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机器
技术与自由运动的生活本身同样悠久。就我们在自然界中所能看到的而言，只有植物是完全纯粹的技术程序表演场所。动物，因为它是能动的，因此有一种运动的技术，从而可以滋养和保护其自身。
一个觉醒的小宇宙和它的大宇宙——“自然”——之间的本质关系就在于从单纯的感官印象上升为感官判断的感官接触，因此，它已能批判性地（即识别地）发生作用，或者用同一意义的另一说法，就是，已能通过对因果的分析产生作用。然后，那些已被确定的东西，就扩大成为一种由最原始的经验——辨认的符号——所组成的、极其完整的体系。这是一种自发的方法，有了这种方法，一个人就能在自己的世界中感到得心应手。在许多动物身上，这种方法已使它们具有异常丰富的经验，还没有哪种人类的科学能够超过它。但是，原始的醒觉的存在物永远是一个活动的醒觉的存在物，与各种单纯的理论很少有联系，因此，这种经验是从日常生活的次要技术中，是从处于僵死状态的东西中无意获得的。这就是祀拜与神话之间的区别，因为在这个阶段，宗教与世俗之间并无界限——所有醒觉的意识都是宗教。
当人们对自然的确定（目的是为了便于受它的指导）变成一种固定形式——即对自然的一种有目的的改变——时，高级生活的历史就发生了一种决定性的变化。这样，技术就多多少少变成了至高无上的，而那本能的原始经验就变成了一种确切的“有意识的”原始认识。思想已从感觉中解放出来，引起这种划时代的变化的是文字的语言。语言从说话中解放出来，这就产生了一批交往语言的符号，这些符号比辨认记号多得多——它们是与有意义的感觉联系在一起的一些名目，人类借助这些名目就掌握了神力（神祗和自然力）的秘密；它们是数（公式、简单的定律），这些数使现实的内在形式得以从偶然的感觉的东西中提取出来。
这样，通过抽象的途径，辨认记号的体系发展成为一种理论，一种自行脱离当时——不管这是一个高度文明化的技术时代，还是一个极为淳朴的起始时代——的技术的图景，成为无需付诸行动的醒觉意识的一部分。一个人“知道”他自己需要什么，但他必须经历过许多事变才能获得这种知识，我们决不能误解这种知识的性质。凭借计数的经验，人能够操纵秘密，但他还没有发现秘密。近代魔术家的表象——一个带有许多杠杆和标记的配电盘，运用者在毫不了解其实质的情况下，用手指一按，就能使它产生巨大的效果——只不过是人类一般技术的象征罢了。
我们身边的光的世界的图景——在我们已经用批判、分析的眼光将它发展成理论和图景的情况下——只不过是这样一个配电盘，在这个配电盘上，特定的事物被附上特定的标记，以致（可以说）把那适当的按扭一按，就一定会产生特定的效果。所以，秘密本身依然是令人感到压迫的。不过，通过这种技术，醒觉意识确实依旧粗暴地干预了实际世界。生活把思想当作一种“芝麻开门”的咒语来使用，在多种文明的顶峰上，在其大城市中，技术鉴别因为苦于成为生活的奴仆而自行变成暴君的时刻终于来到了。西方文化，甚至直到现在，还在饱尝着这种无拘无束的思想的放纵行动，并且达到了一种悲剧的程度。
人们已经谛听了自然的步伐并记下了它的指标。他开始运用那些利用宇宙律动法则的手段和方法去摹仿自然。他敢于扮演上帝的角色，用人们容易理解的话说：这些人工事物——因为，艺术在这里是作为与自然相反的概念而出现的——的最早的制造者和专家，特别是锻工艺术的保护者，是怎样被他们周围的人看作是不可思议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被这些人所敬畏或厌恶。这类发现的积累越来越多。往往它们被发现，又被忘掉，又被发现，它们被仿造，被弃置，被改良。但到最后，它们为大块大块的大陆提供了许多用不着说明的手段——火、金属加工、器械、武器、犁、船、房屋、动物驯养和耕作。其中最重要的是金属，原始人被他身上的某种神秘的、不可思议的特征引向埋藏金属的地方。远古时代的商路，通过定居的村落生活，越过经常来往的海洋，通往隐藏着秘密的金属矿床；随后就产生了商旅祀拜、装饰和有关锡岛和黄金国的流传久远的传奇故事。最开始的贸易都是金属的贸易，伴随着这种贸易，又产生了第三种经济，即一种外国的、冒险的、流行于各地的经济强行加入到生产的经济和加工的经济之中。
在此基础上，现在产生了高级文化的技术，这种技术能在质量、色彩和情感上表现这些主要实体的全部精神。古典文化的人感觉到自己和环境都是欧几里得式的，他们天生敌视技术观点，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我们认为“古典的”技术就是指那（与“古典的”这一形容词所包含的其他事物一起）凭借其毅力凌驾于迈锡尼时代的普遍而僵硬的完美境界之上的东西，那就没有古典技术可言了。古典的三层桨船只是一些美化了的划子，古典的弩炮和投石器只是臂和拳的代替物——无法跟亚述和中国的兵器相提并论——对于希罗（希腊数学家和发明家，以求三角形面积的希罗公式和发明汽转球而著名）这类人来说，他们的成就只是侥幸获得的东西，而不是自觉的发现。他们缺乏内心的估计和判断，缺乏时代的命数和机会，缺乏深刻的需要。人们四处玩弄着那些基本上都是来自东方的资料（为什么不呢？），但没有一个人切实注意过那些资料，特别是没有一个人真正努力把它们介绍到生活的整个图景中去。
浮士德式的技术则截然不同，它以它对第三度空间的全部热情，从哥特时代的最早时期就开始向自然冲击，决心要做自然的主宰。在这里，也只有在这里，见识与利用理所当然地相互结合。从一开始理论就是有用的假设。古典的探索者像亚里斯多德的神一样“冥想”，阿拉伯人像炼金术士寻求魔法（例如点金术）一样探索着，想毫不费劲就获得自然的财富，但西方人却努力按照他自己的意志来支配这个世界。
浮士德式的发明家和发现者是一种独特的类型。他的意志的原动力，他眼光的明亮，他的实际思考的钢铁般的能力，如果从任何站在其他文化立场上的人来看，肯定觉得很奇怪、很令人费解，但对我们来说，它们却是天生的。在我们的全部文化中有一个发现者的心灵。发掘看不见的东西，使它展现在我们心目的光明世界面前，从而去支配它——这是从一开始它就具有的顽强热情。它的所有伟大发明都是慢慢地在内心深处成熟，最后由于一种命运的必然而出现的。它们几乎都被哥特时期初期的修道士的勇敢而幸运的探索接触到了。如果在哪里出现过一切技术思维的宗教根源，那就是在这里。这些潜心思考的发现者在他们的隐居之所用祈祷和斋戒来索取上帝的秘密，认为这就是在侍奉上帝。这里有浮士德的形象，有一种真正探索性文化的伟大象征。
实验科学（罗哲尔·培根第一个这样称呼自然研究），就是用杠杆和螺旋对自然进行的坚定探索，开创了一个局面，其结果作为乡间长出的工厂烟囱和输送塔展现在我们面前。但是，对他们所有人来说，这里也有魔鬼插手的浮士德式的真正危险，也就是魔鬼在精神上把他们引到那座他在上面许诺给以世界全部威力的高山的危险。这就是那些奇异的多米尼加会修道士如彼得·派力格里诺斯所梦想的“动的永恒”的意义，它想篡夺上帝的全知全能。他们屡屡屈服于这种野心；他们向上帝强行索取这种秘密，以便使自己才能成为上帝。他们谛听宇宙节奏的法则，以便征服这些法则。于是他们创造了机器的观念，作为仅只服从人的意志的小宇宙。但他们那样做，就越过了那条细细的边界线，以致其他人的虔敬心看到了罪恶的开端，因此，从罗哲尔·培根到乔尔丹诺·布鲁诺都陷入了悲惨的境地。真正的信仰总是把机器看作是魔鬼的东西。
发现的热情早已由哥特式建筑——如果把它同多里斯式建筑的有意的形式贫乏比一下——表现出来了，我们的音乐也自始至终体现了这一点。印刷术出现了，远距离武器也出现了。伴随着哥伦布和哥白尼的脚步，出现了望远镜、显微镜、化学元素，最后就出现了巴罗克时期早期大规模的工艺大全。
然而在此以后，与理性主义同时，出现了蒸汽机的发明，它推翻了一切，使经济生活从根本上改变了面貌。直到那时，自然曾经作出过很多贡献，但此时它像一个奴隶一样上了轭门，并且它的作用似乎被轻视地用马力作标准来衡量。我们从那种被迫在有组织的日常工作中劳动的黑人的肌肉力量，前进到了储存有千万年生命力的煤炭的地壳中的有机蕴藏；今天我们又把眼光放到了无机的自然界上，在那里水力已被用来补充煤炭。由于马力的总额成兆上亿，人口的数目就一再增加，增加幅度之大是任何一种其他文化都认为不可能的。这种增长是那种必须加以使用和指挥的机器的一种产物，结果使每个人的力量增加上百倍。为了机器，人类的生命变得珍贵了。工作成为伦理思维中的一个伟大词汇；在十八世纪，这个词在一切语言中都失掉了它已遭污损的含义。机器做工作，并强迫人与它协作。整个文化达到了一种使大地在它下面颤抖的活动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