没有料到他这样一个年青时屡屡行骗的人，会在余生通过各种方式向社会偿还他曾经欠下的债。他帮助商业人士、执法机构或是个人同各种威胁作斗争。作为三个儿子的父亲，儿子们就是他生命的光芒。他深信人生导师的重要作用我也深信不移这样的价值取向。大卫·柯兹和詹姆斯·厄尔·琼斯也是这样。
因此，当颁奖典礼开始时，我感觉棒极了。或许是为了颁奖活动顺利进行下去，或者是要制造一些喜剧气氛，活动司仪对我的介绍令人很惊讶，使我的心情大变。他的基本说法是，我只是侥幸获得那样的荣誉！
不只是我一人。很显然，根据统计，如果考虑到我们出生和成长的环境因素等人口特征，比如家庭出身、成长环境、社会经济和种族背景等，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会继续“代代相传”的恶性循环——遗弃孩子，一事无成。只有极少数人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至于所谓的幸福和人生的追求，也不会发生在我和类似于我的人身上。这样的逻辑推理表明：成功只能发生在那些延续种族优秀品质的天才身上，或者是那些侥幸成功的幸运儿身上。
我坐在那里听得越久，就越觉得这种推理逻辑是一派胡言。我回想着跟我在一起的那些获奖者们。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成功者，一个成功的人生导师和父亲，并不是因为他们出身于显赫世家，而是因为他们自己选择了这样的人生道路并一路走过来。不是因为幸运和偶然，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有天赋，而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和选择后持之以恒的行动孕育而成的硕果。
当我听那些令人压抑的统计时，我实际上开始低声嘀咕着“一派胡言”。但是声音很低，只有我一人听得见。我不得不反思为什么这种统计形式的偏见让我感到如此不舒服。我想到了对我们这样的人“期望值很低”的一种偏见，它是如此长久，有时甚至存在于一些善意的专家心里。我回想起了童年时期居住在密尔沃基地区的时光，有时在收养家庭，有时在亲戚家。我想起了我的母亲贝蒂·简·加德纳，对我影响最大的人生导师。她一直都给我灌输这样一种观念：你想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什么样的人，完全取决于你自己。是她给了我自己做主的力量。我之所以能有所成就，不是因为我所有选择都刚好是正确的，而是当我无能为力时，“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决心帮助我始终保持清醒，充满希望。
我坐在椅子上，不是特别舒服。我曾经作过的一些重要的选择像画卷一样逐渐在我脑海里展开。刚开始，是我刚六岁时我作出过的重要决定：有一天，当我有了孩子，我要为他们做任何事情。正是因为这样的决定，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离婚带着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面对旧金山经济衰退和无家可归的境况时，仍然选择坚持着对克里斯托弗的监护权，而不是把他送去收养中心或是寄托在亲戚家里，准备等自己有了基本的经济保障再把他领回来，因为我曾经有被自己亲生父亲遗弃的经历，我不了解他，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在哪里，或者为什么他不在我生活中出现。我只是在快三十岁时曾经见过他一次。正因为选择了不去效仿他的行为，以及避免那种因为他不在而在我心里产生的那种缺失感——我曾把这称为没有父亲的忧郁，影响了我的很多决定并在这么多年里重新塑了我自己。
那晚，重回我脑海的另一个关键决定是我在八岁时所作出的一个大胆的选择——我长大了要成为另一个迈尔斯·戴维斯[美国著名爵士乐家]。当然，在我十多岁时，母亲对我说世界上只有一个迈尔斯·戴维斯，我不得不作出另外的选择。当我不能做迈尔斯时，我决定将来某一天在别的方面成为世界级的名人，尽管那花了我更多的时间来寻找究竟在哪方面。
在这幅回忆画卷中还包含了我对继父弗雷德在日常生活中的记忆：一个文盲，酗酒成性，常常以让我知道他其实不是我的父亲为乐——他之所以成为我父亲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要想成为他那种人其实非常简单。但我为自己做主的意识强烈地提醒我：成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就是不能成为他那种人，而我也的确做到了。
我是侥幸成功吗？我是那些脱离生活常规模式的幸运分子中的一员吗？从长期来看，并不是这样的。在各类人群中，每天都有藐视数据统计的人。在美国或全世界，在各个社区，有很多很多成功的父母和个人，但是他们因此而获得奖励的却极少极少。尽管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但是正因为这样，促使他们更加地努力。在我碰到的人当中，许多人都是从最艰难的环境中走出来的，历经各种挑战最后获得成功。我们当中的每一位都有可能成为那样的人，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位所谓的侥幸的人。都是因为选择的力量，而不是幸运的机会使他们的人生与众不同。
但是当我走上领奖台时，我并没有说这些话，我差点忍不住说出那些我在下面喃喃自语的话来：那些数据统计并不能成为一个父亲成功的原因或是失败的借口。专家们的意见？都是胡说八道！但转念一想：哦，我这大嘴巴，我又得惹麻烦了！幸好，我以另一种更加委婉的语气说：“我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例外，只是许多跟我有着同样背景的人们中的一员，只不过我们为自己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而已。”
这就是我那晚获得的简单而真实的人生经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我选择的权力，选择我们最终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对我来说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当颁奖演讲结束时，一位女士满眼泪水地走过来跟我握手说：“谢谢您！我就是来自像他们所说的那种不幸的家庭背景下。”她告诉我她十多岁时——在父母来美国后不久——过着孤儿般的生活，每天带着自己的弟妹们穿过黑帮盛行、毒品泛滥的街区去学校上学，自己靠打零工赚钱养活弟妹，并以优秀的成绩读完了中学。虽然没能继续上大学，但她对女装业有着热切的追求，后来终于和丈夫合伙经营起了华盛顿一家非常有名的女性精品服饰店，为此她深感自豪。她的三个儿子也都大学毕业。她的秘密是什么？她耸耸肩说：“我不想成为平庸的一份子，我决定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
这位女士后面的另一个人也表达了同样的感想。在一个能容纳千人的大舞厅里面，我听到了无数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关于人们如何从逆境中走出来闯出一片天空。他们中没有谁认为自己的故事是因为幸运、碰巧或是例外。每个人都清楚地记得人生中作出重要决定的时刻。在那个时刻，他们就是在向世界宣告：我要走另一条路！长大了我要与众不同！
很显然，正是这种自我激励给了我们以前从未有过的其他选择。毕竟，我们的美国梦和成就是可以实现的。
当晚人们一致同意：那些把个人潜力局限在统计数据的研究结果上的做法实在很荒谬。甚至为达斯·维达配音的詹姆斯·厄尔·琼斯也拍拍我的肩膀，同意我的看法。
正如我此后所说，当达斯·维达说一件事情是“胡说八道”时，那很可能这件事就真的是“胡说八道”！
本课想告诉大家的是，下一次当我们听到关于我们的不实说法，或是任何人妄图说我们能力有限时，我们就可以说“胡说八道”。这也包括我们过多依赖于偶然的机会，而没有为自己寻找多种选择的情况。当外部环境超出我们的控制范围时，我们往往会感觉到害怕、恐惧或者无助，这些都是人之常情。但是我们不能被这些打败。这取决于你我是否能给自己足够的力量从当下能控制的局势中找到机会——不管有多么微小——以此促使自己向前进。
如果你近来没有练习过如何去作出选择，你可能要回忆一下自己迄今为止曾经作过的值得记忆的选择。你是否曾经对朝着你过来的东西说：“不，谢谢，我要找更好的东西”？你是否曾经放弃你智慧的天性而跟着众人人云亦云，却又事后空后悔？我的观点是：无论何时，一旦你有了自己的选择，不管它们给你带来更好还是更坏的结果，你都给了自己力量。那么现在，看一看你正在制订的计划，或者是你正在构思的梦想吧。
为什么不在计划中选择小规模且便于操作的项目，当天就行动呢？伴随着行动，你在不知不觉中会产生一种魔力，你会充满力量去应对那些令人生畏的挑战。就是这个想做某事或者任何事情的决定，能成为一剂解药，让你感觉已全副武装，准备战斗。尤其是当你感觉什么事情都跟你过不去、感觉你命运不济、只有麻烦与你相伴时，你会重新获得力量。再一强调，你有作选择的权利。
一位新闻记者曾问我，为什么在和儿子无家可归的那段时间里，我还能高昂着头？他想知道我是如何克服那种羞耻感的。我很快地回答说：“嘿，我们是无家可归，但并不是毫无希望。”
他显得很惊讶，而且很难理解这怎么可能，特别是当我指出我们无家可归的那种境况并不能就此说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那时，我的态度就是坚信这种境况仅仅是暂时的。这是一次给我锻炼和提高自我选择技能的机会。但是在那期间我不得不承认的困难是：我意识到自己和儿子已经进入到一个无形的阶层，和那些有工作但仍然无家可归的人一样的群体。这种无形的阶层属性确实增加了孤独的沉重感，觉得除了自己，没有其他人能真正理解自己的境遇。这些都加重了包袱，而这种境况只能靠自己去努力改善。
实际上，我之所以决定要打破沉默，把我的故事公之于众，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引起人们对一个迅速增长的群体的关注。这就是我长期以来所指的人群——“白领无家可归群体”。据推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大约20%的无家可归者有固定的职业，甚至每天去工作，有些地区这一比例高达30%，这些人不是那种拿着乞讨碗站在街道角落向人乞讨的人，而是同那些比他们境况好的人一样努力工作，甚至比他们更加努力工作的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