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古老的文学作品之一——《诗经》中记载了这样一句话，据说是一位农夫的祈祷：“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大意是：降雨的时候，雨水先降落到公家的田里，然后再降落到私人的田里。且不说是在周朝的兴盛时期，还是在以后的朝代也如此，但是现在，像类似这样的祈祷肯定是极少的了，不管是农夫，还是其他人，都不会再祈祷上天先降雨到“公田”里了。
中国政府实质上是一个家长制的政府，它要求臣民绝对顺从。有句谚语说：“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结果却被一个种植园的黑奴理解成：“人人为自己，上帝为自己！”其实，这位黑奴对谚语的理解，正道出了一般中国人对权力本质的最根本的看法。在他们看来，“我要多为自己着想”。如果考虑到政府，他们会认为“政府力量强大，完全可以照顾好自己，用不着我们操心”。而在政府方面，尽管作为家长，却将主要精力用来照顾自己，而不是照顾他的家庭成员。
一般地，在危难降临之前，政府基本上不会为百姓做些什么，除非等到危难真正降临之时，他们才被迫做一些事情来挽回损失。人们很清楚地认识到，政府之所以采取措施以减轻河水连年泛滥所带来的沉痛灾难，其目的仅仅是为了保证赋税不受损失。当然，百姓自己会做一些事情来防止这种灾难的发生，而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他们明白，只有自己亲自动手，才能确保做好这项工作，而如果让政府来做这些事情，只会不可避免地增加苛捐杂税。
中国的道路问题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足以用它来证明中国政府在对待公共事务上是如何的漠视，而中国民众的公共精神又是如何的缺乏。这个国家曾经拥有许多官道，上面铺有石头，路旁还有许多大树，这些官道连接着许多重要城市。然而现在，这些道路大都已经损坏或者荒废了，不仅北京附近的省份如此，甚至连湖南和四川这样遥远的省份也存在这种情况。虽然修筑这些道路要花费很多钱，但是维修、养护相对容易得多，然而，人们往往忽视了维修。因此道路被严重地损坏了，它们已经不再是交通要道，甚至有些道路成为了出门旅行的障碍。
假设这些道路是在明末清初那样的动乱岁月里被损坏的，那么，距现在也已经有二百五十年的时间了。这么长的时间，足够用来修复这些交通干线。但是，看看现在的状况，可想而知，这些已损的道路是从未被修过的，或者说根本没有人试图去修它们。
民众的态度与政府的心理是相呼应的。他们认为，只要保证个人财产不受损失，就没有必要或者说是没有责任去关心那些公共财产。事实上，道路等设施是属于公众的，然而，中国人心中从来就没有这个概念。
在百姓看来，“江山”（即国家）是属于当今皇上的，他能拥有多久就是多久。而道路也是他的，一切与道路有关的事情都是皇上的事，让他一个人去操心好了。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道路与田地不同。田地是农夫赖以生存的地方，他们在这里辛苦劳作，而大部分道路只不过是一些田间小路，但道路是属于田地的，所以他们必须像交地租一样交道路税。显然，土地的拥有者在道路的使用上并不会比别人获得更多的利益。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农夫在很明显的利益驱使下，就会尽可能地去扩大沟渠和田埂。这样，田间的道路就越来越窄。如果在夏天，暴雨把田地里的泥土冲到路面上来，农夫们就会去把自己田里的泥土铲回来。同时，由于一些自然的排水以及太过频繁的沙尘暴，致使道路最终变成了水沟。看来，中国人心里根本就没有我们西方人所说的“公用道路及其通行权”的概念。
天津与北京之间有一条北河，在这条河上航行的乘客，如果注意观察，会发现河上有一些小旗子。经询问得知，插旗的地方原来埋着水雷，旗子是用来示意过往船只绕行的。还有，中国的一支部队在进行炮击训练时，竟然就直接在交通干线上架起了大炮。这样一来，不但极大地阻碍了交通，而且还惊吓到了牲口，甚至还引发了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
这样没有公共意识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有人想要装卸货物，就直接把马车停在马路中间。这样，马路上的其他人只有等他装卸完货物才能继续往前走。如果有个农夫要砍倒路边的一棵树，他就会让这棵树横躺在马路上，挡住去路。所以赶路的人就只能等到他砍完这棵树，将树搬走之后才能通过。
然而，如此拥挤的城市道路，却营造出了一种自由休闲的生活方式。经常可以看到，在北京宽阔的街道旁，摆满了各式各样原本不该摆在那里的大大小小的货摊。如果皇上刚好要从那里经过，这些货摊立刻就会被搬开。可是皇上一离开，这些货摊就又被搬回到原来的地方了。在中国，大多数城市所谓的街道其实就是一些狭窄的通道，各式各样的手工作坊遍布街道两旁，阻塞交通。那里有杀猪的、剃头的，有流动的小吃摊，各种手艺人如木匠、箍桶匠，他们都各自在道路的两旁安营扎寨，照料着自己的生意。他们能够跟随着生活的节奏，各显神通。甚至还有一些妇女将自家的被褥，抱出来当街晾晒，自家的小院子怎么能比得上马路宽阔呢！
可以说，中国人不能拿到街上来做的事，实在是很少。这些沿街摆设的小摊，不仅仅会妨碍交通，还会带来许多麻烦。比如木匠会在自己的摊位前面摆放出一大堆的木头；洗染工则当街挂起许多长长的布匹。做面条的呢，又会当空晾起面条来。因为在人们的意识中，小摊前面的一席空地，并不是属于公众的，而是属于摊主的。然而目前，处于现在这个发展阶段的中国人，是无法接受这样的观念的。既然认为自己拥有了所有权，那么就应当负起维护的责任来。所以，即使是派一个人去修路——当然这是永远都不会发生的事情——他也会说没时间，或以没有修路所需的材料推托的，而且更不会有人踊跃报名参加修路的。因为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各有自己的心思，他们唯恐自己干的活比别人多，或者拿的钱比别人少。其实，当地的官员完全可以轻易地指派沿路各村各自负责，来维护一段路程，这样就可以确保道路的畅通无阻。但是实际上，恐怕这种想法根本就从未在任何一个中国官员的头脑中出现过。
对于维护公共设施，中国人不仅不感兴趣，而且如若防范不严，稍有不慎，这些公共设施很容易就会成为他们偷窃的对象。他们把铺路用的石头一点点地搬回家，而城墙上的石砖竟然也一块一块的不见了。在中国某港口的外国人的墓地里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由于当时墓地没有专人看管，墓地围墙的砖块最终竟然一块都没有了。还有一件事情，就在几年前，北京皇宫里曾经发生过一桩大案，当时轰动整个京城。据说是紫禁城里一些楼阁顶上的铜饰被盗走了。在中国人眼里，这个国家中唯有皇帝是最容易哄骗的。
我们时常会考虑这个问题：中国人心中到底有没有爱国主义思想？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并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人强烈的民族感情还是有的，学者犹是如此。在他们的感情中，最为强烈的就是对于外国人的仇恨，而这些也都可以寻根究源。最近几年，湖南省被通篇恶意诽谤的排外檄文所淹没。而这些文章的真正目的是要引发出一场空前的混乱，借此把洋鬼子们从中国的土地上赶出去。在中国人看来，事实上这些文章的动机是值得称赞的，这就如同我们在看待抵抗无政府主义的立场一样。
在这些控诉中，其实有一部分是误解，而另一部分则是出于对西方民族强烈的民族仇视。有许多中国人可能会把这些攻击认为是完全出于爱国的行为。但是，究竟这些人的行为是受爱国情结所驱使，还是被报酬所引诱，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进一步论证，而不是凭空就相信他们是爱国的。就目前来看，一个对于鞑靼王朝的前途命运表现得很有兴趣的中国人，不应该说他就是爱国的。但是，我们现在有理由认为，无论在哪一个朝代，中国民众所表现出的感情与现在的表现是极为相似的——极度的冷漠。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曾经在《论语》中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句话很好地表达出了中国民众对于公共事务的态度：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许这句话在我们看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算作事情的结果，而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中国人普遍对不属于自己分内的事情便不感兴趣的原因所在。
这里，古伯察先生的亲身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851年，在道光皇帝大丧期间，我们离京出行。有一天，我们来到一家小酒馆喝茶，正好旁边坐着几位中国人。当时，我们想随意地讨论一下政治问题。于是，我们就谈到了皇上去世的问题。这是每个人都很感兴趣的话题。我们担心的问题是将来由谁继位，因为那时继位人选还未公布出来。我们说道：‘有谁知道在皇上的三个儿子之中，将由谁来继位？如果是长子的话，他还会沿用目前所采取的政府体制吗？而如果是幼子，他还太小，他会依靠两派对立势力中的哪一派呢？’接着，我们各自简单地进行了一番猜测，目的是想看看这些中国百姓的看法是怎样的。但是，他们似乎根本没有听到我们的谈话。
于是，我们再一次进行诱导，希望能够听到他们对于继位问题，或者其他在我们看来非常重要的事情的看法。但是，对于我们所引出的话头，他们却只是用摇头作答，依旧在那里漫不经心地吞云吐雾，饮茶自乐。然而，他们的这种冷漠态度却让我们着实感到气愤。这时，一个看上去较有身份的中国人，不紧不慢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像一位家长在对自己的孩子说话似地把双手搭在了我们肩上，充满了嘲讽意味地笑着说：‘听着，朋友！干吗要为那些无聊的推测去伤神费时呢？这些事情是归大臣们管的，就让他们去伤神费时吧，反正他们拿着朝廷的俸禄呢。咱们就别白操那份心了。咱们在这瞎琢磨政治，这才真叫傻呢！’‘就是这个理儿。’其他人也都这样附和着。随后，他们又指着我们说道：‘你们的茶凉了，烟斗也空了。’”
我们至今还记忆犹新的是，当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在英军的装备中，竟然有从山东人手里购买来的骡子；而天津和通州这两个城市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竟然还承诺只要英国人和法国人不侵犯他们，他们愿意提供一切英法联军所需要的东西。而在外国联军中，一些必须的苦力活大部分也是由从中国香港雇用来的苦力做的，甚至在这些苦力被中国军队俘虏后，还是要送还给英军，而且他们都被剪去了辫子——这就不难看出，如果中国人有所谓的爱国主义和公共精神的话，那么其意义也只是与盎格鲁-撒克逊人有所不同罢了。
当人们勇敢地站起来，开始反抗统治者的压迫及其强加给人们的苛捐杂税的时候，总会有一些有能力者做领头人。在他们的领导下，往往因为人多势众，政府最终都被迫妥协。但是，不论政府最终如何处置这些“愚民”，领头的人总是毫无疑问地成为典型，他们为了正义都是要掉脑袋的。在这种情况下，敢于冒风险，勇于献身的精神，就成为了公共精神的最高典范。
每到中国历史上的动荡岁月，尤其是面临改朝换代之际，总会有一些忠诚的英勇将士挺身而出，敢于为正义献身。这样的人应该受到世人最崇高的赞扬。然而，他们不仅仅可以说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而且可以作为最有力的证据，来证明中国人的勇气完全可以在具有公共精神的领袖的带领下激发出来，从而可以做出最英勇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