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开始人们就对该剧的演出寄予厚望，“我们已经梦想着在天津的平安电影院演出，甚至能听到来自北京的观众的喝彩。参加该剧的演出就能树立你的声望”，《哨兵报》的编辑如是说，这个预言也应验了。音乐剧确实上演了好几场，盛大的开幕式在军营礼堂举行，随后在本地的平安电影院演出了一个日场和两个晚场，还在奥林匹克剧院演出了一个晚场。40多名演职员又到北京的一家剧院演出了一个晚场，观众爆满热情高涨。光临观看该剧的人中包括北京公使馆的武官切尼中校，他告诉威廉姆斯“中场休息时，我听到海军陆战队的人在剧院的前厅里说，这是他们自离开纽约后看到的最好的演出，我同意他们的观点”。
有鉴赏力的观众所看到的是一个生动的音乐作品。“毫无疑问，今夜之星”是飞利浦·E·盖拉格中尉，他是第二营很受欢迎的副官，在喜剧片断《乡村集市》中扮演“希拉姆”，他表演的两段戏，“噢，天哪，噢，上帝呀，噢，妈呀，我坠入了情网”和“路易斯韦尔的卢”，此后好长一段日子都能听到美国兵营的士兵哼唱这两句歌词。《北京领导者》的一篇评论文章说“显然盖拉格是剧中最出色的演员，其他主演也有不俗发挥——远远超过业余演出的一般水准”，总之，剧院里的观众见证了“数年来最优秀的音乐喜剧”。
转眼到了1925年1月，人们想起上一年在戏剧上取得的成功，纷纷呼吁再次上演。担任导演的仍然是克里夫·H·伯伊勒斯中尉，另一班演员被招了进来，其中有一部分先前阵容。起初借鉴第十五团座右铭而取名“能干”，这“也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剧组人员合力完成该剧的精神”。后来大家普遍要求用《谷弗斯羽毛（第二部）》来命名，新剧甚至比前一年获得更大的成功，在兵营礼堂首演后，又到天津的平安电影院“在天津最狂热的观众面前上演该剧”。
几年来，团里的另一项创新是在礼堂举行的“业余演员之夜”活动，目的是在圣诞节期间为部队提供娱乐，也为了“提高观众欣赏幽默歌舞短剧的能力”。团属各单位只能报一个剧目，长度不超过20分钟，“不包括实际的返场时间”。1926年，才华横溢的H连凭借他们的作品《校园时光》获得一等奖，“从头到尾的尖叫声让观众笑个不停”。该剧被看做是自《谷弗斯羽毛（第二部）》以来在礼堂上演的最佳剧目。后勤连的创举更具野心，他们的演出队向“任何有才华的人”敞开大门。这个团体还推出短剧作为放映故事片时的前奏。
如前所述，雷诺兹·J·伯特上校或许是十五团对音乐和戏剧最感兴趣的指挥官了。20年代马歇尔及其他军官所处的鼎盛时期过后，戏剧演出在好几年的时间里处于行将消亡的状态。伯特上校坚定地把舞台演出作为团里的主要娱乐形式，但他也没有分散大家对体育运动的专注。他命令各连每月给团里提供娱乐活动——这个过高的要求根本无法贯彻。所以《哨兵报》的页面上充斥了关于舞台演出的详细内容，尤其是在伯特任职初期。他的发明之一是“美军戏剧俱乐部”，被称作“能干团演员队”，由军官和夫人们组成。伯特是演职人员委员会的主席和主要成员，这个俱乐部后来为十五团和天津社区的成员演出了大量的文娱节目，它的特色是独幕剧。
1932年12月23日到转年1月4日长假期间，上演了好几个剧目，包括M连的一个作品，M连被称做“士兵、骡子和机枪”部队。他们演出的《机枪手的爆发》是一部有唱段的独幕喜剧，其中一场名为《掷色子的战斗》，刻画了一群“黑人士兵”在法国前线战壕里的故事。
白人扮演黑人的剧目也是很受欢迎。F连演出的《快乐时光》是“阿莫斯与安迪”形式的情景喜剧，剧中用人力车替代了通常使用的出租车。
5. 军乐队·爵士乐
其他形式的活动给十五团官兵提供了大量的娱乐，其中影响到普通人和其它国家部队的当属十五团出色的军乐队和几个小型爵士乐队。乐队自1921年4月成立伊始，十年中大部分时间，由弗朗西斯·E·李准尉负责。每天换岗、团阅兵式、国旗护卫、检阅、视察、日暮降旗和仪仗队表演时，乐队都要演奏，夏天还在维多利亚花园举行一系列的户外音乐会。天津的外国驻军有三支军乐队，每周由一支乐队举行公开音乐会，各乐队之间的竞争是激烈而又高水平的。
十五团的音乐团体还包括拥有24名乐手的交响乐团，还有各种乐团为婚礼、招待会，宴会，甚至为私人家庭聚会演奏。在飞利浦·帕斯考军士的指挥下，舞会伴奏乐队成为华北最受欢迎的音乐团体之一。这支乐队在早期阶段演奏保留曲目的时候采纳了约翰·飞利浦·索萨的文章《音乐的力量》中表达的观点。
跟“兴旺的20年代”——爵士乐时代美国社会的情况一样普遍，军乐队和各种管弦乐团不得不更加关注爵士乐。当然有很多笑话和接连不断的诽谤，无论是善意还是恶意的，指向这些日趋流行的音乐形式。一个爱开玩笑的人许诺，“哪天高兴的时候，我们会把刺刀打造成犁头（意为弃武从文），同时把爵士乐队打晕”。另外一个人却问道：“‘你相信爵士乐正濒临灭亡吗？’‘我不知道，但似乎它的处境不佳。’”
一首诗也试图说明什么是某些人所厌恶的音乐形式：
一个锡制的洗碟盆和一只自动喇叭，
吱吱响的小提琴声音犹如老鼠啃玉米，
像婴儿的吵闹，小狗的哀号，
像母铃的叮当作响，像在松香上拉麻绳，
那就是爵士乐。
……
随着时间的推移，爵士乐的狂热支持者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贬低者。一名士兵致信给《哨兵报》，内容关于军乐队经常在天津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露天音乐会，他要求演奏更多的爵士乐以取代那些无休止的、枯燥的、让听众昏昏欲睡的古典名曲。
6. 电影·电唱机·麻将牌
团里的官兵能够观赏多种剧目的演出。有一篇文章向士兵建议，如果不是对中国的戏剧有深厚了解，“在离开美国之前去多看几出戏是很明智的做法”。每年都上演一部大型意大利歌剧，偶尔来访的还有一家“二流的英国歌舞剧团”，而更好的选择就是天津出色的电影院。十五团驻扎天津的阶段恰巧是电影作为一种娱乐形式得到快速发展的时候。跟数百万观众一样，“能干”团的军人也看了埃尔·乔森出演的有声电影《爵士歌手》。初期“有声电影”被嘲讽为“噪音电影”，虽然奥林匹克剧院在广告上自我标榜为“放映正常声音的影院”。直到小毛病得以解决，它们才作为一种电影媒介被接受。
《哨兵报》在各种影评专栏中，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个时代的主流电影上。《西线无战事》被誉为是一部真正意义上“巨人俯视矮子的影片”。另一部颇受瞩目的影片是《狂野骑士》，很多人在靶场的时候观看了这部电影，他们称之为有史以来最好的战争片。影片由诺亚·比利领衔，结合了动作、喜剧和爱情故事的表现形式受到观众喜爱。天津本地的电影院：平安电影院、光明电影院、北京电影院、奥林匹克剧院以及前德国租界的贝奥格拉夫剧院，不论是演出舞台剧还是上映电影都有很好的票房。兵营里同样有各种演出，《哨兵报》从发行收益中拿出一部分钱赞助定期放映电影。随军牧师、基督教青年会和其他机构也放映电影。
电子技术的发展推出了电唱机，而其中的佼佼者是公认发音正常的胜利牌留声机。各个组织都以拥有自己的唱机设备为荣，通常也会收藏大量的唱片，这源于天津多家唱片店的资助。唱片店乐于给第十五团提供唱片。冬天的周日下午在礼堂举行大家喜爱的唱片音乐会，直到天气好转，士兵们不用呆在室内的时候。美国兵营周围总是回响着《山上不是没有地方给坏男人》之类的众多曲调。
20世纪20年代，中国麻将牌成为又一种风靡英语国家的娱乐活动。流行杂志《劳埃德》曾经声称，似乎女士们对这项游戏特别上瘾，目前尚未找到一种能消除其影响力的办法。《麻将的罪恶》一文，富有想象力的作者幽默地讲述了中国人和他们的国家是如何被这种游戏的瘟疫所摧毁的，它造就了一代游手好闲的人。事实上，“很多蚕是由于主人疏于喂养才死去的”。而这些闲人又决定毁掉外国人，当外国人被削弱时，中国就能重获古代在世界上占有的主导地位。因此，“凭借动听的话语和神秘的名称，这个游戏被精心地介绍给一些经过仔细挑选的外国人”。因为没有比无所事事更具有传染性，（中国人的）阴谋确实起了作用，“不久这些外国人就沉迷于此项游戏中，他们的工作几乎完全停止”。1924年这项游戏在第十五团风行一时，尤其是在军官和他们的夫人中间。几个月以来《哨兵报》对本地社交圈活动的记述中最常谈到的就是麻将。
G连的士兵诗人，G·S·内波斯，写的《麻将：或许可以在天津的基督教青年会开展》诗中，对这种游戏的影响做出绝妙的描述：
……
佩德罗牌戏，尤克牌戏和桥牌，威士忌和朗姆酒
他们来时我就玩克利比奇阿牌戏和红心牌戏，
任何你喜欢的古老游戏我都会尝试，
但我会拒绝对于中国人游戏的狂热。
也许我太老，也许我太年轻，
但我不能坐等一夜就为了那一声“碰”，
我还没有吴部长那样的耐心，
苦等七条到我手中。
没过几个月，麻将热让位给另一项活动：填字游戏。
7. 团里时常有些特别的娱乐活动
世界着名人士也来到天津演讲，最受欢迎的是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博士，他是一个着名的戈壁探险家，在多个场合发表了演讲，放映幻灯片和电影来讲述他的历险和激动人心的蒙古考古发现。这个慷慨的人是狂热的马球爱好者，他把部分演讲所得捐给了天津马球协会，还帮团里的教堂添置了新地毯。
维尔·罗杰斯——就是他那个时代的喜剧演员鲍勃·霍普——是另一个着名的演说家。高级军官们正在设想以各种形式的宴会和晚会来款待罗杰斯时，却传来他更愿意对士兵发表演讲的消息。跟往常一样，罗杰斯受到了很好的招待，让士兵们高兴的是，他总是命令指挥官干这干那，而不必担心遭到报复。
罗杰斯总是同另一位名人、着名的战地记者弗洛伊德·吉彭斯一道前往各地旅行。他们一起到满洲评价那里的局势。罗杰斯幽默地说：“没有弗洛伊德的战争就不是真正的战争，还得重打一遍。”几天过后，吉彭斯亲自出现并带着他标志性的眼罩，向部队汇报了他在满洲同日本军队实地相处两周的情况。他说：“我深受触动的是日本兵的战斗精神和爱国主义，以及他们对天皇的绝对信念。”
团里时常有些特别的娱乐活动。例如1922年3月，部队安排了一次乘坐梅里特号美军运输舰的16天旅行，军官和家属们，加上一些士兵乘船前往环游菲律宾海域，既享受了乐趣又完成了公务。他们视察了那些岛屿上废弃的军事设施，了解当地生活多彩的细节。还有一次，在中国表现活跃的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租了一条船举行月光晚会，团里的萨克斯乐队为那次欢乐的聚会演奏了舞曲。
除了平常的节日外，团里另一个法定庆祝日是组织日（7月4日国庆日）。持续多年的还有“四九年”活动，届时会组织1849时代流行的娱乐项目，包括扑克、双骰子、轮盘、基诺，还有编辑也不明白的其他赌博项目。每个人都会得到10美元的“赌资”，“实际上根本不值那么多钱”。在军乐队和管弦乐团演奏中，参加者享用着咖啡和花生，接下来就是狂热的赌博游戏了。这种场合经常会有美国海军人员参与进来，还有英法军团和意大利海军陆战队的人员。
当然人们也可以自娱自乐，正如《哨兵报》传统的社交专栏里用滑稽的语言说的那样，“约瑟夫·H·巴娄先生及太太在15号晚上举办了令人愉悦的晚宴。经过一番进步的谈话后，吃光了好几道西瓜子和炒杂烩”。“威尔·布莱克夫妇上周五用‘黑杰克（21点游戏）’招待了大家。在一个愉快的、收获颇丰的游戏之后，杜克军士献上了《A小调桑迪麦克》（A牌）；“卢克·J·莱迪根受到约瑟夫·W·斯托特的晚宴款待。餐桌上摆的是沙丁鱼和五星牌啤酒。还给用餐的人放了音乐”。
其他的日常娱乐就更普遍了：不停地喝酒，与马克路地区以及关门胡同一带的漂亮女孩厮混。能干团的成员绝不会感到疲倦，因为他们保证能够找到不同层次、不同地点、多种形式的娱乐活动，这也是到中国服役的一大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