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锋在批判庄子的时候，也顺便批判一下被认为是与庄子思想相关的“坏诗”——郭小川的《望星空》。他说：“这首坏诗所表达的资产阶级悲观主义的世界观和情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望星空的思想，是不折不扣的虚无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关锋：《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第301～310页。《望星空》是郭小川创作的一首具有形而上品格的诗作。诗中的“宇宙无限、人生有限”的感慨包含着五六十年代已在诗中消失的哲学意蕴，但是，它却被“坚决”地扫灭，而庄子作为文化意识已无法探讨，它被归定为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到此为止，对庄子的复杂认识又变得异常简单、异常政治化了。
尽管庄子最后被彻底清算，但总的来说，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中，他的命运还是比孔夫子好得多，他不仅被郭沫若、闻一多等诗人所讴歌，而且还被一些小说家所借鉴。例如沈从文，他始终不越过文学的边界，始终生活在自己建造的艺术之宫。但他并没有因为站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而“落后”，反而真正赢得文学上的成功。而他的这种超越现实政治的隐逸精神，正是从庄子那里得到某种启迪。他说：“两千年前的庄周，仿佛比当时多少人都落后了一点。那些人早死尽了。到如今，你和我爱读《秋水》、《马蹄》时仿佛面前还站有那个落后的人。”沈从文：《静默》，《文季月刊》一卷六期，1936年11月。沈从文之后，他的学生汪曾祺的创作也显然向往庄周的隐逸与恬淡的趣味。他在短篇小说《艺术家》中写着：“我对艺术的要求是能给我一种高度的欢乐，一种仙意，一种狂……在那种时候，我可以得到生命的实证。”
在现代文学上对待庄周的态度总的来说较为复杂，不像“五四”运动高潮时对待孔子的态度，也不像50年代关锋那种彻底埋葬的态度。即使是对庄子一直批判的鲁迅，其态度也是比较复杂的。他是一个对社会人生极为关切的人。在现代中国作家中，没有另外一个作家，像鲁迅如此爱中国人又如此恨中国人，也很少像他这样甘愿把自己的作品变成“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以参与社会的改造，他的爱憎极其鲜明，是非极其鲜明，因此，从整个宇宙人生态度上，他是不能接受庄子那一套哲学的。早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所作的《摩罗诗力说》，就批评了老庄思想。他说：
……古之思士，决不以华土为可乐，如今人所张皇；惟自知良懦无可为，乃独图脱屐坐埃，惝恍古国，任人群堕于虫兽，而己身以隐逸终。思士如是，社会善之，咸谓之高蹈之人，而自云我虫兽我虫兽也。其不然者，乃立言辞，欲致人同归于朴古，老子之辈，盖其枭雄。老子书五千语，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以无为之为化社会，而世即于太平。其术善也。然奈何星气既凝，人类既出而后，无时无物，不禀杀机，进化或可停，而生物不能返本。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第198～19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鲁迅这一篇文章作于1907年，距离发表《狂人日记》十年有余，然而，当时他就完全不能赞成老庄的“脱屐尘埃”的“隐逸”精神。鲁迅后来把这一精神贯彻始终。所以当周作人在“五四”运动之后，着意开辟“自己的园地”以隐其身之后，鲁迅便写了《隐士》等文章，强烈地批判隐逸精神。鲁迅的这种批判，使得一些企图超脱现实政治的作家几乎没有存身之所。从个人的人生态度来说，鲁迅无疑是积极的，但是如果不允许作家艺术家具有隐逸的自由，又会给文学艺术带来新的困境。除了直接的批判之外，在《故事新编》中所塑造的庄子、老子以及伯夷、叔齐等形象，都是非常滑稽可笑的。对于庄子，他特别加以攻击的是他的无是非观。他在《起死》中让庄子陷入荒谬的困境，就是那种“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观念。他在其他杂文中也做了批评。
在叩问内自然的维度上，20世纪的西方文学得益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学说，深化了人性的探索。作家进行创作本来就有三种基本类型，一是用头脑创作的，这是思考型的作家；二是用心灵创作的，这是精神与情感型作家；三是用生命创作的。弗洛伊德学说出现之后，使许多作家更自觉地用全生命去创造，不仅在意识层面而且在潜意识层面进行探索与创作，从而挺进到生命自然的更深层面。
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到了20世纪30年代之后落入意识形态化。在这一过程中，又不断批判“人性论”，从批判梁实秋到批判钱谷融到批判所谓“黑八论”，都是强化意识形态的表现。多数作家受此批判的影响和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强制，纷纷放弃对人性的探讨，更谈不上向潜意识层面的深入。因此，到了70年代末生命自然维度几乎完全消失。
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宣称推倒“山林文学”并没有宣布推倒人性文学，因此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一些作家还是关注弗洛伊德的学说，并进行一些创作尝试。
1921年7月朱光潜就在《东方杂志》上（第18卷第14号，1921年7月25日）介绍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学说。1922年12月1日谢六逸（笔名路易）所译的日本松村武雄的论着《精神分析学与文艺》，开始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上发表。比朱光潜更侧重于介绍精神分析学与文学的关系，而且相当系统。
“五四”新文学运动在开始阶段，努力提倡社会文学，关注的主要是社会问题，但也关注个体生命。当时生命的觉醒是在意识层面上的，而且是在进化论意义的觉醒。也就是说，是理性地看待个体生命，科学地把握个体生命的意义。与后来的弗洛伊德学说的发现生命的潜意识部分，把文学视为生命的整个活动不同。鲁迅在1919年所作的随感录（六十六）《生命之路》说：
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甚么都阻止他不得。
自然赋与人们的不调和还很多，人们自己萎缩堕落退步的也还很多，然而生命决不因此回头。无论甚么黑暗来防范思潮，甚么悲惨来袭击社会，甚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
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第4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这就是用进化论观点理解生命。“五四”运动时期的作家把进化论称做“生物学真理”，他们用这一真理理解生命，理性地把握生命从幼到壮，从壮到老，从老到死的自然过程，并从这一真理出发，呼唤社会要尊重一切生命，特别是幼者的生命，认为屠杀了幼者，就是屠杀了将来。
突破意识层面，大胆地踏入潜意识层面，展示生命中的另一面的是郁达夫。1921年6月初，创造社在东京郁达夫的住所成立。第一个月，他就把原已写就的《沉沦》、《银灰色的死》、《南迁》汇为小说集，以《沉沦》为书名，在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出版后引起上海文艺界的热烈反响。郁达夫的作品所以会引起反响，就因为他大胆地展示自己的性苦闷，把“性欲”的内心图景不加隐讳地暴露出来。郁达夫一直把文学作品视为“作家的自叙传”，他的小说，也正是他的性心理的自我暴露。在《沉沦》中他描写自己第一次进入日本妓院的心理。在名古屋读书时，正是“二十岁的青春，正在我体内发育伸张，所以性的苦闷，也昂进到了不可抑制的地步”，因此，他在一次喝酒之后，就跳上人力车座，把围巾向脸上一包，“就放大了喉咙叫车夫直拉我到妓廓的高楼上去”。接着“受了龟儿鸨母的一阵欢迎，选定了一个肥白高壮的花魁卖淫妇，这一晚坐到深更，于狂歌大饮之馀，我竟把我的童贞破了。第二天中午醒来，在绵被里伸手触着了那一个温软的肉体，更模糊想起了前一晚的痴乱的狂态，我正如在大热的伏天，当头被泼上了一身冰水。那个无智少女，还是袒露着全身，朝天酣睡在那里……”
《沉沦》出现得很早，它在1921年10月作为“创造社丛书”的一种出版后，立即引起批评与反批评。对于中国，郁达夫文学现象，是全新的现象，是卢梭式的自白现象。但在中国的道德氛围中，这种自白就像雷鸣电闪，让人震惊，也让一些人难以接受，包括具有很高文学素养的徐志摩，也批评说：创造社的人（主要就是指郁达夫）就和街头的乞丐一样，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坵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
在社会上强烈批评郁达夫的时候，周作人维护了他。这一维护，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周作人在1922年3月26日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沉沦》，为描写“潜意识”的文学辩护。周作人说：
非意识的，这一类文学的发生并不限于时代及境地，乃出于人性的本然，虽不是端方的而并非不严肃的，虽不是劝善的而也并非诲淫的；所有自然派的小说与颓废派的着作，大抵属于此类。据“精神分析”的学说，人间的精神活动无不以广义的性欲为中心，即在婴孩时代也有他的性的生活，其中主动的重要份子便是他苦（Sadistic）自苦（Maschistic）展览（Exhibitionistic）与窥伺（Voyeuristic）的本能。这些本得到相当发达与满足，便造成平常的幸福的性的生活之基础，又因了升华作用而成为艺术与学问的根本；倘若因迫压而致蕴积不发，便会变成病的性欲，即所谓色情狂了。这色情在艺术上的表现，本来也是由于迫压，因为这些要求在现代文明——或好或坏——底下，常难得十分满足的机会，所以非意识地喷发出来，无论是高尚优美的抒情诗，或是不端方的（即猥亵的）小说，其动机仍是一样；讲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那色情狂的着作也同属这一类，但我们要辨明他是病的，与平常的文学不同，正如狂人与常人的不同，虽然这交界点的区画是很难的。周作人：《沉沦》，1922年3月26日《晨报副刊》，署社，1987年5月版。
对于郁达夫，鲁迅一直怀有好感，当时他虽然没有像周作人那样站出来直接为《沉沦》辩护，但他在1922年，却为另一个也被指责为“不道德文学”的诗人——汪静之辩护，并采取弗洛伊德的学说，写了小说《补天》。鲁迅在《故事新编》的序言中叙述了这一过程。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