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火车接近终点，死亡变成即在眼前的事情。他突然觉得，死亡意味着离开这个世界，他才生活了短短的二十四年。他没有爱过任何一个女人，也没有被女人爱过，死后将没有女人为他流泪，他为此感到非常惋惜。在告别这多少有点可爱的世界之际，他不想虚度光阴，他要忏悔。作者写道：“现在，他想，终于是我祈祷的时候了。我这一生的最后第二夜决不在睡眠中度过，决不迷迷糊糊打瞌睡度过去，不拿白酒去玷污它，决不让它虚度。我现在需要祈祷，尤其需要忏悔。人们要忏悔的事情那么多，像我这么不幸的一生，也有许多事儿要忏悔。”他忏悔当年在法国酗酒，醉得像一头野兽，他忏悔骂过学校的老师，骂过教堂的传教士，取笑过同袍士兵。他忏悔夜深人静天寒地冻的夜晚，拒绝过一位又冻又饿的妓女，并把她推到水沟里去。
安德烈亚斯恳求神饶恕他。忏悔给他带来新的生命，他不但不恨那些在火车上嚷嚷“实际上我们已经打赢了这场战争的人”，而且还为他们祝福，因为他们是那样愚蠢。来到波兰人开的妓院，遇到美丽的奥丽娜，他反而一点儿都不动心，他只想和她一起体验圣洁的感情。他的真诚终于打动了她。她明白，她做的无非是使一些她素不相识的无辜者去送死。她对安德烈亚斯坦白，“我一看见你站在窗前，看到你的背影，你的膀子，你的弯腰曲背的年轻的身影，仿佛你有几千岁似的，我这才恍然大悟：我们害的也只是些无辜的人……仅仅是一些无辜的人”。在伯尔的笔下，这两个交战国的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因为他们的忏悔与坦诚，终于真正相爱。这种爱，不是一般的化敌为友，也不是历史上敌国之间化干戈为玉帛的美谈，他们的爱是对人性阴暗和丑恶的征服。
小说叙述了一个忏悔的故事，笔下的人物通过忏悔承担了他们在过去的生命中曾经逃避过的责任，他们美的心灵在良知的光芒下分外明亮。他们不仅是残酷战争的牺牲品，不仅是不幸的人，而且也是正在觉醒，正在反抗命运枷锁的人。可惜正当良知唤起他们新的生命的时候，正当他们追求逃离战争的人道理想的生活的时候，仇恨的子弹结束了他们的生命。故事在这种浓重的悲剧气氛中结束。艺术的感染力正是来源于善的事物的令人惋惜的悲剧性的毁灭。同时，主角的忏悔也是一种对战争责任的反思和战争责任的对话。战争有它的外在根源，也有它内在的根源。战争固然是人类社会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厮杀，组织者有具体的责任，但战争所以能够被组织起来，亦在于人性的欲望、自利的动机和狭隘的利益追求。无论历史还是现实，所有暴力都存在着人性的基础。安德烈亚斯和奥丽娜都是身不由己地被卷入战争，他们毫无准备，战争毁了他们当音乐家的愿望。作者对人物命运的叙述，毫无疑问暗示了战争的不合理性和残酷性。
这是小说的一种声音：小人物不能抗拒大潮流，战争直接造成了普通人的灾难。但是，《列车正点到达》还存在另一种声音，和上述的声音构成对话关系的声音。从道德责任的观点来看，仅仅用外在性的眼光看待责任问题是不够的，良知不允许我们推卸责任。小说主角的忏悔正是为自己承担了责任。他们一方面是牺牲品，另一方面也参与制造别的牺牲品的罪恶活动。战争把他们拖进了火坑，然后他们又把更多的无辜者拉进来。作者通过主角的忏悔，以另一种声音回答了战争的责任问题。人类的残杀、掠夺和侵略，不仅是某种经济运动、社会危机和自然灾难的结果，而且也存在着深刻的人性根源。准确地说，战争是两者相互配合的苦果。假如我们的天性里没有那么多残忍的弱点，假如我们的天性里没有那么多掠夺的动机，假如我们没有那么强烈的征服欲望，假如我们一开始就听从正义的召唤，怎么会有人类的自相残杀？少数的独裁者和战犯怎么能控制我们？伯尔比别人目光锐利，《列车正点到达》比一般描写战争的小说要深刻，就在于作者对战争的人性根源有深刻的体验。作者能够在对话中展示战争的责任，比别人具有更广阔的视野。
《列车正点到达》是一部反战小说，它的反战主题也是通过写主角的忏悔而深化的。安德烈亚斯和奥丽娜的忏悔包含了这样的寓意：战争腐蚀了人的心灵。战争把人类推向可怕的自相残杀，它不仅毁了参与者的前程，也使得参与者必须毁掉另一些人才能生存。只有充当牺牲品的制造者才能在自己认同的一方找到一席之地。战争为人性的阴暗提供了表演的机会。作者选择忏悔的形式表现对战争的认识，使读者有更多的切近感，更加突出战争对人精神的伤害。伯尔经历了整场大战，他是从死神的手里逃出来的幸存者。也许正因为这一点，他对卷入战争的德意志民族，有一个更合理的看法，也使得他对战争的感受和理解不同凡响。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答辞中，他说：
德意志的土壤，既不是处女地，也不是没有污秽罪孽，而且绝对不曾平稳过。渴望者居住的莱茵河畔的渴望土地，拥戴了许多统治者，也经验了与此相当的许多战争，例如殖民地战争、民族战争、地球战争、宗教战争、世界大战等等。屠杀过犹太人，也有过放逐事件。不断有人从外地流入，而被驱逐的人到外地去。这地方说德语，已是极明显的事，无须向国内外夸示这一点。以此为自豪的反而是其他的德意志人，他们嫌软子音的d不充分，想用硬子音的t，遂自称“特意志”人。伯尔：《致答辞》。见《诺贝尔文学奖全集》第四十五卷。
4复调小说中的灵魂对话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夏目漱石、伯尔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所表现的灵魂的对话，正如巴赫金说的，是一种未完成的对话，小说中的角色也就成了某种思想的形象，他们本着自己的独特思想与别人辩论、交锋。因此在他的小说里，对话无处不在，一目了然。而且，他小说表现的罪与忏悔也有不同的特点。
在夏目漱石和伯尔的小说那里，可以很清楚看出违反道德的动机和行为与良知的自我谴责之间的关系。小说的主角会从前一个立场滑向后一个立场，转变的轨迹很明显。他们所以忏悔，是因为他们在一生的某一个时刻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动机和行为是在向代表善的道德秩序挑战。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因为不同的思想形象之间存在的是对话的关系，即使发生主人公立场的转变，它也不是放弃一个立场转而认同另一个立场，而是在某个范围内认同一个立场，但不排除在另一个范围还保持原来的立场。以《罪与罚》作例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东正教教义来解释人的罪与忏悔的问题。
人之所以有罪与他的尘世的行为无关，仅仅因为人先天就带有了原罪，他们不听上帝的忠告，背弃了人与上帝订立的契约。尽管这样，上帝还是用他的独子替人赎了罪。而生活在尘世的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是不幸的；而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相信了基督并皈依了上帝之后，就同时意味着对罪的自觉。由于产生了对罪的自觉，才有获得救赎的希望。而救赎则意味着人生将承受直到生命的尽头才能了结的苦难历程。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的自我谴责，常常不是对着自己在尘世的具体行为，因为他们认为尘世遵循完全不同的原则，而是对着自己的无信仰或信仰不坚定。在违反道德的行为与良知之间存在着不相通的绝对界限。正是由于世俗世界与神圣世界这种截然的对立，各种矛盾的思想才能在紧张中展开对话、辩论、说服。
《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他最后虽然忏悔，向上帝忏悔，但很难说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某种现世的责任，他从未承认他在现世里是有罪的，尽管他杀死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被判有罪入狱，但他内心依然拒绝现世的罪。他从来就觉得他是无辜的，他有一套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思想。他觉得现世的一切法律、制度，才是真正有罪的。而他杀死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虽然谈不上伸张正义，但绝不是有罪的。
这是因为我的行为是暴行吗？暴行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啊？我问心无愧。当然我犯了刑事罪，不错，我犯了法，杀了人，那你们就依法惩办我好啦！……当然，如果是这样，那么许多不能继承权力而自己夺取了权力的人类恩人们甚至一开始行动，就应该处死了。可是，那些人成功了，所以他们是正义的，可是我失败了，因此，我没有权利让自己采取这个行动。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岳麟译，第63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拉斯柯尔尼科夫以自己的原则向社会抗议，向法律制度抗议。按照他的原则，法律制度是标榜正义、公平的，而真正体现正义和公平的法律制度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是正义和公平的。但是，现行的法律制度是那些为自己而夺取权势的人制定的，因此它们的正义和公平只是标榜的正义与公平。制定者应该第一个被惩罚而没有被惩罚，足见其不是正义与公平的。假如他的理由能成立，他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便的确不算罪。所以，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良心面对现世的法律制度及其代表的权力时，是心安理得的。他在法庭上只是很轻蔑地同意条文对他的指控，他心里根本不拿条文当回事儿。在他的世界里，这只是形式的罪；实质上，他认为自己是无罪的。
拉斯柯尔尼科夫代表的是一种声音，但索尼雅代表的则是另一种声音。两种声音对话的时候，拉斯柯尔尼科夫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看法，他无法在索尼雅面前坚持。他早就承认自己有罪，不过仅仅在索尼雅面前而已。因为他不能不被一个基督灵魂的化身所征服。索尼雅的话简洁有力，句句说到他的心里。她说：“立刻就去，现在就走，站在十字街头，双膝跪下，先吻被你玷污的大地，然后向全世界，向四方磕头，对所有的人高喊‘我是杀了人！’那么上帝又会使你获得新生。”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岳麟译，第488页。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写的忏悔，归根结底是与现世的责任相通的，但它无须通过一个转变的过程。
因为承认有罪与信仰基督是同一件事，皈依基督就意味着认罪，而认罪则表明内心真正信仰基督。对于一个不信上帝的人，很难说他有罪或没有罪，他与这问题无缘。就像拉斯柯尔尼科夫没有皈依上帝之前那样，他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原则，但这一切与上帝无关。站在索尼雅的立场，只能说他是不幸的，不能说他是有罪的或无罪的。在有罪和无罪的辩论对话中，拉斯柯尔尼科夫分裂成两个人，在法律制度面前，他永远认为自己是无罪的；在上帝和索尼雅面前，他心甘情愿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一个信仰基督的人同时也就是一个罪人，这并没有任何贬义，反倒是得救的证明。所以，拉斯柯尔尼科夫必须为救赎自己而经受苦难，在苦难中证明自己的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