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由于无法保证严格统一的度量衡标准的执行，加上本国货币价值的不稳定，存在极大的伸缩性，中国所有的商业贸易额度都存在极大的不准确性，很难保证经营贸易金额的精确计算，要做到准确无误更是难上加难。商人只能在某宗具体的交易中，或在经营的某个具体时间段内，估算出目前自己大致的盈亏状况。但是，要知道中国人在这方面是哲学家，而不是数学家。他们宁可得到大概的数值，而不屑于锱铢必较。只要可以赚钱，事业发达，不论是投机倒把，还是走私贩毒，都是经商的必要手段；只要看到实际的利润渐渐充实自己的钱袋，他就乐此不疲。对他们而言，做生意可不是枯燥单调的物与物的交换，而是一场智慧与力量的较量，双方拼死的决斗；按照严格的尺寸将布匹一点点地售出，然后收取固定数量的银两，那是傻瓜和蠢驴才去做的事情。在他们看来，那样做生意才是真正乏味、按部就班、愚蠢至极的，毫无智慧、技巧与艺术可言；只有真正的男子汉才能做真正成功的生意（在这一观念上，无疑他们是正确的）。
在中国商界，还存在另一个更为有趣的特征：即合作精神的普遍存在。其具体表现为：一家商号的所有成员——上至老板，下至伺候主顾的小伙计、负责擦洗地板的仆人——都是风险与共，利益相关的。每一位成员在整体利润中所享有的份额都严格按照个体所属的职位高低与责任轻重而判定。虽说红利的分配必然是不同的，但所有成员都怀有同样的愿望：希望财源广进，腰包鼓起。一般情况下，老板与雇员们同宿同食，形同一家。对于商家们来说，这种做法的意义显然不同寻常：所有成员都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牵一只而动全部；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胳膊肘往外拐或破坏安定团结的行为，其影响不是当机立断地立即被清除，就是想方设法被减小到最低的限度。
中国商人的这种合作精神还得到一种独特的发挥与应用。尽管这方面的应用并不值得称道，但确实是普遍存在的。这就是被外国人称为“揩油”（“the squeeze”）的行为。在探讨中国商业活动的文章中，倘若没有对他们的“揩油”这一重要的生意经作出讨论，那么绝对是不全面的。
此处的“squeeze”可不是指什么热恋中的拥抱，也不是热情洋溢的握手，而是特指中国商业文化中的“揩油”一词。具体说来，指的就是一个人绞尽脑汁对经手的、又不为自己所有的财物施加“压力”，以使其中的一部分充实自己的腰包。通过“揩”的手段得来的油水是一种未经财物所有人允许但却合法的佣金或回扣。受到“揩油”者斥之为偷窃，但在“揩油”者看来，获得这部分财物完全是天经地义的，是他理应享有的额外津贴。
在同他人的交往中，每一个中国人差不多都有被“揩油”的经历；但同时，他们自身又都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这一传统由来已久，可以说与中华帝国的历史一样久远。据说，这一行为源自一项古老的习俗：很久以前，家庭雇用的劳动力拿不到固定的工钱，雇主通常只提供食宿和每年发一套衣服。而工钱的支付形式如下：守门人从每次运入大门的日用品的总价值中抽取五十分之一，如此日积月累。然后一年有三次将暂获的财物依据每个劳动力在家庭中所干差事的不同级别分配。在中国，普通的家庭都是深宅内院，通常只开一扇大门供人们进出，这就为守门人执行“揩油”的任务提供了便利。事实上，从某种形式上来说，他更像是税务员。如果是一家商号，那么店中的守门人就会对进入大门的所有交易都十分了解。倘若有人拒绝交纳这种“税收”，那么守门人将毫不客气地将他挡在门外。
这种对“揩油”的溯源是否可信，我们尚不能作出结论。但不可否认真实存在着这样的事情：当你同那些商号的伙计结算时，不要妄想拿到足额的钱数；若非双方有着事前的协定，那五十分之一“揩油率”是一定会发生在你们的交易中的。
非常有必要对中国的伙计们作一项专门的论述。在各个行业、各个阶层中都存在这一群体。他们在主人与老板的授意下，同形形色色的顾客打交道，完成各种各样的交易。所以从广义上而言，他们也具备商人的特质。作为一个整体，世界上或许没有比他们更优秀的人了。他们忠诚沉稳，机灵勤快，很少会抱怨长时间的工作或繁重的活计；他们具备超强的敬业精神，工作完成得一丝不苟。不管是精致的台布或耀眼的银器，还是绝代的珠宝或稀世的古玩，一旦交给他们去保管，你绝对可以放心，保证完好无损。在我任职于北京的这十五年中，我们的使馆雇用过很多的中国伙计，却从未发现这些人有任何的偷窃行为，也从未因为他们的疏忽造成物品的损坏。人们通常会认为（事实也如此），如果外国的女士们在中国住上一段时间的话，等她们回国后就会忘了如何操持家务——都被中国仆人的优质服务给惯坏了。
虽说中国的伙计们都十分诚实，值得信任，但无论如何他们也不会忘掉“揩油”的老传统。他们头脑灵活、手脚麻利，起早贪黑，吃苦耐劳；而促使他们表现出这些优良天性的原始动力，可以说就是“揩油水”。不管生意多么繁忙、工作如何繁重，即使加派再多的的额外活儿，他们也不会有任何怨言。因为差事越多，“揩油”的机会也越多。而如果店前“门可罗雀”，那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另谋主顾：在此种境况下实在无油水可“揩”。看看他们变化多端、异常丰富的面部表情，就能够知道这些伙计都是擅长研究人类心理的老手。他们每一个人都十分清楚主人的嗜好和弱点，也懂得如何讨得主人的欢心；而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掌握好对主人“揩油水”的限度以端稳自己的饭碗——这可是利益攸关的大事。
“揩油”的观念在中华大地已是根深蒂固。久居中国的外国人对此深有体会：一切预防的措施都只是徒劳，最终都无法避免被“揩”的命运。倘若有人决意亲自去集市购买所需物品，那么很快他就会发现，仆人也正悄无声息地尾随而至，朝所有同他有交易关系的人索取回扣；而如果吩咐仆人去买的话，那么即便加上回扣的部分，花费远比自己亲自去要少。所以无论怎么看，这种改革都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既费时间又费钱。
倘若主人还不甘心，又生一计：设法掌握所有日用品的普遍价格，以防仆人从差价中“揩油”。这样一来，仆人就会从购买物品的分量上打主意：原本只买了四斤，却向主人报五斤的账。或许主人会用事先准备好的中国标准的计量工具，对仆人所买回的物品一一验明正身，以为这样就不会有差错了。但没过多久他就会发现，自己的秤杆上标的是十四两一斤，而不是标准秤的十六两。原本以为终结了的“揩油”行为，却仍然在主人浑然不觉中进行着。倘若仍然气愤难平，那么主人很可能会设法弄来一杆经过检测的、完全放心的秤。在完成每次的检验工作后，十分谨慎地将它锁在柜子里，以防被人做手脚。所有投机的漏洞都被彻底堵住了，这下总该万无一失了吧。用自己的标准秤的确能够检验出买回来的物品是否够分量，然后再按市价付钱。然而俗话说的好：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比如，仆人买回来一斤羊肉。当主人称够了分量随即转身离开时，厨师早已砍出一大块羊肉，拿到屠夫那里换银子去了！
我的一位朋友就曾将以上的这些方法付诸实践，但没有一项令他感到满意。他的第六感总在告诉他，自己还在被“揩”着油。某一天，他将厨师召唤到餐厅，指着摆在桌上的那块小得可怜的烤羊肉，让他对此作出解释。当时当刻，厨师毫无慌张之色，神情自若，以异常冷静的口吻说道：“您说得没错，那块羊肉确实变小了。可是您要知道，在北京这种异常干燥的地方，烤羊肉的收缩性可比在贵国厉害多了！”
倘若在万般无奈之下，主人只得将“揩油”不止的仆人解雇，这种做法不见得就是明智的。不久，主人或许会发现（这种情况的确存在），后来的情况更加糟糕：后面招来的仆人不仅继续“揩油”，而且还吃里扒外，将“揩”的一部分所得作为津贴补偿给前面被解雇的人。几年前，一位在北京外国使馆的大使决心杀一儆百，遏制“揩油”这股不正之风，于是辞去了使馆的守门人。而这名被解雇者却在“揩油”体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直到很久之后，使馆人员才发现，新任守门人联合其他仆人，依照以前的标准按时给前任守门人送钱，直至他去世。并且还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花费也全部由这些仆人们承担。最终的真相是：他们中间有专门的记账先生，还在银行开了户头，所有“揩”来的钱都存在里面，一年三次的分红历来没有变更过。
要想同中国人就这一传统存在的不朽意义进行探讨和辩论，完全是白费力气。我们能够肯定的是，这是一种历史产物，对此你应该多加小心，能做的就是将其控制在较为合适的限度之内。不要奢望彻底根除这一陋习，除非中国人的国民性都被彻底改造一番。实际上，首先受到损害的人是中国人自己，而并非外国人。因为后者从不拐弯抹角，总是不失礼貌地直接询问全部物品的价格；而中国人碍于他们的面子和尊严决计不会那样做。因而他们也就成为了这一陋习首当其冲的牺牲品，仆人们会一直放胆地、毫无止境地“揩”下去；即便“揩”得再疼，主人们连眼皮都不会眨一下。
在最后，我还应当说明一下。本章节后半部分所提到的中国人种种生意伎俩与传统，我只不过略微扫上几笔，绝没有将其作为中国商人的本质特征加以阐释的意思，这部分内容同前半章论述的中国商人崇高的职业操守毫不相干。我之所以在后半部分持批评态度，是为了说明：大千世界，人类的天性都是一样的。树林子大了，什么鸟儿没有！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数量，绝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是诚恳敬业的。他们恪守职业道德、讲求信誉，深得信任；但不可否认，其中也存在一些喜好玩弄把戏、唯利是图的人。伟大的事业折射出人的伟大；渺小的事情反映出人的渺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