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味是一个多层面的综合体，既有形式方面的东西，又有价值观方面的内容。比如赵树理认同的那种晋中乡土趣味，它当然是生长在上党梆子、晋中民间音乐、三圣教清茶教等民间宗教、鼓词、方言土语的语言表达形式等乡间生活形式上面，同时这些历代相传的生活形式造就了它的价值观，例如纯朴的善恶忠奸的观念、抑恶扬善的观念。作为一种完整的乡土趣味，形式方面的东西和它的价值观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讲话》之后虽然号召作家深入民间，但只有赵树理等少数作家能得到民间趣味的神髓，其他大多数都只得皮毛，这是因为他们的教养背景已经无法真正理解完整的民间趣味，勉强向民间学习，结果只能够割裂民间趣味，把民间趣味当成没有灵魂的形式装点。赵树理对民间的发现绝不仅仅是抗战形势变化带来的促进那么简单，他有深厚的教养背景，他认同的晋中民间趣味既是形式的，也是价值观的。
虽然他也认同共产主义革命，也是党员，可是革命的意识形态并不是一种有血有肉的趣味形式，它只是一种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理念。在国民革命的范畴之内两者并没有太大的冲突，革命意识形态虽然也企图统合民间，例如《讲话》之后的作家下乡、延安“斗争秧歌”和改造旧戏等，但是这些努力与其说是针对民间趣味的大张旗鼓的统合，不如说是针对革命文艺队伍的整肃。这是和来自政治对民间的发现的根本用意有密切关系的。所以，在那个时代赵树理的民间趣味和他认同的革命意识形态立场还能够相安无事，民间生活形式也能够在革命的旗帜下苟延残喘。可是，全国解放后时移世易，政府不再是边区政府，而是全国政府，政权的根基不在当年边区的一隅而在大城市，乡村的百姓生民需要被纳入严密的统合之中，这个统合的过程需要扫荡传统的民间生活形式，这时候赵树理发现的民间就和意识形态处于矛盾对立的状态了。赵树理本人也处于民间趣味和政府立场之间的摇摆境地，做了一个新时代尴尬之人。究其起因则在于赵树理所认同的民间和《讲话》临时捡起来的民间不是同一物。
周扬经历“文革”劫难复出之后为赵树理的文集作序，他这回不再说那些“道路”、“方向”之类的堂皇的话了，他发现了自己40年代忽视了的赵树理作品的另一面：“赵树理在作品中描绘了农村基层组织的严重不纯，描绘了有些基层干部混入党内的坏分子，是化装的地主恶霸。这是赵树理同志深入生活的发现，表现了一个作家的卓见和勇敢。而我的文章却没有着重指出这点。”周扬：《赵树理文集序》。周扬还是用革命文学理论的框架理解赵树理，其实，赵树理笔下刻画戴着党帽的坏分子，描写穿着干部装的地主恶霸，并不是因为他深入了生活，并不是因为他比别的“左翼”作家更勇敢，而是因为他的民间趣味和教养，民间价值观的视角。他有自己一套理解人世间特别是乡村人际关系的观念，这些观念其实也是纯朴的农民所共有的，并无待于革命的理论将它夸大或改装。1948年，赵树理在《新大众》报撰文说，“每个村子里，都有一种灵活的滑头分子，好像不论什么运动，他都是积极分子——什么时行卖什么，吃得了谁就吃谁，谁上了台拥护谁。这些人，有好多是流氓底子，不只没产业，也不想靠产业过活”。
赵树理：《发动贫雇农要靠民主》。见《赵树理文集》卷四，第1573页。1950年，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关于〈邪不压正〉》，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为自己小说表现的人物关系辩护：“据我的经验，土改中最不易防范的是流氓钻空子。因为流氓是穷人，其身份很容易和贫农相混。在土改初期，忠厚的贫农，早在封建压力之下折了锐气，不经过相当时期鼓励不敢出头；中农顾虑多端，往往要抱一个时期的观望态度；只有流氓毫无顾忌，只要眼前有点小利，向着哪一方面也可以。”赵树理：《关于〈邪不压正〉》。见《赵树理文集》卷四，第1648-1649页。赵树理的这些言论，虽然用了一些阶级分析的大词，可是这层大词的外衣掩饰不了他的淳朴农民的邪正忠奸的观念。这和文件里构筑的乡村秩序不同。它更多地来自传统的善恶观：不管农村的秩序如何重组，好人、善良勤劳的农民应该得到最大的好处，坏人、不置产业的好逸恶劳的流氓应该受到惩罚，抑恶扬善是衡量新秩序的根本标准。
但是，文件里构筑的新秩序并不真正关心抑恶扬善，因为秩序的形式更加重要，只要宣称新秩序代替了旧秩序，秩序的形式就比秩序包含的内容更重要，政权最终关心的只能是特定的统治形式。哪怕是发现有混进乡村党内的流氓，有化了装的恶霸，在新秩序看来只要他们的作恶欺负乡间百姓不至于发展到危害建立起来的秩序的程度，这些行为是可以容忍的，更不用说是解放后了。因为秩序总要人来维持，水至清则无鱼。要看奸恶处于什么程度，如果激起民愤而危害制度本身，那当然不能容忍，但如果是小奸小恶可以置之不理。因为奸邪之人亦有维持之功。这一点赵树理是无论如何看不到的。
正因为如此，他才针对村中无良奸邪之辈一再在报刊上谈他对“土改”政策和文件的理解，在小说里刻画那些披着党员外衣的流氓投机分子渔肉乡民，欺上瞒下，这些人从前叫老爷，叫恶霸，现在却叫干部，叫村长。赵树理活像一个嫉恶如仇的忠良，他所关注的倒不是阶级概念下的“大地主”、“大富农”，而是不置产业、流氓成性的农村“无产阶级”。他以“土改”的文件来为自己的爱憎张目，就如同他用《讲话》来为自己认同的民间艺术传统辩护一样。表面看来两者好像没有什么差别，仔细分析起来，关注统治秩序的意识形态和关注善恶邪正是否得其正位的民间价值观还是有清楚区别的。
中国现代的国民革命，无论是三民主义的还是共产主义的，最终的目标都是建立全国性的政权，完成民族独立的大业。在这样性质的革命中，所谓地方趣味，所谓民间艺术传统本来是没有地位的。也是因缘际会，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由外国传入，由于俄文、日文、德文需要转换成中文的现实，以及全民抗战的现实，使民间突然由不见经传变成显赫的发现。但是，赵树理发现的民间却不是这样，他心目中的民间是他一辈子文化趣味的认同，是和他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大到价值观，小到品位爱好待人应世，无不密切相关。正因为如此，他的文学是地域性很强的文学，他的人也是地域性的人。1943年也就是《小二黑结婚》写成的那一年，他带着自尊心受创的心情，愤怒地列举了几件在日常生活中不能与同伴友好相处的事。
第一件是过年吃什么菜，他提议吃金针海带，遭到非山西籍同伴的嘲笑；第二件是他听到有人在吃南瓜的时候说，南瓜在他的家乡是喂猪的；第三件是一位同伴编了一首顺口溜嘲笑山西人喝的汤。大概是类似的日常小事深深地刺激了他，他在解放区的刊物上撰文，把这些行为指责为“平凡的残忍”，还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化名“王甲土”发表他抱打不平的议论。赵树理：《平凡的残忍》。见《赵树理文集》第四卷，第1547页。不同趣味的人之间相互歧视在所难免，而这些小事上表现出来的歧视最多只有日常娱乐的意义，谈不上什么恶意。但是赵树理格外敏感，敏感到近乎小气，上纲上线到“残忍”。这只能说明他对乡土民间趣味认同之深，到了不容侵犯的程度。这是赵树理可爱的地方，也说明了他发现的民间是有丰富乡间生活内容的，和政治所发现的民间截然不同。政治所发现的民间便没有这些具体的生活内容，它们只是一个空洞的意识形态口号，口号的真义不在口号的字面里而在字缝里。
全国解放后赵树理的乡土趣味受到严峻的考验，一是地理分隔的考验，其次是价值观不同突显的考验。从山西搬到北京，宽阔的街道、威严的皇城、喧嚣的工厂，怎么看怎么不像上党乡村，他要应付开会，看文件，撰文谈创作经验，一个前所未见的新世界把他弄得晕头转向，他既没法理解这个世界，也没法表现这个世界。当然这都是他作为一个作家的难处，更难的难处是他作为一个民间趣味的代表人，实际上已经处在新世界的对立面了。因为这种趣味所依赖的生活形式被定义为落后和封建的生活方式，均应通过渐次的革命给予扫除。革命日渐深入之日，就是乡村民间趣味归于消亡之时。
从合作化运动开始，经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再到大跃进，赵树理亦由1951年认识不深而“入部读书”到1956年被刘少奇不点名批评他不懂自然科学不能看外语原文的“土作家”，1956年刘少奇在作协理事会上作《关于作家的修养等问题》的讲话，原文见《文艺研究》1980年第三期。再到1959年赵树理忍无可忍，写情给陈伯达直言“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在农村传统生活方式土崩瓦解的情势下，赵树理的信讲到他当时的苦衷：“我不但写不成小说，也找不到点对国计民生有补的事。因此我才把写小说的主意打消，来把我在农业方面（现阶段的）的一些体会写成意见书式的文章寄给你。”转见陈徒手：《一九五五年冬天的赵树理》，陈着《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对农民苦况的同情以及对乡土趣味的热爱使得赵树理抛开个人的一切，期望从根本上解决解放以来农民面临的问题，对他来说上书直言无异于最后的挣扎。赵树理也明白，这是以卵击石的行为，可是扫除传统乡间生活方式的革命将他逼到墙根底下，他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苦口婆心地规劝国家权力不要那样有进无退地直捣乡间生活，应留一点空间给农民喘口气。他在信中说，公社干部“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在人家作计划时候提出种植作物类、亩数、亩产、总产等类似规定性的建议，也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代替人家的全体社员大会，对人家的计划草案作最后的审查批准。要是那样做了，会使各管理区感到掣肘，因而放弃其主动性，减弱其积极性”。赵树理：《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1959年也正是庐山会议的那一年，彭德怀批评大跃进用词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还是从国家的施政或者国家领导人对时局的眼光角度提出问题，赵树理和彭德怀讲的虽然是同一个问题，可是着眼点颇为不同。赵树理敏锐地感觉到农村中另一种利益的对立。
赵树理的观点正确不正确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是他1959年对农村问题的观点出自他根深蒂固的乡间农民淳朴的价值观则毫无疑问。他的文学和思想以发现民间开始，以坚持民间告终。他的文学和经历清晰地透视出革命文学理论借以树立的那个民间和赵树理发现的民间不是同一个民间。虽然两者似乎同行过一段短暂的岁月，但很快就各奔东西了。民间的趣味在日后不断的革命的扫荡下终归于式微，赵树理的一生就是最好的明证，而革命文学理论借助了语义模糊的那个民间建立起自己长久的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