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宗接受了陆贽的建议，对造反各臣大都赦免。他在784年所下诏令中称“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咸以勋旧，各守藩维，朕抚御乖方，致其疑惧；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灾。朕实不君，人则何罪？宜并所管将吏一切待之如初”，也就是，主要的原因在于自己统治的不好，大部分人都可以既往不咎。不久，李希烈被部下毒毙，朱滔亦气馁而死。但是他们的失败，并不能算是德宗的成功，各藩或子孙替代，或为自己的部属取代，其独立与分化的情形如故。有的一家割据一镇达十世以上，历时数十年之久。
宪宗在祖父推行退让政策20年后，又发动削藩。西川节度使刘辟骄骞，宪宗派兵讨伐后将他削职。只是宪宗鉴于德宗之失，行动比较稳健。不在两线作战，不令意存观望的藩镇事先发生疑惧。814年，淮西镇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他飞扬跋扈，四出攻掠。宪宗乘机出兵讨伐，但因将帅不得法，出兵3年而不能奏效。817年，宪宗任命宰相裴度为统帅。当时各道军队都由宦官监军，进退攻守不由主将，打胜仗功劳归于宦官，打败仗过错全在将领，因此谁也不愿意出力。裴度到前线后，奏请宪宗取消了监军一职，被动的局面才渐渐扭转过来。唐将李愬，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将领，在这年冬天一个风雪交加的夜里，他率领9000士兵，突袭淮西镇的治所蔡州城，一举活捉叛乱头子吴元济，平定了淮西之乱。至此，唐代的削藩事业达到最高峰。
宪宗朝唐室称中兴，然而好景不长，翌年宪宗即为宦官所杀。以前，德宗想要加强中枢的军事力量，组织“神策军”，以宦官统领之。初时不过保卫宫廷，只因神策军的给养补给远较其他部队为优，于是很多边军自愿“遥隶”神策。朝廷又常派宦官为“监军使”去视察其他部队，如此都增加宦官的力量，所以宦官问题在唐代也开始突现出来，到后来，不光内政要受到他们的影响，连皇帝的废立和生死，也由他们掌握。
黄仁宇先生认为，藩镇的问题，牵涉到很多因素，不是全靠人事的处置所能解决。宪宗死后才几个月，朝廷派往成德与幽州的节度使，或被叛军谋杀或被拘禁，朝廷的戡乱也无成效。于是长安的政府再度承认现实，让河朔三镇自行其是。至此全国划分为40个到50个“道”，其疆域数目也经常变更。各地节度使实际自主的情形，因人而异，因地而异，所以藩镇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如何分析这种现象，黄仁宇先生说，还是应该从制度本身找原因。公元780年德宗用杨炎的建议，行“两税制”，等于放弃以往均田、租庸调、府兵等等“间架性设计”的组织与制度。唐朝初年的兴旺，由于起先地广人稀，下层结构紧凑简单。于是继太宗李世民之后，武则天及玄宗初年大规模地组成新官僚体系，排斥巨家大族的力量，将地方官的职权推行到广泛的区域。但是，经济的条件蒸蒸日上，人口移动，各地区条件参差不齐，技术管制的因素也渐趋复杂。
宇文融的括户政策，已经使官僚集团的团结发生动摇，东南的物资由水运至长安，更开争斗之门。边军用募兵，购买战马又要顾及各地的情形，更容易使军事配备脱离中央掌握，其基本的原因，则是在极权政治之下，统计数字与真理由上做主。如果以农村组织为单位，其所控制的即有不尽不实之处，易为一村一地容纳遮蔽，不致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到人员与物资丛集，各种因素互为关联，则其权利与义务无法交代时，必在组织中发生分裂作用。所以，综合以上的各种情形看来，唐朝后期之有藩镇问题，已不足怪。而令人感到惊讶的则是，在此情形之下，李唐王朝尚能继续存在长达数百年之久。陈寅恪先生的解释是，由于朝廷能继续以东南的物资支持西北的边防，只要这历史上的任务继续存在，李唐王朝也能继续存在。(这一条生命线，是以漕运为基础。据说德宗时，漕运一时受阻，长安人民饿死无数。不久，江淮转运使滉送江南米300石前来，德宗闻讯后喜不自胜，竟急忙跑到东宫太子居住的地方，对儿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将士们也欢欣鼓舞，高呼“万岁”。)
我们也可以说一定要到中国的国防重点由西北移至东北，以前为边患的游牧民族被新兴的外患所替代，而这新兴的外患有如契丹所建的辽国，本身除游牧之外，也具备有农业的基础，中国才会出现一个有竞争性的体制，与之周旋，北宋就在这条件下诞生。总之，黄仁宇先生认为，在过渡期间，“藩镇之祸”只是新旧交替之中发生的一种特殊现象。
如果再能从“大历史观”的角度来看，则黄仁宇先生说，在“藩镇割据”期间，最大的变化为土地占有发生变质，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国家经济不能继续。这种种情形，对唐朝而言，藩镇诚然为患为祸，然而他们在历史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也仍然产生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因为新兵制和新税制必要一个新的行政机构主持；藩镇职位的世袭，他们的继承人也要部下共同推戴。所以我们不能否认他们在“第二帝国”的历史的演进中，曾产生推陈出新的功用。
推动历史的工具：黄巢
黄巢的造反与一般民变的情形不同。唐代的覆亡，也与汉朝的覆亡有很大的差异。
——黄仁宇：《黄巢》
873年，关东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旱灾，由于政府仍然继续催交赋税，导致王仙芝于875年起义。此年六月，他攻下山东濮州和曹州，众至数万。这时，黄巢率领数千人在冤句(山东菏泽县西南)起义，响应王仙芝，开始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黄巢起义。
黄仁宇先生指出，此次黄巢起义，与以前或以后的历次起义，都有不同之处。黄巢曾一度称“冲天大将军”，也做过一些谣言与谚语，去助长他的好运，但是宗教上的牵涉引用，始终不是在他运动之中值得注意的因素，也没有全民动员，促使女人和小孩子一并参加的例子。而《资治通鉴》更提出他“屡举进士不第”的背景，可见得传统的作史者没有把他当作一般流寇看待。
我们读中学时，课本里有他写的诗，需要背诵，可见写诗的平仄关系，他还是了解的。
黄巢造反的事业，通过广泛的区域，除在赣闽之外，一般不避通都大邑，也沿着巨流大川来往，所以他部下农民军的成分，并不十分浓厚。看样子他曾吸引过相当多的城市人口，而且他的部队一经打散又能迅速恢复，所以也是经常收纳讨伐他的官兵。
黄巢与王仙芝两支起义军会师后，共同作战。唐政府曾派淮南、河南、山东等五个节度使的兵力前去镇压，并任命平卢节度使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使(“招讨使”为唐代开始设置的军事长官。唐贞元末，置招讨使，以大臣、将帅或地方行政长官兼任，兵罢即撤。五代时亦设有招讨使)，统一指挥，围攻起义军，又令福建、江西、湖南诸道，“皆训练士卒”，镇压起义的农民。
876年七月，宋威击败王仙芝的队伍，使起义者走上了避实击虚的流动作战方针，转向河南进军，不十日而破八县，“东都大震”。
唐政府看到镇压不能取胜，就派宦官到湖北蕲州授给王仙芝左神策押牙兼监察御史的官衔，王仙芝产生动摇，准备接受招安，只是由于黄巢等人的坚决反对才作罢。
此后，王仙芝与黄巢分开行动。公元878年，王仙芝在湖北黄梅附近被杀，余部投靠黄巢，两军共十余万人，共推黄巢为王，称“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建立了统一的领导机构。他于这年由浙江、江西入福建，是年冬得福州，又再于879年的夏天攻占广东，在这时候他还希望朝廷招降他做广州节度使。只是此计末酬，又加以疫疾流行，军中病死的很多，他在广州呆了一段时间后，决心北返，路中并不费力的取得潭州(长沙)。又经过几度迂回，先占洛阳，次攻陷潼关，至此长安不战而得。唐朝皇帝僖宗李儇，早已仓皇奔蜀。
黄巢占领长安两年半，称大齐皇帝。是他事业的最高峰，也是自投陷阱。占领长安后，他没有乘胜追击唐朝的剩余力量，使得唐朝又重新站稳脚跟，向各地节度使发号施令，围攻起义军。到882年，长安已被唐朝的军队牢牢围困。而黄巢与长安人民的关系一直没有弄好，放弃了流动性，也无法开疆拓土，以致都城内的供应渐成问题。
在长期包围下，黄巢的军队日益困难，粮食极为缺乏，不得不以树皮等物充饥。在这种情况下，经唐朝的招安，882年，朱温降唐，僖宗任命他为河中行营副招讨使。此后，唐朝还请求沙陀贵族李克用来协同镇压。朱温与李克用的参战，极大地增强了唐朝的力量。黄巢一战不利，只能退出长安。884年夏天，黄巢在山东兵败后自刎。
黄巢的部队渡过黄河两次，渡过长江四次，他战略的成功，与唐政府的内部情况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是藩镇割据，其次是朋党之争，这两种内耗，迄至黄巢占领长安，僖宗在成都的流亡政府，也依然存在。
正是由于以上局面，所以黄仁宇先生说，这样一个分裂的政府，赋予战局的影响则是所有的军事长官都觉得安全没有保障，于是意存观望，不愿有功，但求无过。在湖北击败黄巢军的刘巨容就是一个典型。传说有人劝他乘胜追击黄巢。他却认为：“国家喜负人，有急则抚。事宁则弃之或更得罪，不若留敌以为富贵之资。”所以战场上谎报敌情，各路缺乏协同，预为流寇留出路，不令他们做困兽斗，有战果则不扩张，有时不战先溃，成为官军的普遍现象。因此，黄巢行动叵测，他的眼光不受局部形势限制，能够协定大部队的行动，不可能没有纪律及军事天才，但是他的成功也还是归功于对方的弱点太多。
总之，黄巢的造反与一般民变的情形不同，唐代的覆亡，也与汉朝的覆亡有很大的差异。农村问题与土地占有，当然与问题有关，但不是最重要的环节。9世纪的中国社会，经过黄巢的骚扰，并没有完全崩溃，有如魏晋南北朝的阶段。以后宋朝的重新统一，也全赖都市里的经营，不需要在农村里改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