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哨兵报》的助理编辑威利斯·E·坎宁汉姆下士，对人力车夫的死也表现出相同的敏感：有一天早晨我沿路溜达到一个地方，警察在那里放下一个死去的人力车夫并镇静地看着他。这可不是一个很有趣的景象，他们把他放在人力车里用东西盖上了，仅能看到他那难看的膝盖，根本看不到他苍白的面容。他显然成了一具令人乏味的标本，所以我很快就不再伸长脖子看了，然后回到有点平庸但又不太容易的日常训练中。后来，这个事故让我对生命的相对重要性产生反思。你可曾在大人物刚刚踹腿后呆在一旁？你看到他成群的朋友、亲属、妻妾、欠他钱的人、债权人向他走来？ 轿子、马车、铜管乐队、纸糊的人、巨幅的画像，还有一大堆别的东西陪着他到他的墓穴，人们把他仰面放进去，往他的棺材上铲土。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人力车夫，他仍然安静地躺在人力车上，两三个警察来到跟前将车的前把撑住以免他掉下来堵在路上。他们用一条旧麻袋罩住他的头，他们的工作到此为止了。有时候我猜想，他们会把他拖到市政部门的垃圾场，这件事情就将画上了句号……说实话，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能有中国最富的人和最穷的人之间这样大的差距。
第十五团军人在与中国人的进一步接触当中，雇用大量不同层次的劳工。李三是其中一员，在军需部门工作。他从1892年开始一直受雇于美国政府，起初为美国驻北京的公使馆及武官办公室工作。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他冒着生命危险徒步将重要情报从北京送到天津，还为先期解围北京使馆区的部队担任向导。《哨兵报》在黑框中报导了他于1928年6月去世的消息，文中带着少有用于中国人的尊敬语气。他的遗孀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如今陷入窘境，靠部队给一些接济。或许有些人在反思李三之死的时候会想起一句家喻户晓的中国谚语，“世上多一个好人比天堂里多一个天使要强”。
驻扎在东方的很多老兵目睹过一战的恐怖场面，中国各地民不聊生的景象常常让他们难以忍受。一些士兵在有限的程度上设法减轻这种苦难。一次，榴弹炮连的士兵在唐山临时驻地附近的街道上碰到一个流浪的中国小男孩，“除了脸上的笑容和一身泥巴，他一无所有”。士兵们说：“我们喜欢他的微笑，但是不喜欢他的脏衣服。”士兵们收留了他，经常有人给他洗澡，他的肚子也填饱了，穿上了合适的衣服，还给他做了一身小军服。之后，考虑到万一有人正在寻找他，大家就先向外界公布了他的情况，但没人前来认领，连队便把他当做吉祥物收养了。人们亲昵地称他为“比尔榴弹炮”，他很快就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了，他的脏话比任何一位士兵说得都熟练，还同这些人中的高手打赌。尽管结局并非完全令人满意，但至少他活了下来，也许将来的日子会更好。
5. 埃德加·斯诺说中国人“应该得到大自然和其他种族更好 的对待”
“比尔榴弹炮”的例子表明美国人在中国的存在也有非常积极的一面，《哨兵报》时常提醒读者这一点。一篇报道指出，美国每年在中国花费一千万用于教会组织、教育、医疗和传教工作。有近3000个中国人在美国上大学，其中有400人的学费由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负担。庚子赔款是中国政府对西方国家在义和团运动中出兵镇压的花费和蒙受损失的赔偿，1908年之后付给美国的部分被用作学校的奖学金，这是一项引以为豪的举措！1924年春天，总统卡尔文·柯立芝指定把庚子赔款的剩余款项转交给北京的清华大学。
第十五团的人员外出旅行多是为了休闲，比较重要的旅行则与救济项目有关。例如M·F·华尔兹少校前往中国北方饥荒地区调查红十字会在那里的工作。塞普维达中尉的妻子鲁比·M·塞普维达是一位勇敢的资深记者，她完成了一次更大胆的历险。她曾经报道过发生在墨西哥的多起革命活动，随后与丈夫在中国生活了一年半的时间。在天津她一刻也没闲下来，当他丈夫“赶往沙尘暴笼罩下的雷庄靶场时”，她就加入了红十字会去山西工作。山西是“中国美丽、风景如画的地方之一”。她从北京出发，乘坐京汉铁路线上的火车，经过一番周折终于抵达平定县。她在山西发现中国工人从事修路的工作以换取劣质的食物和微薄的报酬，她严厉地批判了这些现象，指出传教士才是救济金的真正受益人，而非这些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更可恶的是，她发现教会组织和红十字会的官员非常不称职，中国官员的贪腐更不必说了，国际红十字会为救济中国筹集的资金都被他们夺走了。
大规模的饥荒和频发的洪水给中国带来苦难，美国人动了恻隐之心，至少对这种困境有了些许认识。第十五团驻扎中国的时候，肆虐的洪水一再侵袭他们的驻地和其他活动场所。造成这种情况的罪魁祸首是黄河，它被称作是“死亡之河”——“中国的忧患”——“地球表面最具毁灭性的河流”。
黄河并非唯一的凶手，长江同样披着罪恶的外衣，她在1931年也暴发了一次巨大的洪水。美国飞行英雄查尔斯·林德伯格和妻子安妮·莫罗·林德伯格援助中国人民。这对夫妇飞越了大片洪灾地区进行救援勘查，还把医生和药品运送到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哨兵报》复制了一张中国地图，展示了洪水惨剧波及的范围，还刊登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为《哨兵报》的《中国纪事》栏目撰写的报道文章。据斯诺估计，1200万个家庭，55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其中五分之一的灾民“是彻底的赤贫”。比较同时期在美国的洪水悲剧，斯诺只能对这场落在中国头上看似永无休止的灾难感到悲哀。他说：“我已经在中国呆了好几个月”，“我热爱这个国家，也深深为之忧伤。我在这里目睹了太多的苦难，其中大部分已深入我的血液。或许因为我还年轻，对这些事我比别人有更多的感触；它们使我痛苦不安。我觉得中国人具有优秀和坚强的性格，这一点常常可以在中国的农民身上体现，他们应该得到大自然和其他种族更好的对待”。他的结论是“美国人应该尽可能地帮助中国人恢复对生活的希望”。
6. 她对这样的种族主义嗤之以鼻
和第十五团有关联的女人们往往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更深入的了解，西方人普遍持有的态度尤其令她们反感。埃莉诺·冯·艾尔茨的文章《“小子”——东方的称呼》转自《视点》杂志。20世纪20年代初期，艾尔茨女士曾经掌管第十五团的军人俱乐部。“小子！来一杯加苏打的威士忌！”新到中国或者菲律宾的美国人是这么招呼服务生的。她对这样的种族主义嗤之以鼻：“那就是东方对‘你’的称呼”，“美军军官训练他的部下时说话要干脆严厉：‘小子！把武装带给我拿来，快快！’在训练场上的艰苦训练行将结束之际，他发现手表停了而大发雷霆：‘小子，难道我没告诉过你每天要给表上弦吗？必须天天上弦。’”
美国兵很容易就学会这样说话了：“嘿！小子！胶皮！”十几个人力车夫听到命令冲到眼前，他从中选了一辆。这个身穿卡其布的年轻士兵懒洋洋地坐在车上，俨然是他眼下万物的主宰。突然他看见一个当兵的弟兄也懒洋洋地坐在人力车上前往同一目的地。他会不会突发奇想跳下车来迈开双腿来场真正的赛跑呢？没门儿——这活儿还是交给车夫去做吧！此刻，他唯一想劳自己大驾的事情就是向前探探身子，眼里冒着征服的目光，咆哮道：“小子！快——快！”车夫总是很忠实，他们立刻辨明情况开始比赛，两名车夫互相咒骂着，喘着粗气累得连肺都快爆出来了，两个当兵的同样沉浸在高声攻击对方的乐趣之中。到达兵营以后，获胜者有时也包括失败者会付给车夫超过3倍的酬劳——假如此类比赛发生在士兵们领完薪水的3日内。
艾尔茨女士认为自己大概是最讨厌这种东方的呼唤方式的人了。“现在我们来讲讲美国军嫂的故事吧，”一位妻子和她丈夫初来天津，“以前他们呆在墨西哥边境的军营，妻子经常在那里的沙漠中擦洗她的煎锅。”这对新来的夫妇立刻发觉中国的环境太“令人惊喜了”，因为这里有大把的用人供你支配。不久，这位美国军嫂就学会了这种东方的称谓，“到了东方，她的呼唤绝不会没人理睬”。冯·艾尔茨女士感到很悲哀。
中国着名作家、记者辜鸿铭的一篇文章持同样观点。他在《京津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揭示了许多中国富人对外国人的看法和态度。他讲了一位妇人的故事，称之为“通商口岸的夫人”，她的丈夫是清朝着名的官员，李鸿章的顾问，亦被称作是“通商口岸的绅士”，他们在中国“被看做是重要人物”。“他们抱着在故乡安度余生的想法”回国了，然而两年后他们又回到中国。有人问其原因时，他们答曰在家乡是“无名之辈”，“在中国却是重要人物”——这完全是“东方的诱惑”。辜鸿铭只能陷入沉思：“我满脑子都是这样的想法：为了成为‘重要人物’中国就变成了如此奇妙的国家……因此若想在火车旅行时享受头等车厢的权利，会讲几句英文就行了。”
勤务连一名士兵诗人写的《兄弟》更加引人入胜。这首诗清晰易懂，很容易让人想起吉卜林的诗《曲终人散》，值得全文引用：
传教士说。
十字架下的讲坛，
布道的人讲：“我们是兄弟。”
“对于天上的主来说
你的肌肤一文不值，
你全部的肉体亦是废渣。
当你最终来到主的宝座下
接受你应得的赏罚，
上帝不在乎白人的外衣
更不会在乎你黄色的皮肤。
但你要如白人所想
服从白人的命令，
因为唯一的主是白人的主
他憎恶愚人的面孔。”
商人说。
“《圣经》上说我们是兄弟，
我是忠实的基督徒。
我的全部信仰
都是向牧师付费所得，
我把信仰传递给你，
告诉你不信主的人犯下的错误
给你讲讲地狱的恐怖，
愿你接近这些牧师，
学会付出与得到。
你要如白人所想
服从白人的命令，
因为唯一的主是白人的主
他憎恶愚人的面孔。”
士兵说。
“长官说我们是战士，
我们的长官是
真正的基督徒，
我们扛着基督徒的旗帜，
我们的步枪也属于基督，
仔细看看我们的刺刀，
那刀尖就是人间地狱，
它用无声的表达告诉你
——注意，听好！
你要如长官所想
服从长官的命令，
因为唯一的主是我们长官的主
——死亡亦是愚人的终结！”
7. 中国社会弥漫着公然反抗外国人的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