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是谈茅盾先生的《子夜》。那时《子夜》刚出版，朱先生推崇备至，说取材，思想，和气魄，都是中国新文学划时代的巨制。这才是站在时代最尖端的作品，没有办法，我们只有跟它走。“写小说，真不容易。我一辈子都写不成小说，不知道从那里下笔。也铺展不开，也组织不起来。不只长篇，连短篇也是。”这样的话，我不止听他说过一次。有人提到他的《笑的历史》和《别》。他似乎很生气地说：“那是什么！”随即就脸红起来。另一次谈及刚出版的郭沫若先生的《创造十年》；朱先生笑着说：“他说我这里有块疤。”用手摸摸他右鬓上面那块没长头发的大疤。但觉得这说得不好，于是脸又红了。还有一次是鲁迅先生到了北平，朱先生特意进城去请他到清华来讲演。他拿着清华中国文学会的请函去的，但结果碰了钉子回来。朱先生满头汗，不住用手帕抹着，说：“他不肯来。大约他对清华印象不好，也许是抽不出时间。他在城里有好几处讲演，北大和师大。”停停又说：“只好这样罢，你们进城去听他讲罢。反正一样的。”
朱先生工作的地处就是系办公室。除了吃饭，上课和休息，他总在那围着满架图书的座位里“埋”着。我到这里找他，多是为选课的事；他劝我多选外文系的课；劝我读第二年英文；我读了两年法文也是他鼓励的。但对别的同学，我知道他并不向此方面指引。想是因材施教的意思，他是决不牵着同学的鼻子向一方面走的。
有一天他坐在座位上非常生气。是有一位同学打电话到他家里，说有几本要看的书找不着，叫他立刻到图书馆书库帮他找一找。此意固然冒昧，大概说的话更不客气。“这是妄人，不理他！”他很厌恶狂妄不近情理的人。
后来为编年刊，向他索稿。到约定的时间去取，他还没有写完。于是叫我坐下等一等。我看见他埋头写着，很是着急；稿纸上涂了许多黑团团。终于脱稿了；把稿子交给我，指着说：“你看看这几句。”我记得那几句大意是：“诸位若因毕了业；就自以为了不得，那可不成。”等等。
我毕业那年，家境坏了；本想找个饭碗。照规例，要就业的到系里登记，外间来信要人，即为斟酌介绍。我登记之后，朱先生替我接洽好了两三次事，但到时心里又不甘愿，回说还是不想就业。那时我可以免考入研究院，就在学校里再赖了一年。可是拖着太太和女儿，靠研究院数十元津贴和一点不可指望的稿金，实在不易维持。于是朱先生又替我接洽职业。那是在寒假中；说河南有个大学要教员，后来打听，又说不是。记得一天早晨奇冷无比，我遇见朱先生冒着吹得倒人的大风到邮局里打电报通知那学校说我不去了。
朱先生主持的清华中国文学系，定立的方针是用新的观点研究旧时代文学，创造新时代文学。但这也不能立刻就做得合乎理想的。朱先生最感苦痛的是多年为系务缠住，自己没法用功。听说他年年打恭作揖，要求准许他放掉系主任之职。他说：“你看我什么学问也没有，什么也拿不出来，我实在非用用功不可了。”但我知道，除了休假，他一直到死都没有摆脱系务。
抗战期间，他从昆明写给我的一封信上说：
我这些年担任系务，越来越腻味。去年因胃病摆脱了联大一部分系务；但还有清华的缠着；行政不论范围大小，都有些烦麻琐碎，耽误自己的工作很大。我又是个不愿马虎的人，因此就更苦了自己。况且清华国文系从去年下半年起，就只剩了一个学生。虽不一定是我的责任，但我总觉得乏味。今年请求休假，一半为的摆脱系务，半为的补读基本书籍。一向事忙，许多早该读的书都还没有细心读过；我是四十多了，再迟怕真来不及了。
下面说到他的工作计划：
我的兴趣本在诗，现在是偏向宋诗；我是个散文的人，所以也偏爱散文化的诗。另一方面，我的兴趣又在散文的发展。今年预定的工作，便是散文发展的第一个时期，从金甲文到群经诸子。这个范围也够大的，但我只想作两个题目。我还有一方面的倾向，就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中问题的研究，还有语文意见的研究。这些其实都是关联着的。
写作方面，我想写一部关于语文意义的书，已定下名字，叫“语文影”。已经发表过一些。第一篇得罪了人，挨了许多骂。但我用阿Q的方法对付他们，一概来个不理，事情也就过去了。还想写一部，想叫做“世情书”。但担心自己经验太狭，还不敢下手。有人说中国现代，散文里缺少所谓Formal essay；这部书就想试试这一种体裁。但还得多读书，广经验，才敢起手尝试。
这信正是他带着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的病，在我所传闻的，为了避空袭，背着仅有的一卷被子；进城去上课，住了几夜；又背着被子回乡下寓处那样的生活中写给我的。长有二千字；在此不必全部抄引了。
我不舍作评论，关于朱先生在文艺学术方面的成就，这里也不能道及。以上我只拉杂琐屑的把我所见的他“这个人”细略叙述了出来。我要指明的是，他不是那等大才磅礴的人，他也不像那等人们心目中的所谓大师。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是个平凡不过的人。(见《背影序》)是的；他的为人，他的作品，在默示我们，他毫无什么了不得之处。你甚至会觉得他渺小，世俗。但是他虔敬不苟，诚恳无伪。他一点一滴地做，踏踏实实地做，用了全付力量，不断地前进，不肯懈怠了一点。也许做错了，他会改正的；也许力量小了，他会努力的。说他“老好”也罢，“随和”也罢，他可一直忠于自己的思想与感情，一直忠于社会与时代。他把牢了大处——
知识阶级的文人，如果再能够，自觉的努力发现下去，再多扩大些；再多认识些，再多表现，传达，或暴露些，那么，他们会渐渐的终于无形的参加了政治社会的改革的。那时他们就确实站在平民的立场，作这个时代的人了。
(见《标准与尺度》)
下面我再摘抄民国十千年他二十六岁时所作的长诗《毁灭》中的末段：
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
不再低头看白水，
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
我要一步步踏在土泥上，
打上深深的脚印！
虽然这些印迹是极微细的，
且必将磨灭的；
虽然这迟迟的行步！
不称那迢迢无尽的程途，
但现在平常而渺小的我，
早看到一个个分明的脚步，
便有十分的欣悦——
那些远远远远的
是再不能，也不想理会的了。
别耽搁罢，
走！走！走！
(原载1948，年9月《文讯》第9卷第3期)
吴组缃(1908．4．5- 1994.1.11)原名吴祖襄，字仲华，安徽泾县人。1929年秋进入清华大学经济系，一年后转入中文系。1932年创作小说《官官的补品》，获得成功。1934年创作《一千八百担》。作品结集为《西柳集》、《饭余集》。1935年中断学习，应聘担任了冯玉祥的家庭教师及秘书。1938年发起并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担任协会理事。抗战时期创作长篇小说《鸭咀涝》。1946年至1947年间随冯玉祥访美，此后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和中文系主任，1952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潜心于古典文学尤其是明清小说的研究，任《红楼梦》研究会会长。
《敬悼佩弦先生》：时间为纬，事件为经，朱自清先生的去世打开了作者记忆的闸门。在昆明，作者见到了面容憔悴却依然充满热情、诲人不倦的的朱先生；在清华大学作者见到的是一位可爱的却有些“迂”的朱先生，一位勤勉认真却又谦虚谨慎的朱先生。朱先生是一个忠于自己的思想理念和感情的人，他生活中这些平凡的小事却在时代的背景中投射出他人格的伟大。
胡适：追悼志摩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再别康桥》)
志摩这一回真走了！可不是悄悄的走。在那淋漓的大雨里，在那迷蒙的大雾里，一个猛烈的大震动，三百匹马力的飞机碰在一座终古不动的山上，我们的朋友额上受了一个致命的撞伤，大概立刻失去了知觉，半空中起了一团大火，像天上陨了一颗大星似的直掉下地去。我们的志摩和他的两个同伴就死在那烈焰里了！
我们初得着他的死信，却不肯相信，都不信志摩这样一个可爱的人会死的这么惨酷；但在那几天的精神大震撼稍稍过去之后，我们忍不住要想，那样的死法也许只有志摩最配。我们不相信志摩会“悄悄的走了”，也不忍想志摩会死一个“平凡的死”，死在天空之中，大雨淋着，大雾笼罩着，大火焚烧着，那撞不倒的山头在旁边冷眼瞧着，我们新时代的新诗人，就是要自己挑一种死法，也挑不出更合式，更悲壮的志摩走了，我们这个世界里被他带走了不少的云彩。他在我们这些朋友之中，真是一片最可爱的云彩，永远是温暖的颜色，永远是美的花样，永远是可爱。他常说：
我不知道风
是在那一个方向吹——
我们也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可是狂风过去之后，我们的天空变惨淡了，变寂寞了，我们才感觉我们的天上的一片最可爱的云彩被狂风卷去了，永远不回来了！
这十几天里，常有朋友到家里来谈志摩，谈起来常常有人痛哭。在别处痛哭他的，一定还不少。志摩所以能使朋友这样哀念他，只是因为他的为人整个的只是千团同情心，只是一团爱。叶公超先生说，
他对于任何人，任何事，从未有过绝对的怨恨，
“甚至于无意中都没有表示过一些：憎嫉的神气。
陈通伯先生说，
尤其朋友里缺不了他。他是我们的连索，他是粘着性的，发酵性的。在这七八年中，国内文艺界里起了不少的风波，吵了不少的架，许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的不能见面。但我没有听见有人怨恨过志摩；谁也不能抵抗志摩的同情心，谁也不能避开他的粘着性。他才是和事的无穷的同情，使我们老，他总是朋友中间的“连索”。他从没有疑心，他从不会妒忌。使这些多疑善妒的人们十分惭愧，又十分羡慕。
他的一生真是爱的象征。爱是他的宗教，他的上帝。
我攀登了万仞的高冈，
荆棘扎烂了我的衣裳，
我向飘渺的云天外望——
上帝，我望不见你！
…………
我在道旁见一个小孩：
活泼，秀丽，褴褛的衣衫；
他叫声“妈”，眼里亮着爱——
上帝，他眼里有你！
(《他眼里有你》)
志摩今年在他的《猛虎集自序》里，曾说他的心境是“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这句话是他最好的自述。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
社会上对于他的行为，往往有不谅解的地方，都只因为社会上批评他的人不曾懂得志摩的“单纯信仰”的人生观。他的离婚和他的第二次结婚，是他一生最受社会严厉批评的两件事。现在志摩的棺已盖了，而社会上的议论还未定。但我们知道这两件事的人，都能明白，至少在志摩的方面，“这两件事最可以代表志摩的单纯理想的追求。他万分诚恳的相信那两件事都是他实现那“美与爱与自由”的人生的正当步骤。这两件事的结果，在别人看来；似乎都不曾能够实现志摩的理想生活。但到了今日，我们还忍用成败来议论他吗？
我忍不住我的历史癖，今天我要引用一点神圣的历史材料，来说明志摩决心离婚时的心理。民国十一年三月，他正式向他的夫人提议离婚，他告诉她，他们不应该继续他们的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结婚生活了，他提议“自由之偿还自由”，他认为这是“彼此重见生命之曙光，不世之荣业”。他说：
故转夜为日，转地狱为天堂，直指顾间事矣。
……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这信里完全是青年的志摩的单纯的理想主义，他觉得那没有爱又没有自由的家庭是可以摧毁他们的人格的，所以他下了决心，要把自由偿还自由，要从自由求得他们的真生命，真幸福，真恋爱。
后来他回国了，婚是离了，而家庭和社会都不能谅解他。最奇怪的是他和他已离婚的夫人通信更勤，感情更好。社会上的人更不明白了。志摩是梁任公先生最爱护的学生，所以民国十二年任公先生曾写一封很恳切的信去劝他。在这信里，任公提出两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