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是几年之后，他在军队中已经当上小军官，偶然又经过姑妈家。这时的玛丝洛娃风华正茂，非常美丽。聂赫留道夫对她产生欲念邪念。一天深夜，他的“动物性”压倒“精神性”，在玛丝洛娃的拒绝下仍然在她身上得到肉欲的满足，之后送给玛丝洛娃一百卢布。之后又随军出发，把玛丝洛娃丢到脑后。他不知道，这一夜整个地改变这个可怜女子的命运：她怀了孕，不得不走出家门。出门后无路可走，为生活所迫，只好走上卖身的妓女生涯。这个阶段聂赫留道夫堕落并种下罪恶。第三阶段是聂赫留道夫发现罪恶而忏悔和努力救赎的精神复活阶段。在那个狂乱之夜后十年，一个偶然的时间与场合，聂赫留道夫在法庭上与玛丝洛娃相逢，精神上受到极大的震撼。他是法庭的陪审员之一，而站在他面前的犯人正是玛丝洛娃。在妓女生涯中，她因涉嫌谋害狎客而入狱。
刚刚见到玛丝洛娃，他非常惊讶，仿佛似曾相识，再看仔细，终于发现站在面前的正是十年前被他推入深渊的那个年轻美丽的女子。追忆往事，他整个身心打战，痛苦到极点。他意识到，自己正是这一罪案的真正犯人。于是，他的良心受到极大的谴责，并从灵魂深处正视自己的罪恶，真诚地忏悔。他决心为玛丝洛娃承担全部道德责任，想尽一切办法要把玛丝洛娃救出牢狱，并向玛丝洛娃求婚，以补偿自己过去的罪债。他亲自到牢房中向玛丝洛娃说出自己的名字，承认自己的罪责，表明自己赎罪和求婚的心迹。但玛丝洛娃拒绝并痛骂他。之后，玛丝洛娃被判处流放到西伯利亚。此时，聂赫留道夫又跟着囚犯的队伍长途艰苦跋涉到遥远的流放地。他默默赎罪，玛丝洛娃逐步发觉。在流放期间，聂赫留道夫所做的一切以及这一切的真实情感，终于感动了玛丝洛娃，她明白他为她真诚地忏悔并真诚地爱她，但是她仍然不愿意和聂赫留道夫结婚，而和囚犯茜希松结婚，她要保护这个爱她的聂赫留道夫的名誉。聂赫留道夫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并从此投身于社会慈善事业，以求灵魂的进一步升华。
在聂赫留道夫精神复活的过程中，被打入社会最底层的玛丝洛娃恰恰是引导他走向新生的女神。当他被欲望控制的时候，是她告诉他不要这样；当他良心迷失之后，则是她以自己的苦难重新唤醒他的良知；当他向她求婚之后，又是她保护他的名誉并推动他献身于社会。在贵族阶层的偏见中，妓女是卑污的，而《复活》却告诉读者：妓女原先是纯洁无瑕的。她们后来落入卑污的境地，完全是貌似高贵的贵族阶层和整个龌龊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犯罪的是高居上层社会的阶级。在法庭之中，聂赫留道夫站在审判者的位置，玛丝洛娃在被审判的位置，而托尔斯泰却通过自己的故事表明：在俄国社会大法庭中，这两个主角所代表的角色应当互换——真正的罪人是那些拥有权力的审判者。
《复活》是托尔斯泰借聂赫留道夫这一形象所展示的灵魂自传。书中蕴涵着托尔斯泰《忏悔录》所要表达的承担人间罪责的全部良知内容与道德深度。这是一部伟大灵魂苏醒与再生的史诗，也是最完整的人类良知结构的象征。它既包含良知的内在性内容——自我忏悔，又包含着良知的外在性内容——自我牺牲——爱的内容。当聂赫留道夫发现自己的罪恶时，他从内心深处渴望偿还罪恶的债务，绝对真诚地以整个灵魂与整个身体来祈求救赎。他什么都想交出去，从地位、名誉、财产到身体。只要玛丝洛娃有什么要求，他绝对不说一个“不”字。
他向玛丝洛娃求婚，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当然知道他将从此丧失贵族的面子、尊严和荣耀，但他不在乎。一切都可以放弃，一切都可以牺牲，这就是爱。玛丝洛娃在对人生的绝望中发现了这种真诚的爱还在，于是，她的爱也复活了，而真正的爱并非世俗社会所说的“自私”，恰恰相反，是自我牺牲，玛丝洛娃在聂赫留道夫决定自我牺牲之后，她也报以自我牺牲——她不占有聂赫留道夫的爱，她知道结婚会带给他更大的困境，于是，她选择了拒绝，即选择了给所爱者以自由和让他在早已习惯的生活轨道走下去，放下她这个包袱继续创造他的生活。这种爱，使这两颗复活了的灵魂重新聚合在一起。在聂赫留道夫参加玛丝洛娃的婚礼中，我们看到两个灵魂在烛光中升华。
《复活》之后，一百多年来出现的忏悔文学作品，最精彩的恐怕是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与《复活》一样，这是一部自传性质的小说，也是乔伊斯青少年时代的灵魂自白。小说主人公斯蒂芬·狄德斯勒是一个体质纤弱但极其敏感的具有诗人气质的少年。这个少年可被视为20世纪的少年维特，单纯、忧郁、爱思索、神经质，在求学时期因为和一位妓女初试云雨之后又第一次到了妓院，便视此为人生的大事件。这一事件在他心灵中引起巨大的震荡并投下巨大的阴影，犯罪感从此之后便紧紧抓住他，于是，他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忏悔与反忏悔的冲突。小说的第二卷和第三卷，就是围绕这一“大事件”而展开的罪感心理活动，即忏悔意识流。而这些生活情节与精神细节，又是乔伊斯本人的经历。据爱尔兰学者彼得·寇斯提罗（Peter Costello）所作的《乔伊斯传》说，乔伊斯在1898年即他十七岁的时候，确实经历了小说中的“大事件”。这一年他发生了由童年变成“人”的转折，而既要成人，他就要生活、要犯错、要堕落、要得胜、要在生命中创造生命，然而，转折并不那么简单，传记作者写道：
在那一个星期，有天晚上他去南王街的欢乐剧场观赏《甜美的野蔷薇》。散场后，他步行经过市区往克隆塔夫方向回家的路上，遇见一位妓女。这时候他身心已成熟，有意试验自己的身体，于是，便和妓女进行交易。不过这次遭遇大概和布卢姆与柏莱娣·凯利间的关系一样，价廉、仓促而未能尽兴。慌乱笨拙之际，乔伊斯对自己的肉欲深恶痛绝。……那次遭遇终于使他得以自由地追求感官经验。1898年秋天，他第一次到蒙脱的花烟柳巷。《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相对的那一景，时间虽挪到斯蒂芬在校的最后几年（不过他仍在1898年离校），却也保留当时的感觉。
小说中对妓院房间的描述，以及壁炉旁椅子上张着腿的洋娃娃，显然取材自当时所写的灵光乍现短文，奇怪的只是斯蒂芬竟因情绪得以舒解而哭泣。不过乔伊斯笔下之意，是斯蒂芬终于褪去那令人厌烦的贞操的束缚……罪孽之后，悔恨随之而来，于是他穿过市区，在教堂街哥特式教堂中，由加尔慕罗方济各会修士替他赦罪。乔伊斯的信仰和罪恶感都还没有消失，自然不去美景教区找当地的传教士，或是找加尔地那街精明的耶稣会神甫，而是到较贫穷、他较不熟悉的地区去忏悔。彼得·寇斯提罗：《乔伊斯传——十九世纪末的爱情与文学》，林玉珍译，第143～144页。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
从传记作者对乔伊斯生平的考证看，《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写得完全是乔伊斯少年时代的一段心灵史。他堕入烟花柳巷以及之后产生的罪孽感和忏悔活动也是确实的。然而，《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最了不起的是把作者经历过的生活和忏悔意识转变为真正的艺术形式，其忏悔情感无比细腻而极有诗意。至今所能找到的忏悔文学中，我们尚未发现另一部忏悔作品如此富有诗意。可以说，每一段忏悔情感流，都是散文诗。且看他和妓女发生肉欲之后的心理：
在他横过广场，朝家里走时，一个女孩子的轻笑声传入他火热的耳朵。这种细碎的声音比一声尖锐喇叭更强烈地震撼着他的内心。他走着，不敢抬起两眼，只有转向一边，望进纠结矮树丛的阴影里。耻辱从他受到震撼的内心升起，充斥全身。艾玛的形象在他前面出现，在她眼前，耻辱的洪流重新从心里冲出。她是否晓得他的心灵曾使他隶属于什么？或晓得他野兽般的欲望如何撕裂并践踏着她的天真与无邪！那就是童稚式的爱情吗？是豪情？是诗？他恣纵的污秽细节，直在鼻孔之下发臭。他藏在壁炉的烟道里一捆熏上黑烟的照片，他在无耻或羞赧的狂纵之前，躺着数小时，思想与行为都犯着罪孽：他怪异的梦，挤满着像猴子般的生灵以及具有闪耀珠宝眼睛的娼妓；他在有罪的忏悔的喜悦中所写下的长信，一天天一天天暗地带着，最后只有在黑夜的掩护下把它投入一块田地转角的草丛里，或投在某扇无轴的门户底下，抑或投在女孩子可能走过发现到而暗自览读的灌木树篱里的某一暗角里里。疯狂！疯狂！他可能做出这些事情吗？他污秽的记忆在脑里凝缩之际，一阵冷汗直冒前额。
耻辱的痛苦过后，他试着想把灵魂从可怜的无力提升起来。上帝与圣母离他太远；上帝太过伟大、严厉，而圣母则太纯洁、神圣。但他想象自己在一座广阔的土地里站在艾玛身旁，谦卑而含着眼泪，弯腰吻着她袖子的手肘。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第三章。本书引文采用台北桂冠图书公司黎登鑫、李文彬的中译本，1995年版。
在教堂里，在纪念学校的赞助者所举行的避静活动里，神甫带着斯蒂芬走过地狱的恐怖，在此精神之旅中，斯蒂芬感到神甫布道时所说的话，每一句都是针对他的，地狱全是为他而设立的，他更是充满罪感和耻辱感。他虔诚地承受罪责和祈求宽恕。回到小房间里，他的灵魂独处，又清晰地听到良知惨烈的呼声，便陷入更深的苦痛：
他关上了门，快速地走到床头，两手掩面跪在床边。他的两手寒冷、潮湿，四肢因寒颤而作痛。身体的不安、寒颤与疲惫包围了他，骚挠着他的思想。他为什么像小孩念晚祷那样跪在那儿？与他灵魂独处，检视他的良心，面对面正视着他的诸般罪孽，记起犯罪的次数、方式及环境，从而为之哭泣。他无法哭泣，他无法记起那些罪孽。他只感到灵与肉的作痛，感到他整个人、记忆、意志，了解、躯壳，麻痹而疲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