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上一专题的分析，我们大家或许会在心中隐隐形成一个问题：从安史之乱开始的藩镇割据，事实上是开启了分裂的局面，那这种局面和东汉后期开始的长期分裂，有无差别？中国是否会又一次步入长期分裂的痛苦之中？
黄仁宇先生说，五代十国的分裂，未必不是好事，因为它为第二帝国的调整，做了很好的铺垫。那么，这种铺垫是什么呢？第二帝国调整，其前途又将如何？
这正是本专题将要关注的问题。
权力的重塑：赵匡胤
经过太祖赵匡胤的创业，宋朝的历史留下了不少似是而非的现象：一个以军人为首脑而组成的国家，自始注重国防，偏在军事上的作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它的民间经济，也有突出的现象，它却不能掌握这种优势。
——黄仁宇：《宋太祖赵匡胤》
宋太祖赵匡胤在公元960年，奉后周恭帝之命，讨伐契丹，军队抵达陈桥驿，离开封不及一天的行程，被部下以黄袍加身推戴而为皇帝。这就是所谓的“陈桥驿兵变”。这种情形，在中国的五代早已屡见不鲜。恭帝郭宗训，是一个7岁的孩子。因此960年的政变，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北宋，但这个王朝的建立，却没有遇到抵抗。
出征的军队返回开封，宋太祖即放弃了征伐契丹的计划，这计划也终身搁置。他到晚年才重新展开开封和太原之间的战事，也因对方顽强抵抗而停止。他在位17年之中，着重以军事力量削平南方独立或半独立的国家，这在黄仁宇先生看来，完全是在不自觉之中，完成了一项“大历史”的任务：公元第二千年的上半期，中国南方的多数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有了一段长时间大规模的斗争，双方都要作长远的准备。因为赵匡胤的长远打算，北宋没有继五代而为第六个短朝代。但是赵匡胤也并没有完全忘记北方的劲敌。他曾对赵普说，有朝一日他要能恢复幽燕十六州，他就要在北方山地一带设防。只是这个计划，到400年后才在朱元璋指导之下完成。
赵匡胤所灭之国，有荆南、楚、蜀、南汉和南唐。吴越则仅纳贡，约定“三年一朝”，到开封来拜访他，但是其疆域仍未纳入宋朝的版图，福建的厦门和汀漳也仍在“化外”，要待太宗朝才能席卷长江以南。
赵匡胤完成局部统一之后，曾派官员到各处度田(类似于东汉刘秀的办法，也就是清丈土地，但是未曾下令重新分配民间的土地)，他也推行“均赋税”，但是一般看来，仍是因袭五代的体制，只有局部的调整，没有大规模的改组。他没有采用征兵制，尤为各朝所罕见。在他统治期间，国家的劳动服役，也尽量避免征派于军队，而由“厢军”服行。
赵匡胤所推行的法律较前代温和，但是对官吏的贪污则不假情面。不过，他又说“奉禄薄鲜，未可责廉”，也就是说，工资太低，公务员就会做出很多不顾廉耻的事来，于是对各级工作人员一体加薪，所以宋朝的官俸在历代都是最高的。他所设立的国家储备叫做“封桩库”。他曾说：“候满五百万缗，当向契丹赎燕蓟。”他想等着钱攒到一定的数量，就拿去买回燕蓟，很少有皇帝能这样坦率地承认这种想法。
宋朝鉴于五代十国的分裂，开始对中央权力进行重塑，由于卓有成效，被称为“中央集权”。赵匡胤的作法，首重军制与财政。军备上中央所统制的为“禁军”，诸州之镇兵为“厢军”；各地方防守则为“乡兵”。这办法也沿袭了五代“牙军”的体制。中央经常向各镇抽调其强壮兵卒，而将老弱淘汰。起先以“样兵”诏诸州选所部兵至京城，以后则代以木雕样兵来规定条件，各州镇有照身材招募并训练的责任，一到训练成熟，其兵员就补入禁军。禁军虽为中央军，也按时派遣驻屯于各地，川流不息。
在军队方面的集权，最有名的例子，当然是“杯酒释兵权”。他要石守信等大将交出兵权，就对他们说：“假如你们的手下人也将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会怎么办？”石守信等人大惊失色，忙问主意，结果赵匡胤就说：“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以好富贵者，不过欲各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好便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夕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因为他的直爽，所以他不用汉高祖和明太祖的伎俩，屠杀功臣。在统一期间被征服的小朝廷首领，也受优待，无历朝的疑忌杀戮事情，据说他自己曾立有“誓约”，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这一方面表示他的宽怀，一方而也由于他的自信。
财政方面各地方的收入，同样的分为“上供”、“送使”、及“留州”三个部门。“使”为转运使，其职责是将各地财物，输送中央。在朝代草创和各阶段征服时，这些资源竭尽其力的输送到汴京，以致仓库盈溢。
北宋政府也因袭五代体制，以枢密院主军事，三司(盐铁、户部、度支)管财政，彼此都是中央政府里最紧要的部门。又以文人管理州里的军事，并且打破了唐以来地方首长派遣县级官员的习惯，重新整个地任命州县官员，因此又要加大选举力度，是以宋朝的考试制度，采取3年循环制，确实走上了正规化的道路。
以上各种设施都有刺激国家经济的趋势。宋朝在商业方面的收入，超过以前各代。政府又大量铸钱，货币的扩充，在太祖时已开始，以后叠增到每年生产500万贯的数量，也就是说，宋朝两年的铸钱数，就超过400年后朱明王朝276年所铸钱的总和。如此一来，宋朝的矿产也打破以前的纪录。北宋以开封为国都，南宋以杭州为国都，专着重于水陆交通的便利，并没有多方考虑到军事上和国防上的需要，也是各主要朝代所没有的事。
由于有了以上的分析，黄仁宇先生提出了一个问题：以上所述与一般历史书并无出入，但这和“大历史”又有何关系？黄仁宇先生说，从远距离的观点看来，第二帝国经过北魏的孕育，隋及初唐间继承着间架性的组织和体制，使这个扁平体的社会发育滋长。经过中唐之后，质量上的进步，使各地区参差不齐，其繁复的情形，超过初唐租庸调的系统所能概括。又在安禄山叛变前后，李唐王朝的种种办法，都只有局部的功效，与其官僚制度和立国精神相反，而两税制只有一纸通令，更促进分化，如此只有使唐朝瓦解和五代十国的出现。
而五代十国是一种分裂的局面，概言之，也可以称为军阀割据。但军人注重实际，以部下管理经济场所，固然将税收增高，但是以地方分权的精神主持之，并不过多干涉，所以针对各处状况，也能造成政府与民间的一种联系。又有唐朝留下来的一套法令可以套用，所以赵匡胤虽是个军人，但能够自我克制，又得了赵普这样的一位贤相的辅佐，定立了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宗旨，就能将一个分裂的帝国，重新凑拢起来。
但是，北宋也有自己的难题。在诸事发展顺利，统一依计划完成之后，赵宋王朝也预先替自已埋伏了一些以后的困难。以中央集权代替地方分权，又重新归返到官僚的体制，截断了治理者与被治理者间在各地区中一种自然的联系，并且各处数字幅度上的相差更大，技术上更不容易掌握。中国已展开一种在南方以水运占优势的经济体制与社会，和一个在北方以畜牧为主的体制与社会。前者过于自信本身外表上和数量上的优势，没有设想到两者在历史上长期的抗衡，可能决定于彼此在时间上和组织上的差异。
黄仁宇先生指出，这些因素不可能由当事人一眼看得透彻，即使几百年之后，整理历史原始资料的历史学家仍没有看清。经过太祖赵匡胤的创业，宋朝的历史留下了不少似是而非的现象：一个以军人为首脑而组成的国家，自始注重国防，偏在军事上的作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它的民间经济，也有突出的现象，它却不能掌握这种优势。它企图注重实际，不受抽象的观念所蒙蔽，但宋代开创的理学和产生的特殊人物，又偏以哲学家为多。这不能不是一种讽刺。
财政税收商业化：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
——黄仁宇：《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被列宁称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因而他的变法，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那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当然，黄仁宇先生也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宋神宗皇帝引用王安石，推行新法，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不过，由于从“间架性结构”的角度来理解这件事，所以黄仁宇先生对王安石的变法，牵涉了很多西方的分析。
王安石没有被神宗重用前，已很有名气。因其有才华，所以虽只做得中下级地方官，却能得到文彦博和欧阳修的推荐，也有了司马光、韩绛和吕公著的宣传(后来除了韩绛之外，他们都成为王安石的对头)。神宗于1067年嗣位，初以王安石为江宁府知府，6个月后调他为翰林学士，已有了御前顾问的姿态。一年之后又任他参知政事，专务“经画邦计”。
皇帝重用王安石变法，引起满朝重臣的反对。而王安石也是一个性格倔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据说他曾说过，人言(社会舆论)不足畏，祖宗之制也没有必要效法，可谓石破惊天。此后，这批“反改革派”或被贬为地方官，或被勒令退休。其中，司马光带领十多位当时最为杰出的历史学家，在洛阳花了很长的时间，编修《资治通鉴》，成为中国古代史学自司马迁的《史记》之后的又一高峰。时人称洛阳“有真宰相在”，可见他的得人心。
王安石于1070年任同平章事(宰相)，朝中大官能与他合作的只有韩绛、吕惠卿等，兹后被称为“熙丰小人”。1074年，神宗皇帝迫于众议，也可能因太皇太后曹氏的干预，将王安石免相。可是不出一年，又调回开封任平章政事如故。王安石再相一年九个月，终被罢免，皇帝给了他一个公爵和节度使的头衔，而实际的职位则是“判江宁府”，也就是归回到他起先在神宗手下第一个官职。
神宗于1085年去世，继任的皇帝哲宗赵煦9岁不到，他未成年时由神宗之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她逐退了王安石的改革派，起用反改革派的先朝重臣如司马光、文彦博和吕公著等人，一时新法罢免殆尽。其实，新法之中也有不少优点，但司马光却坚决地全盘否定。如差役法，知开封府蔡京依司马光的限令，在5天之内全部恢复，对社会的危害较熙宁以前还要严重。变法派人士惶惶不可终日，人人自危，据说吕惠卿在谪籍不敢喝口冷水，惟恐因此得病，而被反对派抓住把柄，扣上一个故意请病假的帽子。
可是8年之后，太后去世，皇帝亲政，又来了一次大翻案，不仅重用改革派，并且夺司马光的谥号，又重修“神宗实录”，以便支持新法，一时间，反改革派人物被称为“元祐党人”(因为哲宗的年号为元祐，故名元祐党人)。
王安石变法的措施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条：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置将法、保甲法、颁布《三经新义》。黄仁宇先生指出，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
在变法时，王安石曾与司马光进行过激烈的争论。王安石在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数量扩大，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也可以增加。这也是现在现代国家理财者所遵守的原则，只是执行于11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