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说来，您一定也是大官儿，”中国人说道，“否则他也不会来看望您。”
我十分谦虚地承认了他猜得没错。随后我们就转移了话题。在完成这一次的就诊后，我被告知需要支付1美元的报酬。此前我们已经介绍过，除了日本人，其他外国人都需支付半个美元。因而我对他的收费提出了异议。他用“洋泾浜”英语理直气壮地说道：“既然中国的大使来拜访您，那么您同他就处于同一等级；既然您的等级这样高，那么不管怎样，您都应该支付1美元，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Sposey that China minister come see you, you b’long all same he. you’long same be, you makey pay one dollar all same. That b’long ploper.”）
无论是大生意，还是小买卖，中国人总要讨价还价，这是他们进行交易的一项重要特点。实际上，对他们而言，每笔买卖都像是一场真正的决斗。商场如战场，他们如同古代全副武装的赳赳武夫，充满了斗志，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样子。两斤甘蓝包、一条已经凉透了的烤红薯，或者是一根蔫蔫的黄瓜就能够激发他们卓越的辩才，搜肠刮肚地找寻一鸣惊人的词句，再配上各种各样的手语。每当这个时候，你就会听到儒家经典怎样成为人们争辩的论据；旁观者怎样被这些人的话所打动，油然升起同情之心；也能够发现人们怎样含沙射影地诅咒对方的祖先在地下不得安宁。当然，你也能够听到较为合理的争论。但所有这一切行为都不过是为了几文钱的微利罢了。
每个人都热衷于占别人的小便宜，而双方往往都是胜利者。购买的人以少花钱为宗旨，而卖货的人则以缺斤少两来弥补。这样一来，双方都感到满意。比如，在鱼市上，你总能看到某些衣冠楚楚的中国绅士郑重地提着一杆秤，秤杆上标有三种不同的刻度，而其中没有一种是标准的计量，因为这杆秤被当作其买鱼时讨价还价的有力武器。中国绅士从盆中十几条活蹦乱跑的鱼中挑出一条，先用自己带的秤称一称，随后再用鱼贩的秤称。其结果往往是：绅士依据自家的秤，认为鱼贩称得太重了；而鱼贩则依据自己的秤，嫌绅士称得轻了。
如此一来，第一轮的唇枪舌战便开始了，就因为这样一条普通的小鱼，在双方的秤上竟然有半斤甚至一斤的差别。这轮争论之后，倘若双方能够让步妥协，那么交易也就完成了；倘若双方仍在鱼的分量上争辩，在价钱上也各不相让，那么第二轮的争辩将会不可避免，并且争论越发激烈。两个人都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都认为自己已经尽到本分了，并且极力表明，这种小事不足挂齿，根本不值得为几个小钱浪费唇舌。但他们同时又表示，家有家规，国有国法，不能敷衍了公道与正义。双方都声称自己是正义的忠心守护者与斗士，坚决维护正义，不做违心的事。就这样，两人一直吵得唾沫四溅、天旋地转，直至口干舌燥，声音嘶哑。直到这时，他们或许才可能万分不情愿地作出牺牲，促成这笔交易。
总而言之，并不是因为中国人热衷于争辩，也不是出于锻炼自己的发音器官或者增加肺活量；这些人真正在乎的也不是那几个钱，而是为了获得那种使对方作出让步的心理上的成就感。倘若顾客不对店主的报价提出异议，只是顺从地掏腰包，那么，一方面，这位店主一定会倍感失落和痛苦，觉得自己受到了愚弄，正当权利受到了损害。而另一方面，倘若一位中国人不经讨价还价就接受了店主的要价，那么他肯定被店里的伙计看成是一个傻瓜。
在中国，没有购买意愿而又询问商品价格，这被认为是一种无礼的行径；同样的道理，倘若在商家告知商品价格之后，未经一番理论，你就一走了之，这也是一种极端不礼貌的行为。举个例子：
“这种毛毡怎么卖？”一位过路人向摆摊的卖毡商人询问价钱。
“二十五元钱一块。”商贩回答。
“嗬！”过路人只应了一声，随即走开。这名商贩就会直瞪着那位路人的背影好一会儿，然后突然绵延不绝地破口大骂，搜刮最肮脏和最难听的字眼儿，涉及到对方的祖宗十八代，直骂得星月无光，风云变色。起先，被骂者会放慢脚步，但最终会停下来，犹疑不决地原路返回。待走回商贩的摊位前，他已是怒不可遏，眼看一场恶战已在所难免。
“你干嘛骂我？！”路人怒目相对。
“您干嘛问了价钱后就不声不响地溜走？”商贩倒打一耙。
“哪里有你这样的天价？”
“这样的价钱又如何？您一看就是个实在人，理应知道这只是我们报的价格而已。要是别人都像您这样，我们还做不做生意啦？您应当停下来和我好好讨论讨论，研究出一个合理的价位，这才是明智之举。您应该清楚，生意人第一次报价根本算不上什么。”
果然，那名路人就真的同商贩理论起来，争论很快进入到白热化的状态。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之后，就价格这一问题，双方最终达成一致的谅解，交易总算完成了。
此外，我们还可以认为，中国人热衷于讨价还价的这种行为，源于他们自身的民族性，因而这种秉性无时无地不存在。在百姓日常的交易中是这样，甚至在政府首脑们与他国谈判，签订意义重大的条款时也不例外。他们总对别人提出很多要求，而力图减小自己的付出；有时候，这样做最终反而赔了本。当然，双方都为自己留有妥协的可能，在真正亮出底牌之前，按照惯例，他们都会不遗余力地表演一番讨价还价的前奏。在康熙皇帝的圣论当中，多次出现“让”这个字。其意义就是妥协与忍让，这也是中国的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字，人际关系的和谐融洽即是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这一观念似乎渗透于整个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影响。
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律机制，对于统一的度量衡标准，中国人从来没有认真严格地执行过。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与探讨的问题。统一的度量衡标准的缺失，这本身就为商业活动中的欺诈行为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在市场上，随处可见贩卖拥有两套刻度标准的秤杆。一套用在买东西的时候，另一套用于卖东西的时候。在棉花的交易中，不同的斤与两的比例，有不同的等级与之相对应。商贩在收购粗棉时，按照每斤十六两来算，即定斤定两；收购中等质量的棉花时，按照每斤十二两来算；收购上等质量的棉花时，则按照每斤二十一两来计算。商人按尺来卖布匹。
在买进时他们会不约而同地使用一种长尺，在出售时则使用短尺。一般情况下，量棉布的尺子要比量毛纺织品的尺子长，而量毛纺织品的尺子又比量丝织品的尺子长。然而，这种种不同的衡量尺度都是约定俗成的。与不同度量相对应的必然是不同的价格，因而它们自身又能够相互抵消这种差异，达到一种平衡的效果。这种计量除了会使一些粗心大意的人成为“冤大头”，以及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谈之外，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意义。这种做法始于何时，为何经盛不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发现或对此做出解释。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它似乎与中国人的历史一样久远。
在西方人眼中，正像中国人诸多传统习俗一样，他们的这种毫无原则的做法同样令人感到荒唐和费解。显然，这些习俗会造成诸多不便，然而仍是人们行事的主流原则，没有谁试图纠正或改变它们。祖宗之法不能变——这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唯一解释。这一观念实在太古老了，甚至能够追溯到洪荒时期：当我游历于中国的西部地区时，某一天乘车子来到了乡村的一爿小店。我惊奇地发现，小店的院落中堆着几大堆旧的车轴。于是，我向店主请教这些车轴的用途。原来，在小店门前，大路的宽度发生了变化：西行的路比东去的路足足宽出了六寸。很明显，不管是从地形上，还是从疏导交通的方面考虑，这种改变都是不必要的。然而，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真实地摆在你的眼前：只要是带车轱辘的交通工具，到了这家座落于只有五十个庄户的山村小店前，都必须根据各自前行的方向，换上或宽或窄的新车轴。无论是风尘仆仆、已行遍千山万水的大车车轱辘，还是刚刚驶上路途的小车轮，一经此店，必将更换车轴。至于为何这样做，最有可能听到的解释是：“到了那家店，车子总是要换轴的。”中国人头脑中留存这种遗风旧习的普遍思想与情感完全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理性与逻辑，是一种玄而又玄、令人无法捉摸的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