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庚死事闻，帝谕有“览奏心摇手战，震悼之至”等语。追封伯爵，谥忠毅。命以所部王得禄、邱良功嗣任。军无总统，命阿林保择驻厦门、漳州一带调度。海盗巨酋，自蔡牵外有粤朱，与牵时合时分，互寇海疆。十三年，濆为金门镇总兵许松年轰毙，弟朱渥复领其众。浙洋复有土盗张阿治、骆亚卢等，为邱良功等所歼。十四年，朱渥以众三千余，船四十二，炮八百余，降于闽。旋邱良功为浙江提督，王得禄为福建提督。
浙、闽将帅无间，以是年九月，合剿蔡牵于定海之渔山，乘上风逼之，转战至黑水深洋，逾一夜至明日午，良功见水已绿，近内洋，惧日暮敌更遁外洋，大呼，以己舟骈敌舟，闽舟又骈浙舟，敌死战，毁浙舟蓬，扎伤良功腓，浙舟脱出，闽舟又骈敌舟，敌余舟皆为诸镇所隔，不能救牵，牵船中创，毙余三十人，铅丸亦罄，以番饼作炮子，得禄亦受伤，挥兵火其尾楼，复以坐船冲断其柁，牵乃首尾举炮，自裂其船沉于海。封王得禄二等子，邱良功二等男。粤洋尚有安南余艇之众，百龄代吴熊光督粤，严断接济，粮及硝磺不得漏出洋，其众以外洋无可掠，乃冒死入掠内河，官兵守待捕斩，有以制之，而尚有总兵许廷桂败死，敌突围遁走一事。敌终以穷蹙，各帮先后降，百龄所降至二万余众，船三百余，炮千数百。粤事平，赏百龄轻车都尉世职。蔡牵余党亦降于闽，尚有千余人。时澳门葡萄牙人备兵舶二，英吉利备兵舶四，各愿助战，朝议不许。见《圣武记》。自后海上外国船械日精，官与盗旧法皆见绌，遂开新海防时代。
第五、京畿天理教叛乱
嘉庆兵事，有何可纪？纪兵事，见吏治之败也。乾隆以前，非开辟疆外之兵不纪。乾隆中叶以后，台湾已为内属后之兵事，亦略之。临清一役，乃嘉庆教乱之先见者，以为时甚暂，亦不专述。而内乱之萌孽，实始乾隆朝之骄泰，为种败亡之因。嘉庆间，苗、教、海，皆内地子民，所以暴动者，皆缘官吏之非人，纵不尽由迫压，而寸土皆官治之地，一民皆受治之人，岂有省道郡县层层统摄，而为变之民，能久久部勒不散，酿成大乱之理？海事甫靖，教乱又兴，此事前接川、楚，后接金田，秘密党会之无法解散，于刘清之不见用验之。
嘉庆十六年春，有星孛见紫微垣，教众指为惑众之具，谓应在二年后之九月十五日。十八年七月十八日壬午，帝东巡启銮，秋狝并谒东陵。九月甲子朔，命随扈之皇次子绵宁、皇三子绵恺先还京。绵宁即宣宗讳，以先还，故得以宫中御寇立功，封智亲王者也。初十日癸酉，帝自避暑山庄回銮，而是时教众已事露先发。盖距九月十五之期已近，一则伏戎于道，要回銮之驾；再则窜迹入宫，起事即在禁中，皆其所预谋，以应期会。其主名则为天理教，又名八卦教，以卦名八字为分股之目。《圣武记》谓：“天理教聚众敛财，愚民苦胥吏者争与焉。”可知民之从教，亦由官迫也。从教则何以减胥吏之苦，今不知其详。意当时胥吏多奉教，入教则可共一家，借保身家，冀少受鱼肉耳。教首在河南者为滑县李文成，在直隶者为大兴林清。教众谋久，自必外泄。会知滑县者为强克捷，亦不似他上官及同僚之愦愦。有退吏讼系，感克捷白其诬，告以教众谋。
克捷密封白巡抚高杞，申卫辉知府郎锦骐，请兵掩捕，皆不应。克捷知事急，于九月初六日，突执文成，先刑断其胫，及其党二十四人，之狱。夜半，其党牛亮臣劫狱出文成等，屠告发之退吏家，踞城叛，克捷及家属均死之。时高杞已调任热河都统，新任方受畴未到，旋仍命高杞留署。台斐音署巡抚而滑县失陷事，由直隶总督温承惠奏闻行在。十二日乙亥谕：“温承惠奏河南滑县老岸镇地方，有匪徒黄兴宰、黄兴相并宋姓为首，兴天理会。于本月初七日聚众滋事，滑县已失，县官被戕。长垣县亦有习教之人。高杞若尚未离豫，着督同河北镇总兵色克通阿防堵，勿令匪渡河滋蔓。”又“以温承惠为钦差大臣，偕古北口提督马瑜驰往长垣、滑县剿贼。”又“命陕西提督杨遇春来直隶协剿。”又“命山东巡抚同兴巡防山东边境，剿捕贼党。”十三日丙子，又谕：“据素纳（当是正定镇总兵）奏：东明县朱炜禀报：县属齐五集铁匠张文典，首称有长垣县南乐集人姜复兴，托打钢刀十把。
该县盘获姜复兴，究出伊与滑县白家道口宋义升、长垣县马塞村马文陇伙同习教。当将姜复兴收禁。又于初十日，长垣县典史刘世治禀报：“民人王白小，向都司陈梦熊首告，知县被害，都司领兵抢出该县尸骸，遍身有伤，身首异处。又知开州于晓禀报：东明县城被围危迫。恤长垣知县赵纶，量赏铁匠张文典。”十四日丁丑谕：“色克通阿奏：滑县匪徒牛亮臣等，杀入县署，劫放狱囚。着添兵并力歼除。”十五日戊寅，驻跸髻山行宫。山东巡抚同兴前奏：“拏获金乡县编造歌词敛钱惑众之匪徒李允魁、崔士俊、张文明等十八人。”至是又奏：“崔士俊供：‘先从城武县刘燕习八卦离字教，又从直隶长垣县徐安国习震卦教。徐安国告以今岁九月交白洋劫，届时老教首给白布小旗插门首，可免杀戮。’”又据奏：“定陶县城于初十黎明被陷，文武官存亡未保。”又递到十三日由五百里驰奏折。十一日，曹县续陷被据，敕温承惠与东省并力夹击。此皆九月十五以前各日事。
由强克捷先破教众之谋，刑伤其首，致三省交界地带，不及期尽发，而行在无警矣。十六日己卯谕：“绵宁、绵恺奏：本月十五日午刻，突有贼入苍震门，经总管太监擒获。未刻，内右门西又有贼越墙入，绵宁仓猝取进鸟枪，击坠墙上一贼，又击毙手执白旗在墙上指挥之贼。”又谕：“仪亲王等递到折，称剿办事已大定，讯取活贼供词，贼进禁城二百名，歼毙及活拏者三十一名。又供地安门外尚有贼五百名。此项余贼如何办法，着回奏。”旋知已为留守京师王大臣入卫官兵所擒捕。此为九月十五克期直攻内廷之教众拒退情状。十六日，诏停谒陵回京。十七日，下诏罪己。是日，步军统领英和等选派番役，于近京之宋家庄拏获林清，盖由前同兴奏首犯刘真空潜匿离京二十八里之沙河，即谕英和派弁兵巡察，至是拏获。供称：“前生姓刘，所有十五日禁城贼匪，由伊派拨属实。”又据所供太监刘得财等伙同入教。引入东华门者，刘得财、刘金；引入西华门者，张太、高广福；又王福禄、阎进喜在内接应。又究出杨进喜，亦由西华门引路。复严诘林清，坚供太监在内同谋者止此七人。凌迟处死完案。此办理禁城之情形也。
直、东、豫三省失守各州县，以李文成为首，既戕官据滑县城，胫断不能远出，遂不能与京畿教众相应。林清竟不知外地消息，坐待所定期日行事，无援而败。滑城教众萃精锐于距县十八里之道口镇。镇临运河，有积粮，据以号召诸所据州县，而出兵围浚。时温承惠督兵大名，巡抚高杞军浚，皆按兵不动。同兴亦闻报逾旬不发兵。刘清于川楚军罢，仁宗从其志辞布政使，改任山东运使，力争于同兴始发，身先士卒以攻，总兵陈某反随其后作策应，而奏报中以同兴在山东战绩独佳。帝不满于温承惠，诏以陕甘督那彦成代为钦差大臣，节制三省兵进剿。那彦成以阿桂孙蒙倚任，又调禁军及西安、徐州兵益之。至卫辉，闻滑势盛，请俟调山西、甘肃、吉林索伦兵五千而后进。诏以“远道征兵，非数月不达，任贼蹂躏，束手坐视，停留长智，或奔突四出”，严旨斥之。
赖杨遇春能战，在东省又有刘清，亦尚因以有恃。至十一月，各县皆复，唯滑坚厚而多粮，教众以守，无敢忤。官军围之久，教众拥李文成出收外属众，作西入太行之计。文成胫创，以车载乃行，招众四千，入辉县山，据司寨。总兵杨芳追之，累战，夺司寨。李文成自焚死，获其尸，然后并攻滑。滑城外官军已屡隧地谋轰城，辄为城中觉阻之。杨芳来，乃成掘隧计。十二月十日，药发城崩，官军夺城，巷战自哺至夜，俘教首牛亮臣、徐安国等。事平，那彦成加宫保，封三等子；杨遇春三等男；杨芳、刘清赏赉有差。是役敢战者唯平川、楚旧将，而那彦成居功首，刘清则径改武职，名从其志，抑可谓失人矣。时用人之柄，满洲固例居人上，汉人以科目为重，若刘清起拔贡，与苗役之傅鼐起吏员，皆不易自显。视雍正时之用田文镜、李卫，不受翰林出身者排挤，虽未必尽当，然帝王自有魄力，非仁宗之所能及矣。
强克捷以先发，刑李文成断胫，功大，事后赐谥忠烈，世袭轻车都尉，官其二子，于原籍韩城及滑县各建专祠，并加韩城学额。所扰各县中，唯金乡知县吴阶守御有法，得不破，事平，超升曹州知府。沈宝麟撰阶《传》，详其城守功，乃颇得义和团之力。此知义和团由来已久，与天理会向仇敌，故官收其助。宝麟，嘉庆三年举人，官汤溪教谕，所纪自当时事。近言秘密会党者，谓白莲教在北变义和团，又言诸教会皆明遗忠，此持种族见，皆迎合潮流语。今满族去矣，各省红枪、黑枪、大刀、小刀之会如故，此又何说？在理会弥漫全国，亦不闻有他变。说者又附会吕留良之孙女吕四娘曾刺雍正帝至死。吕四娘之说，余亲见吾乡许国英伪造，当时责其紊乱史实，为失纪载之道德，许唯唯。今许君殁矣，而其说为浅薄好事者所乐述。又以《聊斋·侠女篇》为证，夫《聊斋》多脱胎《广记》，以笔墨自娱，原不负纪事之责，且蒲松龄卒于康熙五十四年，何以能知雍正十三年以后事。以好奇之故而不顾常识，愿谈历史者自重，勿蹈此陋习。
宣宗守御有功，相传因此而得大位。然掘《东华录》，《宣宗录》首云“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仁宗遵密建家法，亲书上名，缄藏匣，默体先志，慎简元良。由是寿皇展拜，则命随行；裕陵敷土，则命恭代。隐然以神器攸归，面稽列圣，寅承对越，胥寓深心”云云。则建储不待立功后矣。云“缄藏匣”，不云“缄名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其匣究藏何所？缄名之制，定自世宗，高宗承之，皆在正大光明匾后。但高宗两缄储名，一则先天，一则亲行内禅，俱不待受遗诏而后启鐍。仁宗则缄而不书正大光明匾。文宗以后，穆宗系独子，德宗、宣统系西后援立，以便其私，无所用其缄。高宗作《储贰金鉴》，发明从古立储之害，若千圣百王，早定太子，皆为不智。此实因噎废食之拙计。父子兄弟，一片机心，天伦薄，人道乖，真夷狄之俗也。
正大光明匾，不过在乾清宫内，苟欲窃视，有何阻难？仁宗以后，更不置匾后，据当时纪载，乃托之于内侍之身畔，以内侍之身，当正大光明之匾，此一内侍，怀此重器，在宫中给事历数十年，以小人挟此神秘，其变幻何所不有。其未肇清室之大变者，别有天幸，谓为可作家法，可傲千圣百王，则真无知之见矣。宣宗己名在匣二十余年，宫中更有御寇大功，又仁宗元后所生唯此一子，依历代立储法，亦为天定无可改移之事。乃仁宗崩后，遍觅匣不得，大臣搜索御箧，最后于内侍之身得之，不知彼内侍于帝崩后，犹不自陈明者何故！若搜而不得，是否遂不立嗣君？以此言之，尤为出于情理之外，诚荒诞之甚也。《清史稿》于戴均元、托津两《传》，俱载其事。尤详者包世臣所撰《戴均元墓碑》。世臣童试时即受均元知，均元历官中外，世臣从游数十年，得之口授，不应无据。且墓碑传拓行世，方当宣宗在御之事，岂能以无据之言，诬蔑宫寝，将不为戴及己身家计乎？然则语必可信，录如下：
《戴均元墓碑》：“庚辰（嘉庆二十五年）春，拜文渊阁大学士，晋太子太保，管理刑部。七月，公偕满相托文恪公。扈滦阳围。甫驻跸，圣躬骤有疾不豫，变出仓猝，从官多皇遽失措。公与文恪督内臣检御箧十数，最后近侍于身间出小金盒，锁固无钥，文恪拧金锁发盒得宝书，公即偕文恪奉今上即大位，率文武随瑞邸成礼，乃发丧，中外晏然。”
所云“锁固无钥”以为慎密，而盒在近侍之身已二十一年，谓无钥为不可开，是何异俚俗语谓箱箧被盗取去，主人自庆云：“钥尚未失，盗无如此箧何也。”
第六、道光年间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