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乡随俗往往就会一切顺利，但是如果在中国按中国人的方式行事，那么我们中没几个人能够幸存。
中国
中国的老古董，太绝妙了，
就像德累斯顿的珍品瓷器。
艺术和自然奇特地混合在一起，
在你那厚重的黑色灰尘里。
你的光芒突现，
蔚蓝的天空如此明媚。
你是恼人的，
微笑的，欢乐的，
骗人的，迷人的，任性的，
虚假的和真实的。
1. 置身于令人震撼的中国几千年古老文明和传统文化的包围之中
虽然一位评论家写道，“第十五团几乎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正确的，在东方当兵无疑充满了无穷的诱惑力，它超越了天津美国兵营的范畴也胜过美军在其他地方服役。尽管条件艰苦且面临长期的军事威胁，但也增加了刺激，在各个层面上中国都让第十五团的官兵着迷但是又处处小心谨慎。
对驻扎在中国的美国人来说，这里的土地仍然是神秘的，它是混杂着惊叹和困惑的奇迹的源泉，经常让人觉得讽刺，甚至让人厌恶和嘲笑。面对眼前的中国，在排斥和吸引之间的内在张力下总是思绪万千。西方人通常对中国的印象是杂乱无章，对那些不明白的事情这大概是最好的解释，爱丽丝魔镜之旅的世界“各种事物都同我们的习惯相矛盾”或许能说明一切。能干团的人经常被提醒，在中国人自己的认知范畴里很多“奇特形式”是合理的——也许比西方的习惯更合理。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有一幕情景，几千个美国人置身于令人震撼的中国几千年古老文明和传统文化的包围之中。一些肤浅的表象不能遮掩中国文化的成熟和精深。因此，在肮脏的环境中，既有难闻的气味和没完没了的噪音，也有荷花绽放。
在另一层面上，随军家属能得到各种殷勤的仆人和美妙的购物机会，在令人乏力的夏天去北戴河南大寺等疗养地休息，这些美好的记忆总是让人怀念在中国服役的时光。军官及其家属总是有层出不穷的娱乐和社交活动，比如高尔夫、马球和赛马等最令人刺激的比赛。对于同中国人的接触来讲，第十五团的军人和其他在中国的美国人一样既是最好的也是最坏的。
鲁德亚德·吉卜林在他的诗中向读者提到东西方之间永恒的对立，“在这里躺着的一个蠢货却想到东方去掠夺”。第十五团的一名士兵自称为“伙计”，他写的诗《向马克·安东尼致歉》似乎承认了这一点：
朋友们，士兵们，同胞们，
来，把你们的耳朵凑过来，
我要告诉你们一些中国的事情。
可爱的小精灵们，
在古老的日子里，很久以前，
他们的土地多么奇妙。
但现在是一千九百二十一年，
它已彻底走向毁灭。
这边受贿，那边索贿，
他们偷窃、撒谎和欺骗，
尽管你想尽办法，
他们还是不能被打败。
他笑着说，中国佬，
当然能干。
当然这意思是说，
能干。你能。他也能。
迷恋中国的人呼吁西方人在可能的条件下想方设法了解中国。让第十五团官兵了解中国和对中国产生兴趣的一个最重要的途径，是完成不同深度和强度的语言课程。 另一个渠道是《哨兵报》的长期栏目“中国风物”，作为补充的还有经常请专家撰文或者给军人们巡回授课。军人公开和私下里都与当地人有不同层面的亲密接触。特别是在20世纪的20年代，驻华美军在军事上卷入一个又一个的危机，也是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旅行是另一种接触中国人和他们的土地的方式。最终，日本在东方的崛起引发了对未来的许多分析， 尤其强调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对比。
2. 汉语课程
对于汉语语言的大胆尝试，《哨兵报》多年以来一直坚持出版中文教材。基督教青年会也同团里负责教育和娱乐的军官合作，在自愿的基础上举办汉语课程。通常一个学习班里大约有20名官兵，每周五个早晨学习一个小时，另一个班在晚上上课。从1924年2月起要求军官参加汉语口语课程，这是在兵营学校里正式设立和保持的课程。这门课程由一名来自北京的汉语军官负责推行，后来在中国教员的协助下由兵营学校的军官“根据华北语言学校的方法”讲课。学校经常得到更新和改善，教学目标也适中。学校的成立是为了“教给军官们足够的汉语以便在执行任务时不会因为相互误解而产生摩擦”，让军官们能够在国际列车执勤；率领前哨小分队；充分地与村民交谈以获得在战斗中需要了解的情报；概略检查中国翻译的工作。此外，也为了给部队配备一定数量能说基础汉语的军官，给他们提供一个竞争到北京担任语言官的机会。康纳将军对这个课程很满意，他在一份年度报告中写道：“结果非常令人满意，军官们很感兴趣……经过五个月的教学，几名军官在执行任务时展露了他们对汉语口语的理解能力，这帮助他们深入中国的内地。”
学习汉语设12个月的基础课程，要求前6周每周授课10小时，随后缩减为每周6学时，直到令人满意地完成课程。8个月之后考核军官，看他是否获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以结束这一课程。还有一个高级课程帮助军官们获得资格，也能扩展他们的知识。
长久以来期待军官们学习汉语，一直到1926年1月才给士兵们开课，“带有某种试验的性质”，中文学习使“我们的巡逻兵和小分队的指挥官掌握了一些汉语知识”，因而发挥了重要作用。起初准备的课程只学习那些在巡逻或警戒时所要求的词句。但是很快表明每个军士在执行任务中遇到中国士兵发生接触时，“应能清楚地向他们表明自己的命令和意图，既要有技巧的方式又要有坚定的态度”。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出版了一本教材并扩大了课程范围以包含更多的会话。开始的时候有28名军人在天津报名上课，另一组10人在唐山上课，他们通过学习汉语知识和技能提高了工作效率，那些汉语流利的人员的名字在团部备案。这些人被挑选到同中国人接触的小分队并且优先享有旅行和晋升的机会。诸如唐山地区，有许多京沈铁路上重要的桥梁，会汉语的士兵通常会被派去把守每座桥梁，一名军士处于待命状态以在万一需要的时候随同一辆装甲车前往。后来汉语课程定为标准的250学时。
3. “中”字臂章很快就成了大家渴求的军装饰物
《哨兵报》经常发表文章描述实用汉语知识如何提高了本团完成任务的能力。有一次在暴乱波及兵营期间，兽医队的亨利·丹宁上士经常骑马到天津以南数英里远的地方，“在那里他能观察和了解到更多的关于军队调动的情报”。他的中文知识是获取情报的“一大财富”，否则“是不可能的”。到了1926年，高级指挥官认为团里超过半数的军官已经完成了两年的汉语学习，“因此，这个指挥部应该能够不需要翻译在华北独立行动”。虽然获得了语言资格的士兵相对较少，但多数军官都做到了，这是一项辉煌的记录，它让第十五团远胜美国陆军的一般部队。
1927年11月23日团里的一份备忘录，对获得汉语水平资格的官兵给予正式承认。团里颁发的“中”字臂章很快就成了大家渴求的军装饰物。达到汉语水平的官兵获得其他形式的奖励也成为一种惯例，例如去北京、上海或者北京以北的张家口及其他地方旅行。
不同的指挥官对中文教学要求的重点和强度也不同。威廉·康纳准将是系统学习中文的创始人。泰勒上校也同马歇尔一样对学习语言感兴趣。但是雷诺兹·伯特上校，据他的下属作训部长查尔斯·波特上尉称，就很少使用汉语。但是，在伯特的任期内出了第十五团最杰出的中文教官——大卫·包瑞德上尉。包瑞德把该团在华期间的中文教学提升到力所能及的最高水平。
中文学习涉及到一些最优秀的军官。有一段时间，乔治·C·马歇尔中校是负责中文课程的军官，史迪威后来被认为是一名优秀的中文教官并担任中文学校的校长。另一位出名的中文教师是伍德罗·W·伍德布里奇上尉，他作为一名炮兵军官曾在北京学习汉语，还是军官中文课教材第一册的作者。
团里对学习中文的投入常常给前来视察的军官留下深刻印象。陆军总检察长艾利·A·海尔米克少将的评价是：“在我看来他们在汉语学习中的专注应该受到嘉奖……军官们愿意在本职工作以外花时间去学习和熟悉汉语是一种高贵品质的体现。”
4. 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能有中国最富的人和最穷的人之间这 样大的差距
第十五团官兵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另一个主要途径是《哨兵报》。报上刊载一些局外人写的“中国风物”等文章，以及刘易斯·查尔斯·阿灵顿所写的书《透过龙的眼睛》。《纽约时报》的亚洲通讯员乔治·E·索科尔斯基，也为《哨兵报》撰稿。另一位公认的中国问题特别是天津问题专家是雷姆森（曾在着名的《华北明星报》任职），其着作《天津插图史纲》简直就是发掘史料的宝藏。雷姆森关于天津的描述又得到G·M·瑞斯小姐的补充，她描述了天津历史的特点，并详细说明城里的着名建筑。她的文章后来被装订成册散发。《哨兵报》编辑们当然无法预料埃德加·斯诺日后的重要性，这位冉冉升起的记者也为《哨兵报》写了一些文章。《中国评论》等多种中国出版物也是文章的来源。
除此之外，第十五团还产生了一大群它自己的中国问题专家。毫无疑问，这些人中最重要的是时任少校后来担任中校的约瑟夫·沃伦·史迪威，这一点已在第五章有所论述。
团里其他善于表达的中国事物观察家也为报纸做出了贡献。1925年夏天在秦皇岛附近的靶场，第二营一位不知名的下士目睹了令人恐怖的一幕。当他骑着驴——当时在靶场是一种普遍的交通工具，穿过那个港口城市的火车调车场的时候，他发现一群中国人围在一条铁轨周围。挤进人群，他看到一个中国男孩刚刚被火车碾了过去。“看上去一团糟，他的两条腿在接近上身的地方都被切下去了，一只手臂在肘部也被切掉了。那孩子“在呻吟中将失血而死”。当时在场的中国人包括一名警察，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孩子的父亲“哭得像个婴儿”，和大家一样地无助。下士痛骂旁观者的无动于衷，但又有什么用呢！他想：“如果有什么事情能做的话，我也是必需去做的人”。他跳上驴子跑到一个药店，仅买到一瓶或许有用的乙醚。“我拿着瓶子赶了回去，把我的手绢放在那孩子的鼻子上，然后倒了一些乙醚。当时他停止了呻吟，我把浸满乙醚的手绢留在他的鼻子上，挤出了人群……”别人问及他是否害怕把那孩子杀死时，他回答：“噢，见鬼，他反正会死，所以我琢磨着我应该尽我所能减轻他死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