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这时说，明远，要不让夏冲今晚睡这儿吧，万一公安去你们家抓他呢？夏明远说，妈，这一回你犯糊涂了，躲得一时顶个什么？没犯法什么都不怕，犯了法就别想落好，现在什么时代了？有通缉令了！跟古代的张榜缉拿似的，悬赏多少钱，前几年，“二王”，厉害不厉害？一样认罪伏法。何况他一个夏冲！乔雅也说，妈，没事，你放心吧。姥姥也不再坚持，只是叹气，盯着我看。
两天后我就知道，其实陈垚并不是因为偷东西被抓住的。那天早上，有几个晨练的老头儿看见一个人在爬小南门的水塔，就去叫了第二机床厂保卫科的人。这件事概括起来，可以说各种坏运气都聚集在了陈垚身上。如果是在白天，老头儿们很可能对他视而不见，可是早上这个时间让他们警觉起来，万一是坏人投毒呢？如果这座水塔是后来常见的钢筋混凝土式水塔，那么他们很可能根本注意不到陈垚，因为他是在另一个方向。糟糕的是，那是一个钢架子上面顶着一个红砖罐子的那种老式水塔，一个人攀在钢架子上太显眼了。恰好，保卫科的人没有睡觉，老头儿一敲窗子，他立刻就开了门。这个人在水塔下面喊陈垚下去，陈垚不理他，这个人就执拗地向上爬，就在他快爬到顶端的时候，陈垚害怕了，大喊大叫，说如果这个人继续爬，他就把他踹下去。底下的老头儿又匆匆跑去小南门派出所报了案。这样一来陈垚就被抓住了。他固然可以解释自己只是去游泳，警察却不会不揍他。陈垚的最后一个坏运气是，他只有十五岁，又生性胆小，很快就被吓破了胆。如此一来，关于偷东西的事情他就供认不讳。
那些夜里，我很难睡得安稳，总是心悸般惊醒。我害怕自己被抓起来，更担心陈垚。陈垚是什么状况呢？我被严密地监禁在了家里，一无所知。六年以后，圆石城出现了一个绰号叫“周百万”的富豪，有一次乔雅讲起，这个人曾经在小南门派出所当过警察。我问，你怎么知道？乔雅说，她去看陈垚那一次，见过这个人。这时她才叹息着，讲起了当时她想看看陈垚，由乔年带着去了小南门派出所，看到了什么样的情形。直到那时，我才得知陈垚当时的状况。
张所长领着乔年和乔雅拐进了一间小黑屋子。陈垚被铐在暖气管子上，半躺在水泥地上，裤裆是湿的，裤腿边汪着一摊透明的尿液。地上有一只装着秽物的白铝便盆。张所长也不说话，用电棍的金属电击头敲在暖气片上。电棍噼噼啪啪作响，蓝色的火星四溅。听见这个声音，陈垚浑身哆嗦，眼睛半睁开。乔年查看他的伤，又掰开他的嘴，只见里头全破了。偷东西的事情，有的没有的，陈垚都招了。最初他怒骂不休，后来就跪下哀求。他崩溃了，把大便抹在墙上。
陪在张所长身边的警察说，滑头，不来真的，不招。张所长模棱两可地哼了一声，又抽着鼻子，说，你看看这屋子弄的，臭气熏天，去把那个便盆倒了。那个警察就端着白铝便盆出去了。
乔雅蹲下去，问：“陈垚，能不能认出阿姨来？”陈垚费力地睁开肿胀的眼睛，瞧着乔雅，摇了摇头。张所长对乔年说：“六亲不认，看见没有？没人性的东西。”乔年问：“准备怎么判？”“这就得问法院了，”张所长说，“我国法律规定，对有轻微犯罪行为，屡教不改，家庭、社会管不了，而又不够逮捕判刑的少数青少年，年龄小的，送工读学校，年龄大的，送劳动教养。”
当时我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两个星期之后，家人对我的看管松动了一些，我跑去了陈垚家打听消息。
那天下午他家里只有罗燕和陈垚在。给我开门的是陈垚，这年她二十一岁，是个待业青年，穿着一件花格子的布拉吉，见是我，面无表情，也不说话，侧身让我进了屋。罗燕正在门厅的小饭桌边坐着，睡眼惺忪，头发都没扎，喝着一小碗看上去是剩下的又热了一遍的菠菜汤。我叫她：
“阿姨。”本想说，我想问问陈垚怎么样了，可是突然说不出口，怔怔地站在那里。罗燕看了我一眼，又低头喝菠菜汤。我看着她慢慢地嚼着菠菜梗，有一点儿汤汁从嘴角洒了出来。“你家在这地方住多少年了？”她问我。我看了看陈垚，试图求助，可是她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我也不知道。”我嗫嚅地回答说。罗燕又问：
“这个地方怎么就这么丧气呢？人怎么就这么坏？就这么狼心狗肺？”我看着她又喝了一口菠菜汤。她又说：“有一个算一个。”我羞愧难当，如芒刺在背，觉得她说的就是我。可是也许我理解错了。她又说：“男的女的都是。”这时陈垚嗤笑起来，说：“神经病，你跟别人唠叨这些干什么？”罗燕把碗推开，说：“夏冲不是别人，现在他是我最亲的人。陈垚就他这么一个朋友，现在陈垚回不来了，他就等于是我的儿子。我跟他说说话。”可是她的眼神冷冷的，完全不像把我当作亲人的样子。“夏冲你告诉阿姨，阿姨千里迢迢地到这个地方来，是干什么来了？”我说：“阿姨，我不知道。
”她站起身来，背对我，说：“阿姨也不知道。”陈垚在鼻子里发出一声冷笑，又说：“神经病。”这时我鼓足勇气，问：“阿姨，什么叫陈垚回不来了？”“判刑。”罗燕简单地说。我一时间无法做出反应。罗燕说：“行了，你也问明白了，好孩子，回去吧，好好念书，将来有出息，别跟陈垚一样。回去吧。”她拿起小汤碗，走到水池边，开始刷碗。“好孩子，以后别来了。”她又说。一个小时之后，我跑去了鸭绿江街找严竺。我觉得非找个什么人谈谈不可。到了她家，当着她爸爸妈妈的面，我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于蓝阿姨可能看出了我是想说说陈垚的事，就借故跟严叔叔一起出去了，好让我和严竺说话。屋子里一旦只剩下我和严竺，我又感到无从说起。
“你想说说陈垚的事儿？”严竺问我。我说：“嗯。”“那就别说了。”我深感诧异：“为什么？”
“陈垚已经完了，你还不明白吗？这事儿你就别再想了。我早就劝过你，别跟他来往，你听我的了吗？你别跟我提他，我不想听。他是自作自受。你记住，无论什么事，做了就要承担后果。”
我激动起来。她的话我完全不可接受。我语无伦次地说了好多话，反驳她。我们至少吵了半个小时。她说：“你别我跟吵，你那么关心他，你帮他做什么了？”“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哭起来。“那你就别说了。”她说。
“你就是自私，你就是只关心自己，”我哭着说，“你就是傲气，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强，你没考上四中你自己就当是天大的事，比什么都重要，比什么都委屈，陈垚都要判刑了，你一点儿都不关心，我们三个是不是朋友啊？你有没有人性啊？我是什么都做不了，可我找你说一说都不行啊？”
严竺不说话了，看着我。我哭得越来越厉害。我对她恨之入骨。可是当我平静下来的时候，看见她也在哭。更让我惊异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于蓝阿姨和严叔叔已经坐在沙发上静静地看着我们了。
“我们不是小孩了，你懂不懂？”严竺哭着说，“跟以前不一样了，所有的事都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以为于蓝阿姨会安慰我们，可是她什么都没做。“你们俩别哭了，我跟你严叔叔买了吊炉饼，吃饭吧。”她说。
于是我们洗了脸，坐下来，默默地吃吊炉饼。
陈垚的年龄既超过了张所长说的“年龄小”，又不够他说的“年龄大”，不久之后，作为少年犯被判了六年有期徒刑。罗燕阿姨跟邻居说：“都是家里没办法。”很快陈垚就被送去本省西部一个地方的省少管所服刑。我想在他离开之前去探望他，可是徒然被父母责骂了一回。
那几天我淋了雨，感冒发烧，三天后转为肺炎。恰好那几天厂医院组织旅游，妈妈也跟着去了苏杭一带，我就自己去医院打了好多次点滴，医生给开的药是先锋霉素，当时是颇为昂贵的新药，可是毫无效果。最后，那个庸医竟然给我开了雷米丰、利福平一类的药片。妈妈旅游归来，见了这些药，大怒说，哪个大夫开的药？这是治肺结核的！次日，我便按她的吩咐，去厂医院打青霉素的屁股针，三天便痊愈。这么一折腾，直到开学前十天，我才去了小南门水塔。
在水塔下的丛丛乱草中，我找到了废弃生锈的铁水管，我用一根事先弯出钩子的钢线在里面勾出一只大生产牌烟盒，把里面的钱全倒出来，看了又看，非常困惑，因为钱只有一小堆。我再次用钢线在铁管中探索，一无所获。我查了一下，一共二十二块零五分。我不明白，这到底是警察收集物证时遗漏下来的，还是就是陈垚偷到的全部的钱？一个五分硬币又是怎么回事？我颤抖着，把这个硬币放在自己衣兜里，就像要留个纪念似的，然后把余下的钱埋了起来。
我在水塔下坐了好久，有一刻，我再也忍不住了，爬了上去。如果有哪个老头儿愿意报告那就报告吧。我耳边又听到陈垚的话：你知道在水塔里游泳是什么感觉？
我对水塔有很多想象，我曾想过，在夜里，月亮照在水中，陈垚就像在酒杯里游泳。我还想过，水塔也许有另外一种魅力。或许它的水寒浸骨髓，逼得人灵魂出窍。也许它并不是那么可亲，相反，是个可怕的地方，就像阀门不好的水龙头在出水的时候嗡嗡作响一般，水塔在蓄水的时候，也许会发出雷鸣般的声响。如果我打开顶盖，俯视下去，那么就会像在阳光强烈的桥上俯视流水一般，会看到水的纹路几乎是纯黑色的。我想，水塔也许是世界上最恐怖的地方。在种种想象中，这个让陈垚如此着迷的地方一定不同凡响。可是当我站在水塔的顶端，一切幻象都烟消云散了。这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地方，有个再普通不过的方形盖子，再稳妥不过地扣着，我趴下来，把耳朵贴在那盖子上，想听到水的流动声，可是下面寂静无声。
我在水塔的边缘坐下来，背靠着被阳光炙烤的栏杆。我感到空虚、悒郁、困倦。我望向那些钢铁拒马一般支楞着的电视天线。我再也不像与陈垚喝了汽酒之后坐在区体育场的看台上那样感到这世界虽然不好，却总有一些美存在于远方了。相反，我在身体深处体味到这世间万物都是那么虚假。
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睡了大约十五秒钟，头一歪，醒过来。后背上的栏杆被阳光炙烤得发烫。这是哪儿？我想。我不知道。就是在这一瞬间，我感到寂寞极了。四周都是熟悉的景物，我却感到那么陌生。这是一个既无记忆也没有实感存在的地方。我转身趴在栏杆上，俯视着丛丛青草，把那个五分硬币扔了下去。两个铁球同时落地，我想。万有引力，我想。重力总是垂直向下，我想。G=mg，我想。一个银亮的光点，流星般下坠着，最后一闪，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