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小说，在《红楼梦》之前，也缺乏灵魂的维度。从唐传奇到“三言二拍”，其中虽有轮回、转世之说，用的是世间因缘法，却没有个体生命内部灵魂的紧张。即使是影响最大的文言小说《聊斋志异》以及广为流传的《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其中的人物，无论是大奸大恶、大忠大贤还是才子佳人、精魂孤女，都缺乏内心的紧张。“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曹操这种“豪杰”性格与两极决断的心态实际上是普遍的心态，这里没有内心的冲突。而有些人物在重大行为抉择之前虽有内心的紧张，却也没有严格意义的灵魂冲突，例如宋江、卢俊义的“上山”，几乎完全是被逼的，即是环境与他人逼迫他们选择，并非他们本身灵魂论辩的结果。《水浒传》写得最成功的人物林冲，他虽然也有犹豫，但其“反叛”与“不反叛”之间的冲突，也只是现实选择的利害权衡，作者并没有赋予林冲的犹豫以形而上的意义。
与哈姆雷特、麦克白这些西方文学中的戏剧人物相比，我们可看到在相似的行为犹豫中，其内心矛盾的内涵有着巨大的差别，一边有灵魂的搏斗，一边则没有。麦克白在谋杀国王之后也“谋杀了自己的睡眠”，他的灵魂进入了惨烈的动荡与挣扎中，罪恶的阴影笼罩着他。他一再去洗沾着国王鲜血的手，但总觉得洗不干净，因为关键是他感到自己的灵魂也沾满了鲜血。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另一个悲剧人物奥赛罗在中了他人的阴谋之后，杀死了自己的妻子苔丝狄蒙娜。可是，当真相大白，他发现妻子的无辜与自己的罪孽时，立即审判自己，拔剑自刎。他最后的自刎是通过最惨烈的行为语言表达自己最深的罪感，是承担全部良心罪责的忏悔情感。莎士比亚笔下这种忏悔行为与忏悔情感在西方文学的源头上就已动人地表现过。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发现自己杀父娶母的罪孽后（尽管他得到先知的预言而极力逃避这一罪孽，绝对没有犯罪的动机，杀父娶母完全是命运的摆布），整个灵魂经受了一场地震，他毫不犹豫地拔剑刺瞎自己的眼睛。生为儿子，竟然不认识自己的母亲，也不认识自己的父亲，仅此一点，良知上就有不可逃避的罪责。
中国文学发展到《红楼梦》，才有一个划时代的突破。其主要人物贾宝玉是一个有灵魂的人物。他的灵魂世界是一个双音的世界，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儒家式的崇尚道德秩序的价值观与崇尚生命自然性情的价值观，在他的灵魂世界里，形成了一个矛盾的张力场。两种价值观的声音一直在展开辩论。小说中的两个女性主人公负载着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林黛玉崇尚的是生命自然与生命自由，而薛宝钗则崇尚道德秩序与人际和谐。贾宝玉的灵魂指向与林黛玉相通，但也受到薛宝钗的牵制。他并不是简单地和薛宝钗所代表的传统“决裂”，而是在两种价值观中彷徨。我们可以把林黛玉与薛宝钗视为贾宝玉灵魂的悖论：木石前盟符合充分理由律，金玉良缘也符合充分理由律，只是贾宝玉的灵魂最深处屹立的绝对是爱哭爱闹、真情真性的林黛玉。贾宝玉经常处于精神迷惘的状态中，在他发呆而无法言说的时候，恰恰是他的灵魂处于困境之时，他的迷惘，是对灵魂无声的叩问。这种迷惘，很像哈姆雷特式的迷惘。
对于中国文学缺少忏悔意识，即缺乏灵魂维度这一根本缺陷，“五四”新文学的先行者已经朦胧地发觉。其中周作人在论述俄国文学时，以俄国文学为镜子就发现了中国文学这一缺陷。他在《文学中的俄国与中国》一文中说：
俄国文学上还有一种特色，便是富于自己谴责的精神。法国罗曼·罗兰在《超出战争之上》这部书里，评论大日耳曼主义与俄国沙文主义的优劣，说还是俄国较好，因为他有许多文人攻击本国的坏处，不像德国的强辩。自克里米亚战争以来，反映在文学里的战争，几乎没有一次可以说是义战。描写国内社会情状的，其目的也不单在陈列丑恶，多含有忏悔的性质，在思契契特林（Shtshedrin Saltykov）、托尔斯泰的着作中，这个特色很是明显。在中国这自己谴责的精神似乎极为缺乏：写社会的黑暗，好像攻讦别人的隐私，说自己的过去，又似乎炫耀好汉的行径了。这个缘因大抵由于旧文人的习气、以轻薄放诞为民流，流传至今没有改法，便变成这样的情形了。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希腊之余光》，第427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周作人批评的“自我谴责精神”的集体性欠缺，的确是中国文学的大弱点，“五四”运动时期鲁迅等作家对国民性的反省与批判，正是对这种欠缺的一种弥补。周作人还注意到，除了民族文学精神中缺乏自我谴责精神之外，中国作家还缺少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个体的灵魂维度，轻薄风流倒是不少，缺少的是对灵魂的深刻解剖。周作人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特地翻译英国脱利特司（W.B.Trites）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评论（发表于1918年1月号的《新青年》），说明每一个人，包括处于社会底层的被奴役的人，都有灵魂的双音与灵魂的搏斗。脱利特司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善于写出“抹布的灵魂”。所谓抹布，就是被人踩在脚下的不干净的工具，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就像抹布。但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这一块不干净的抹布，又是非平常的通感情、通性灵的抹布，也就是说，它是有灵魂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本领正是揭示出抹布灵魂的深邃。周作人译出评论的主旨：
陀氏着作，就善能写出这抹布的灵魂，给我辈看。使我辈听见最下等最秽恶最无耻的人所发的悲痛声音，醉汉睡在烂泥中的呼唤，乏人躲在漆黑地方说话。窃贼、谋杀老姬的凶手、娼妓、靠娼妓吃饭的人，亦都说话，他们的声音却都极美，悲哀而且美。他们堕落的灵魂，原同尔我一样。同尔我一样，他们也爱道德，也恶罪恶。他们陷在泥陷里，悲叹他们不意的堕落，正同尔我一样的悲哀……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希腊之余光》，第411页。
周作人翻译的这篇评论告诉读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精义在于说明被世俗社会视为下层的堕落的人，其灵魂的内涵并不是单一的，在恶中也蕴涵着善和美，其灵魂也在挣扎，也在论辩，也同其他“高贵的人”一样，具有灵魂的对话与论辩。文学作品只有看到犯人身上灵魂的苦痛与悲哀，才具有深度。“五四”时期，能察觉到俄罗斯文学的灵魂之深和中国文学的欠缺的，恐怕只有周氏兄弟。周作人发表这篇译文的时间是1918年。这之后几年，鲁迅也连续发表了几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论，他也看到了陀氏的深刻处，并发表了一段着名的话：
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在甚深的灵魂中，无所谓“残酷”，更无所谓慈悲，但将这灵魂显示于人的，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鲁迅：《集外集·“穷人”小引》。《鲁迅全集》第7卷，第9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鲁迅凭借自己的天才直觉，发现俄国这位“残酷的天才”对灵魂的审判是何等深刻。鲁迅已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灵魂的门口，可惜他没有走进去。他只是自己设置了一个叩问民族劣根性的精神法庭，而没有设置另一个叩问个体灵魂的陀氏法庭。所以，阿Q只能视为中华民族古旧灵魂——集体无意识的图腾，而不能视为个体生命的图景，在阿Q身上，没有明显的灵魂的对话与论辩。鲁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魂法庭门前站住，然后退出，这可以看做一种象征现象：在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中国现代文学，有它先天的弱点，和最伟大的文学相比终究存在隔膜。鲁迅的退出说明了即使是具有巨大思想深度并解剖过国民集体灵魂的最伟大的中国现代作家，也没有向灵魂的最深处挺进，明知“灵魂的伟大审判者”必须同时也是“伟大的犯人”，但终究没有兼任这两个伟大的角色。于是，他尽管发出呼叫，但终究没有发出动人心魄的论辩。鲁迅尚且如此，更毋庸论及其他。
中国现代文学虽然受到西方文学的巨大影响，但仍然缺乏叩问灵魂的维度。这里的原因，是现代作家一开始就背上一个其他国度的作家不必背负的包袱，这就是国家兴亡、社会制度更替的包袱。几乎所有中国主流作家都把眼睛投向社会的合理性问题（社会正义），在“启蒙”与“救亡”上耗尽大部分精力，无法超越启蒙而转身探究自身的灵魂。
由于背上一个额外的“国家兴亡”的包袱，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之后又逐步形成一种文学观念，以为文学可以作为一种旗帜，一种命令，甚至认为文学应当给社会的救治提供一种方案，设计一种工程。周扬与一些现代美学家在引进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理论时，也关注他的小说《怎么办？》，于是，有些中国现代小说家也误认为文学可以解决社会“怎么办”的问题，以至相信作家可以充当所谓“灵魂的工程师”。这种文学观念统治中国将近一个世纪。这种文学观念不仅使得作家的功能高度膨胀，好像写作者生来便位居人上，能够指点江山，也使得作家总是处在社会的表层上滑动而无法进入精神的深层与人性的深层。我们的着作，拒绝这种观念，说明文学的特质不是理性判断，不是社会指令，更不是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而是通过对灵魂的展示与解剖使读者与解剖的情景相通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