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态度，他笔下的苦难就有双重的含义。第一重含义是已经为人们指出的现实的含义。小人物的不幸包含了对社会无正义的抗议，而那些凌驾在他们头上的大人物的养尊处优同样说明社会的是非颠倒。第二重含义是宗教上的含义。苦难被理解为领悟上帝并通向至善的唯一道路。这种意义的苦难是不能够用外在社会原因解释的。它只能归结为是信仰赋予的使命，是上帝召唤的考验。说到底，因为人的存在，所以就要面对苦难。并且，苦难越深，就越接近上帝，越可能领悟上帝。而没有苦难的人，他们与上帝无缘。就像卖身之于索尼雅，贫贱之于都丽雅，潦倒之于拉如密亨，流放之于拉斯柯尔尼科夫。所有这些卖身、贫贱、潦倒、流放都是人生的苦难，也是接近上帝的第一步。
这就是说，人是在苦难中理解上帝的，正是由于苦难唤醒了人的良知，意识到道德上的罪。很难想象，如果拉斯柯尔尼科夫不是杀了人，他怎能会在听到索尼雅读“约翰福音”之后感到良心的谴责。如果他不是杀了人，他一定不会放弃他那种把人类分成“普通的”和“特别的”两类的理论，其中“特别的”一类为了正确的目的有权处死“普通的”一类。他杀了人，在法律意义上犯了罪，在道德意义上堕落了，可是恰恰因为后面的这一点，他的心不能平静。他虽然可以找出许多理由抗议社会并辩护自己，可是他纵然能够为法律意义的罪辩护，也不能够为道德意义的堕落辩护。因为在良知的面前，这是不可辩护的。尤其是在索尼雅的面前，他觉得他在精神上是一个猥琐的人，良心的鞭挞终于使他跪在索尼雅的面前。
苦难是领悟上帝的必要条件，也是获得救赎的唯一途径。正如苦难是内在于生命之中的那样，救赎也并不意味着外在的力量使自己得救，而是意味着“因信得救”。信仰的坚定是在重重苦难的磨炼下体现出来的，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的苦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确实具有宗教意义。承受苦难就是承担责任，承受苦难就是赎回堕落的罪。假如没有重重的人生苦难，救赎就显得毫无意义。从这点上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几乎都是表现小人物的，这固然是因为他熟悉这些人，但更重要的是宗教信念的原因。小说题材和写法上的特别地方，是不能用现实主义去解释的。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他从不站在一个叙述者的立场渲染苦难，他不愿意描写苦难的细节，苦难都是从人物自身的感受中传达出来的，或者就是他作一个笼统的说明。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具体写索尼雅的卖身，也没有写苦役对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打击，因为作者意识到，现实主义式的关注细节和详尽描写，会破坏其中的宗教性含义。对于读者来说，仅仅知道他们在苦难中就已经足够了，至于什么样的苦难则没有追问的必要。读者需要体会和琢磨的，是人物对于苦难的反应和态度。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愧为复调小说的大师，在他笔下所展示的灵魂对话，更具有强烈辩论和争议的色彩。如果不是采取复调小说的写法而又要表现忏悔的主题，拉斯柯尔尼科夫很可能会在法官面前低下他从没有低下过的头。围绕着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杀人，有三种声音在相互对话。第一种声音是法官所代表的世俗的声音，法官所辩护的是现存秩序的合理性。第二种声音是拉斯柯尔尼科夫代表的声音。他质疑的是现存法律制度的正义性和合法性。因为它们是用非正义的手段建立起来的，是为一部分人的权势服务的。对于这种制度强加的罪名，必须抗拒。第三种声音是索尼雅代表的声音。她是基督灵魂的化身。在世俗里，她是娼妓，靠出卖自己维持生活，但这并不排除她有基督一样的善。她把肉身的堕落看成是命运加给她的苦难。正是由于这些苦难，她的灵魂得到了升华。她代表了每一个人生命里最内在的呼声——良知的呼声。法律做不到的，法官无能为力的，索尼雅却做到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她面前不仅心悦诚服地跪下，而且亲吻她的脚。他没有作任何辩解，在良知的感召下他承担了做人的责任。
看着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忏悔，看着他加入流放者的队伍，似乎是第三种声音即索尼雅的声音，说服了第二种声音，即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声音。其实不是的。不同声音之间的对话不等于被说服，每一种声音都谋求说服自己的对手，但谋求说服实际上又是不可说服，这才是对话的本质。不错，索尼雅说服了拉斯柯尔尼科夫，但并不是说服了他的原则。他承认了自己是基督的罪人，接受了索尼雅的原则，但并没有同时放弃自己原来坚持的原则。在法律和法官面前，拉斯柯尔尼科夫永远是不驯服的反抗者，而法律所代表的力量并没有因为他的不驯服而不显示自己的权威。索尼雅则永远站在现世的对立面，她不属于现世，她与现世无关。她只对个人发言，只对那些愿意追随基督的人发言。三种声音在《罪与罚》里相互对话，相互冲突，各自都有自己的理由和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复调小说的形式把这些冲突展现在读者面前，他虽然有倾向，但没有判断是非。像读者一样，他也是这场冲突的局外人。他没有说出结论，也许这本身就不应有结论。但他独树一帜的复调小说，却有震撼读者灵魂的力量。
5对话与小说的人性深度
巴赫金曾经这样批评受意识形态束缚的独白型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