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的《忏悔录》正是作者意识到自己进入魔鬼特权阶层的共犯结构，参与了制造底层奴隶苦难的罪恶，有意无意地成为牺牲千万生灵的共谋。这正是最深刻的忏悔意识。与卢梭的《忏悔录》相比，这种忏悔意识更加真诚、更加动人。卢梭的《忏悔录》虽然坦率，但还有一种功利性动机，这就是要表现给世人看卢梭是怎样一个人，而且要让世人来到他的《忏悔录》宝座之前心有所愧，不敢对他说：“我比这个人好。”卢梭：《忏悔录》，黎星译，中译本第2页。而托尔斯泰完全抛掉这种自我安慰的心态，他只从内心的最深处听到悲惨的呼唤，这种呼唤唤醒他的良心，把他从迷失于大森林的歧路中拉回到道德审判台上，然后进行不留情的自我审判。他一生都不觉得自己比别人好，也无须别人说自己好，外在的评判与裁决都是多余的，唯有自己确认自己乃是参与共谋的犯人并衷心地赎罪才是最重要的。托尔斯泰这种最真诚、最深刻的忏悔意识，在他后来所写的忏悔小说《复活》中，表现得极为动人。
2由作品主人公替代作家承担忏悔主体的灵魂告白
与上述第一类型的直接忏悔的自传不同，忏悔文学的另一种形态是诉诸作品中形象主体而完成的灵魂自白，或者说，是作家通过作品中的主人公这一形象中介和人格化身表达忏悔意识与忏悔情感。以托尔斯泰为例，他的《忏悔录》是他灵魂的直接告白，而小说《复活》也是忏悔录，但作者的形象已经隐去，出现在作品中的是他塑造的人物形象、小说主人公聂赫留道夫。
换句话说，是作为形象主体的聂赫留道夫取代作为现实主体的托尔斯泰承担忏悔使命，而聂赫留道夫又恰恰是托尔斯泰的人格化身，因此，我们仍然可以把《复活》视为托尔斯泰的忏悔录，但不是直接形式的忏悔录，而是间接形式的忏悔录。与《复活》的形态相似的忏悔文学作品，还有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心》和乔伊斯（James Joyce）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等，中国的《红楼梦》也是属于这一形态的伟大忏悔录。这一形态的忏悔录与第一种形态的忏悔相比，其作品的主人公虽然是作家的人格化身和“忏悔代表”，但主人公（形象主体）与作者（现实主体）的身世，尤其是身世的细部与情感的细部并非完全叠合。这一形态的忏悔录不是散文，而是小说，它带有虚构成分，因此其忏悔形象和忏悔内容更加艺术化与典型化，也带有更高更普遍的文学品格。
托尔斯泰的《复活》是他晚年灵魂的象征。从1889年至1899年，托尔斯泰经历了严重的内心冲突之后，世界观已发生了根本转变。他与贵族阶层彻底决裂而完全站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而在精神上，他通过“道德的自我完善”摆脱罪恶与抵达天国的托尔斯泰主义已经成熟。这个人生阶段，在托尔斯泰自己看来，正是他作为“精神的人”压倒“动物的人”的精神复活的最重要时期。聂赫留道夫的精神历程正是托尔斯泰的精神历程。《复活》主人公正是托尔斯泰的“灵魂意象”或者说是托尔斯泰的第二灵魂自我。聂赫留道夫的精神历程大体上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他的大学生活，当时他年轻、单纯、富有理想，身上生长着正义感与同情心，信奉斯宾塞的“正义不容许土地私有”的理论，把继承父亲的土地分送给农民。在一个暑假里，他暂时寄居在姑妈家，稍稍地爱上姑妈的半养女半婢女的玛丝洛娃，恋情也是单纯的，待到秋风乍起，他就准时回到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