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 盖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想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帖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已斗。
任公又说：
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沉迷于不可必得之令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邑佗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呜呼志摩，可无惧耶！可无惧耶！(十二年一月二日信)任公一眼看透了志摩的行为是追求一种“梦想的神圣境界”，他料到他必要失望，又怕他少年人受不起几次挫折，就会死，就会堕落。所以他以老师的资格警告他：“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
但这种反理想主义是志摩所不能承认的。他答复任公的信，第一不承认他是把他人的苦痛来换自己的快乐。他说：
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斗。
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而然哉？第二，他也承认恋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他不能不去追求。
他说：
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己。
他又相信他的理想是可以创造培养出来的。他对任公说：
嗟夫吾师！我尝备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满之心血，朗照我深奥之灵府。而庸俗总之嫉之，辄欲麻木其灵魂，捣碎其理想，杀灭其希望，污毁其纯洁！我之不流入堕落，流入庸懦，流入卑污，其几亦微矣！
我今天发表这三封不曾发表过的信，因为这几封信最能表现那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徐志摩。他深信理想的人生必须有爱，必须有自由，必须有美：他深信这种三位一体的人生是可以追求的，至少是可以用纯洁的心血培养出来的。——
我们若从这个观点来观察志摩的一生，他这十年中的一切行为就全可以了解了。我还可以说，只有从这个观点上才可以了解志摩的行为；我们必须先认清了他的单纯信仰的人生观，方才认得清志摩的为人。 志摩最近几年的生活，他承认是失败。他有一首《生活》的诗，诗是暗惨的可怕：
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
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
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
手相索着冷壁的粘潮，
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
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
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
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
（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他的失败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的失败。他的追求，使我们惭愧，因为我们的信心太小了，从不敢梦想他的梦想。他的失败，也应该使我们对他表示更深厚的恭敬与同情，因为偌大的世界之中，只有他有这信心，冒了绝大的危险，费了无数的麻烦，牺牲了一切平凡的安逸，牺牲了家庭的亲谊和人间的名誉，去追求，去试验一个“梦想之神圣境界”，而终于免不了惨酷的失败；“也不完全是他的人生观的失败。他的失败是因为他的信仰太单纯了，而这个现实世界太复杂了，他的单纯的信仰禁不起这个现实世界的摧毁；正如易卜生的诗剧Brand里的那个理想主义者，抱着他的理想，在人间处处碰钉子；碰的焦头烂额，失败而死。
然而我们的志摩“在这恐怖的压迫下”，从不叫一声“我投降了”！他从不曾完全绝望，他从不曾绝对怨恨谁。他对我们说：
你们不能更多的责备。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是好的。（《猛虎集自序》)是的，他不曾低头。他仍旧昂起头来做人；“他仍旧是他那一团的同情心，一团的爱。我们看他替朋友做事，替团体做事，他总是仍旧那样热心，仍旧那样高兴。几年的挫折；失败，苦痛，似乎使他更成熟了，更可爱了。
他在苦痛之中，仍旧继续他的歌唱。他的诗作风也更成熟了。他所谓“初期的汹涌性”固然是没有了，作品也减少了；但是他的意境变深厚了，笔致变淡远了，技术和风格都更进步了。这是读《猛虎集》的人都能感觉到的。志摩自己希望今年是他的“一个真正的复活的机会”。他说：
抬起头居然又见到了。眼睛睁开了，心也跟着开始了跳动。
我们一班朋友都替他高兴。他这几年来想用心血浇灌的花也许是枯萎的了；但他的同情，他的鼓舞，早又在别的园里种出了无数的可爱的小树，开出了无数可爱的鲜花。他自己的歌唱有一个时代是几乎消沉了；但他的歌声引起了他的园地外无数的歌喉，嘹亮的唱，哀怨的唱，美丽的唱。这就是他的安慰，都使他高兴。
谁也想不到在这个最有希望的复活时代，他竟丢了我走了！他的《猛虎集》里有一首咏一只黄鹏的诗，现在重了，好像他在那里描写他自己的死，和我们对他的死的悲等侯他唱，我们静着望，怕惊了他。但他一展翅，冲破浓密，化一朵彩云：
他飞了，不见了，没了——
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热情。
志摩这样一个可爱的人，真是一片春光，一团火焰，
一腔热情。现在难道都完了
决不！决不！志摩最爱他自己的一首小诗，题目叫《偶然》，在他的《卞昆冈》剧本里，在那个可爱的孩子阿临死时，那个瞎子弹着三弦，唱着这首诗：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需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暗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互放的光亮！
朋友们，志摩是走了，但他投的影子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他放的光亮也会永远留在人间，他不曾白来了一世。我们有了他做朋友，也可以安慰自己说不曾白来了一世。我们忘不了，和我们
在那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二十年，十二月，三夜。
胡适（1891～1962）现代诗人、学者。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安徽绩溪人。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兼商人家庭。1910年赴美国留学，1914年在康奈尔大学获文学士学位后，入哥伦比亚大学读哲学，师从杜威，深受影响。1917年完成博士论文（1927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嗣后又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一系列论文，他还发表《论短篇小说》、《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谈新诗》等有关创作的理论文字，率先发表白话文学的创作。1920年出版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写成了一种解放了的新诗体，另外，他第一个用白话写作独幕剧《终身大事》，确立了现代话剧的新形式，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一生著述宏富，著有《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白话文学史》、《胡适论学近著》、《四十自述》、《藏晖室记》、《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胡适书评序跋集》，以及《胡适文存》、《胡适作品集》等。译有《短篇小说集》二集、易卜生剧本《娜拉》（与罗家伦合译）等。
《追悼志摩》：志摩去了。他离开的方式也正适合他人生的旨趣。志摩的心中始终充盈着爱，他的信仰是那么的单纯：爱，自由，美。他的理想又是那么的崇高，他追求幸福，追求生命的升华，也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定能够实现他的理想。对于一切他都能够以一种豁达的心胸来对待，进退得宜，勇于面对。志摩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是一个单纯的人，却要面对一个复杂的世界。志摩，就像一只充满憧憬的小鸟，翱翔于理想之天宇，折翅于冰冷的现实。痛哉！全文用志摩的诗贯穿始终，书写着志摩，也诠释着志摩。
费慰梅：回忆林徽因
林徽因和我自一九三二年我们在北京第一次相遇时起就是亲密的朋友，直到一九五五年她过早地逝世前几年。当时，我们两国不幸地决裂迫使我们分开了。 当我们相识的时候，她只有二十几岁，年轻而美丽，幸福地同梁思成结为夫妻，刚刚成为一个可爱的小女儿和一个新生小男孩子的妈妈。但是就在那几个月内，她却接连遭受了两次悲剧性地打击。正是这种悲剧因素，在她的一生中曾经深化了她的感情和创造性：一次无谓的空难，使她的一位最亲密的朋友，诗人徐志摩死去了；而同时她自己也染上了肺结核症。在后来的岁月中，疾病耗尽了她的精力，并使她在本应是最富成果的年华中逝世了。 当我回顾那些久已消失的往事时，她那种广博而深邃的敏锐性仍然使我惊叹不已。她的神经犹如一架大钢琴的复杂的琴弦。
对于琴键的每一触，不论是高音还是低音，重击还是轻弹，它都会做出反应。或许是继承自她那诗人的父亲，在她身上有着艺术家的全部气质。她能够以其精致的洞察力为任何一门艺术留下自己印痕。年轻的时候，戏剧曾强烈地吸引过她，后来，在她的一生中，视觉艺术设计也曾经使她着迷。然而，她的真正热情还在于文字艺术，不论表现为语言还是写作。它们才是使她醉心的表达手段。 其他老朋友会记得她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叹服的是她也同样地长于写作。她的谈话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和领袖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来的精辟警句而倾倒。
我同她的友情与她和其他挚友们的还不同些，因为我们的交流完全是通过英语进行的。当我还是一个中文的初学者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位精通英语的大师了。毫无疑问，若不是有着这样的语言媒介，我们的友情是不会如此深刻，如此长久的。在她的知交圈子里，有不少人是掌握两国语言的。但是，在他们之间的思想交流自然主要通过他们的本国语言，而我们两人在单独的交流中却选择着英语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不久我们便发现彼此有着无数的共同语言，使我们得以交换彼此的经验、维护自己的论点、共享相同的信念。她在英语方面广博而深厚的知识使我们能够如此自由的交流，而她对使用英语的喜爱和技巧也使我们在感情上更为接近了。 我常常暗想，她为什么在生活的这一时刻如此热情地接纳了我这个朋友？这可能同她失去了那不可替代的挚友徐志摩有点关系。在前此十年中，徐志摩在引导她认识英国文学和英语的精妙方面，曾对她有过很深的影响。我不知道我们彼此间滔滔不绝的英语交谈是不是曾多少弥补过一些她生活中的这一空缺。 在战前最后的那些相对和平的日子里，她的心里充满诗情和文思。我不知道当时她究竟写成了多少，又有多少曾发表过。
我也不知道她的时间曾受到过多少杂事的挤占。她要为两个幼年的孩子负起母亲的责任，要操持一堆复杂的家务，要照应许多亲戚和朋友，当然，还要进行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工作。这是她同丈夫共有的，她十分乐于从事的主题。 一九三四年夏，我们偶然得到了一个能够使她暂时摆脱日常家务的机会。我和丈夫在一个偏僻的山西农村中租到了一所房子，并说服了梁氏夫妇来这里做了一次访问。她感激地在这里安顿了下来，不受打扰地完成了她的散文《窗子以外》。不久，我们四个人一道沿汾河流域做了一次古建筑调查旅行。
为此，她曾为思成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写了一篇充满诗意的《纪实》。 此后不久，我们不得不离开中国回到哈佛大学去，分别对于我们四个人来说都是痛苦的。但是，我们之间的友谊曾通过许多精彩的通信而继续维持达十五年之久。 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我们曾经短暂重逢，但是，通信仍是我们之间始终不断的联系纽带。徽因用英文写，文如其人地、亲切地让我们共尝她的情感，她生活中的胜利和悲哀。也许这批信件是她唯一的英文作品集。它们体现了她那独特的个性，并反映了她在英文表达自己思绪时是多么地流畅和自如。一九八六年七月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富兰克林。
费慰梅(WILMA FAIRBANK)，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FAIRBANKS)的夫人。梁林的终生挚友。
《回忆林徽因》：美丽、高贵、优雅，这些美好的词汇都可以在林徽因的身上得到最好的诠释。她是一代才女，她是一个传奇，费慰梅用一个外国人的眼光，用一个他者的观点告诉我们她眼中的林徽因。她具有艺术家的气质，拥有精致的洞察力，这成就了她的文学。她的聪明才智和渊博的知识，使她站在了专业领域的颠峰。她的热情让她成为人际交往的中心。妻子，母亲，学者，作家，多重身份她都努力做到最好，生命中涌动着的活力使她具有独特的魅力。她生活在一个充满希望却又无限彷徨的时代，一个大变革的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