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女性的话题上，《哨兵报》的专题栏目曾大量报道于20年代初期出现在当地的白俄妇女，一位观察家称之为“新事物，更具魅力，更激动人心”。有一则报道写道：“爱情是高贵的，尤其是俄罗斯姑娘”。一名士兵抱怨：“那些俄罗斯姑娘们让我们这些老兵都快跟老婆分手了。”瓦伦婷·巴兰丁就是这样一个“让老兵离异”的姑娘，她嫁给了I 连的下士保罗·尼科尔。婚礼在军营教堂和俄罗斯公园内的俄式教堂举行，如云的宾客分别来自美国兵营和俄罗斯人社区。这些人也许早就见过面了，在俄罗斯公园散步是当时天津最流行的消遣之一，许多第十五团的“情圣们”都跑到那里去“一展风采”。
俄罗斯人在中国生活了几个世纪，天津在义和团运动之后也建立了俄租界。1920年，中国终结了沙俄帝国在华的特权，1924年，苏联正式放弃了所有租界。然而很多俄罗斯人仍留在中国。1922年秋日军撤出西伯利亚后，出现了白俄罗斯移民拥入中国的新浪潮，俄侨数量迅速增加。日军的撤离导致成千上万的白俄罗斯人面对红色共产主义潮流的冲击而束手无策，红军与白匪的内战结束后苏联巩固了对西伯利亚的统治。逃亡的白俄罗斯人被纳入先前居住在新疆、蒙古和满洲的俄罗斯族人，后者也是苏维埃浪潮的受害者，他们如今找到了新家。
俄罗斯人大量拥入中国后成了没有国籍的人，他们身无分文却受过良好教育，不得不与一群苦力抢饭碗，甘愿为了几个铜板而干活。他们成立了俄罗斯移民委员会和俄国人公共组织联合会，协助解决侨民的就业和救济问题，调整新移民的生活。随后，俄罗斯男人当上了私人司机、机械师、公共汽车司机、电车查票员、中国富人的保镖，有的则在中国当时遍地都是的军阀部队里当兵。一些飞行员的加入使某些军阀部队初具空军力量。俄国妇女则当上了教师、护士、酒吧里的舞女和妓女。像上海那样的大城市里，建立了有“小俄国”之称的聚居区，到处是俄文招牌，“浓重的红菜汤味道”混合着三角琴和手风琴的旋律。在重获新生的俄国军官俱乐部中，“效忠老沙皇的顽固分子狂饮着茶水，高声争论过去的战争，声称他们将重整旗鼓推翻摇摇欲坠的苏联而取得未来的胜利”。
5. 美国妇女在中国
跟随第十五团的美国妇女带来了同时期美国民间流行的习俗和态度，以及军营生活的特色，附加了她们的中国经验。
以家庭妇女为主导的一些社交活动在天津也很盛行。《哨兵报》的《中国纪事》栏目经常报道以桥牌比赛和赛马为特色的军营娱乐活动，在20年代中期最受追捧的活动是麻将。1927年2月的一个晚上，军官和女士们举行了一场颇费心思的军营宴后舞会。马歇尔是军方的主要策划人，妇女们都全身心地投入到舞会的策划和准备工作中，而且做得很出色。几乎同时，纽威尔上校及夫人在该团的溜冰场主办了一场冰上舞会，上校夫人亲自担任主持。此类活动对指挥官的夫人来说是家常便饭，指挥官夫人这个称号的英文首字母凑在一起正好是“母牛”一词，这也无情地成了她的代名词。后来也有类似的情况，1930年圣诞节前一天下午，圣诞老人在军营礼堂里慰问军营里的儿童，指挥官詹姆斯·泰勒的夫人主持了庆祝活动，包括乐队演奏、童声合唱，还放映了有声电影《菲力猫》，圣诞老人也如期带来了一大包玩具。很多妇女还策划并参加了复活节寻蛋游戏，和1933年那次一样，游戏中的彩蛋都要经过军营里的医务人员检查后才能使用。享受这些活动的是军营里的儿童和当时停泊在天津的美国海军炮艇——萨克拉门托号上的水兵，然而意味深长的是没有一个中国儿童受到邀请。
其它的服务途径还包括建立美国兵营周日学校的少年部，35名儿童入校学习。学校由卢瑟·米勒牧师的夫人负责管理，其他妇女也参与进来。学校后来举行了一次驾车巡游活动以筹集玩具捐给天津妇女协会开办的一家福利机构——“廉价餐厅”。玩具分给了100名贫困的俄罗斯儿童，然而中国儿童再次无缘受益。
在军营活动中表现出色的是基督教青年会人员的妻子们，特别是《圣经》学习班主任的太太，她们开办舞蹈课，想方设法让军人们在青年会的场所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基地的军人俱乐部也因为吸引了其他一些妇女前往服务而变得更受欢迎。
团里具备表演才能的妇女不在少数，她们全身心地投入到戏剧演出中，第十五团驻华期间，她们演出的各种剧目数量惊人。有些剧目是她们与天津西方人社区的妇女及该团的军人合力完成。重大的活动之一在1926年圣诞节的一周期间，12月23日在天津帝国电影院（平安电影院）上演《弥赛亚》。此次演出由天津“扶轮社”资助，住在天津的露丝·金曼夫人担任导演。合唱团竟然由居住在天津的各国人士组成，有穿着丝绸服装的中国女孩，穿着艳丽和服的日本女孩，还有金发和棕发的英美女孩、法国女孩，以及“高贵美丽的俄罗斯女孩”，这是非同寻常的事。男声合唱的成员也同样来自多个国家，有的穿着绿军装，还有来自英国东约克郡团“穿着鲜艳军礼服”的士兵。
6. 美国军人的婚姻
驻华美军家属区中的女性与在其他地方的一样，自然也会结婚、生子和死亡。指挥官的女儿总是那些有野心的军官梦寐以求的伴侣，其中之一就是威廉·马丁上校的女儿玛丽·温妮费雷德·马丁，她后来成为第十五团莱罗伊·韦灵·尼科尔斯上尉的妻子。同样，内勒上校的女儿玛格丽特也嫁给了德怀特·莱曼·亚当斯中尉。而另一位军官埃德加·康力中尉，尽管没娶到指挥官的千金，但他瞄上了该团主任参谋卡尔·特鲁斯德尔中校的女儿赛西尔·奥莉维·特鲁斯德尔，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三营的指挥官雅各布·葛哈德少校娶了美国姑娘露丝·麦肯为妻。她与父母同住天津，曾在天津美国学校教书，雅各布在天津任职期满后被调到弗吉尼亚的尤思提斯堡，她也随之前往。
一桩军人的婚事成了人们的话题：那就是梅贝丽·霍尔姆与塞缪尔·盖伊·弗瑞斯特军士长的结合。梅贝丽是哈瑞·霍尔姆斯上士的女儿，这一回女婿的军衔比岳父大人高。
在生育问题上，1932年初以后在该团出生的儿童都领到一张以长城图案为装饰的出生证明。根据第十五团的惯例，军官的新生儿会被授予一个刻着本团徽章和“恰当的铭文”的银杯，他们还会得到由团指挥官亲笔书写的一封“贺信”。此外，“考虑到新生儿受洗礼及命名时要用到他父亲所在团的团旗，应其父母的要求，团旗将获准使用”。
“该团的两个女儿诞生”是一个幸福的时刻，尤尔·波默林中尉夫妇的女儿玛丽莲·波默林和卢瑟·米勒牧师夫妇的女儿科妮莉亚·米勒，分别于1927年6月29日和7月4日出生。9月6日又传来“古恩之子”降生的消息，他是达蒙·古恩中尉夫妇的儿子罗伯特·穆雷·古恩。男孩出生的时候会宣布“一个新兵”加入第十五团的喜讯，这是男性婴儿的特权，几乎成了传统。通常他们由指定的某个连接收。
也有儿童在中国夭折。韦林汉姆上尉夫妇的女儿伊丽莎白·帕特丽夏·韦林汉姆就是其中之一，她于1927年6月4日在军营医院离开人世。
成人也有死亡的情况，包括该团的妇女。阿尔夫·拉尔森夫人的死就是一个特别悲惨的例子，1923年6月1日，她在军营医院死于阑尾炎术后并发症。身为医疗队阿尔夫·拉尔森上士的妻子，她给悲痛的丈夫留下一个女婴。
总的来说，和当时所有的美国男性一样，这些军人对女性的态度是非常大男子主义的。他们被“摩登女郎们”搞得神魂颠倒，玩弄中国的放荡女人，而那些可以把家人带到中国的士兵和军官则享受着特权生活，他们有成群的仆人伺候，没完没了地四处购物，尽管他们也和普通士兵一样面临着死亡和疾病的危险。军官们的妻子把自己熟悉的美国乡村俱乐部、社交活动和教会组织的活动都搬到了天津。她们也参加天津外国人圈子的社交活动，与同类人群建立了联系，尤其是说英语的人。偶尔她们才会邀请中国人和日本人参加她们的活动。与此相反，第十五团的女性在处理妇女问题上，特别是中国妇女以及中国本身问题上，都显示出男性所无法达到的深度和敏锐。她们及其子女与中国事务的接触无疑开阔了她们的世界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