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别了中国，永别，
我没有多少言语要说，
我在这里的生活很有趣，很高兴我能来到这里，
但是现在我要回家了。
1. 驻华美军从中国撤离的原因
尽管20年代中国的战乱多是由军阀造成的，随后的10年里日本却是挑起事端的主角。在1931年的时候，日本人开始侵占满洲，并最终以建立满洲国达到顶点。日本人在新傀儡政府的基础上成立了受保护国，并安插前中国的皇帝亨利·溥仪作为摄政王，他在1934年被提拔为皇帝。1931在天津的日租界与中国城接壤的地带还发生了暴乱，无疑是日本人一手炮制的。联军的各支部队都部署在前哨和防御阵地。泰勒上校声明美国人的任务只是“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我们不关心其它事情”。他命令全体人马谨言慎行以避免触犯任何一方。
在1932年，事件的中心是上海，当日本进攻上海的时候，那里开始了中日之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迫使外国列强加强了对其租界和商业利益的防御。第十五团很感兴趣地注意到，美军第三十一团于1932年2月5日从马尼拉被派到上海，该团因在一战后参与了在西伯利亚的行动而得名北极熊，它是有史以来唯一在上海驻扎过的美国陆军部队。他们在上海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军的部队和其他联军部队会合，在1932年6月30日撤回前与英军建立了特别紧密的联系。
日军于1933年进犯长城以南，同年迫使中国军队撤离天津地区。
卡斯特纳将军于1929年3月10日离开，6天后他在远东的指挥部和所担任的角色正式宣告结束，第十五团的上校指挥官再次恢复了领导在华美军的职责。该团在中国的持续存在变得更加令人关注，也几乎不断地被重新评估。30年代早期，对于驻华美军的撤离，该团的主任参谋卡尔·特鲁斯德尔中校认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原因。在他给驻北平的军事武官沃尔特·S·德雷斯代尔的秘密备忘录中做出了解释。他声称在这种情况下，第十五团的军人在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美国社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如同“民间护林保土队”一样。如果第十五团驻扎在美国本土将会节约很多开支。更重要的是，第十五团的规模太小“无法完成它的任务”。
身处中国的外国占领军达成了一个普遍共识，那就是，“在中国的军事力量发生改变的局面下，目前的联军力量将无法完成他们原本被赋予的任务”。因此，“美军的任务事实上已经缩小为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为这通常是“海军的任务”，海军“如果不能超越眼下在天津的陆军部队，也至少能完成旗鼓相当的任务”。一个经常被议论也更令人气恼的事实是，美国在这里并没有租界需要保卫，因此处于“根据治外法权行动却没有适当领土的尴尬境地”。万一发生战争的时候外国驻军联合起来保卫天津，如果其他国家的部队退入自己的租界，允许敌对势力进入原本在他们防线之内的中国人地区，美军将处于无法防守的位置而只能祈求“根据该部队的自然权利进行自我保护了”。
再说，用展现武力来维持国家尊严的观点是不能让人接受的，也是美国政府公开予以谴责的。他还宣称，部队总是潜在的危险源，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们也断言，由于官方政策上的差异，他们的存在使外交官们难以施展拳脚。“有极小的与日本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阴影笼罩在美国人心头，美国陆军部队在中国的存在“不但没有意义，而且会引发危机或者使严峻的形势雪上加霜”，这种情况在随后的几个月中更为明显。美国军队本来的目的是“帮助预防义和团运动的再次发生”，但是这种想法已经不再适用，因为“这种可能性在中国已改变的局势下几乎是不存在的”。总之，从军事当局的利益出发来看，“天津驻军的位置很差，士兵们被过度暴露在东方疾病的威胁之下；他们被剥夺了与同胞交流并从中得到提高和受到约束的机会，他们在这里比在其他地方受到更大程度的诱惑”。
2. 美国人卷入了无休止的辩论
特鲁斯德尔很清楚对于该团的撤离也有一些反对呼声。他指出，“这一行动将重新打开治外法权和结束军事占领天津的话题，还会改变美国与中国及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尤其是与日本的关系”。天津作为将来美国人在东方能够派上用场的基地，可能会被夺去。在紧急情况下不能指望海军满足美国人在那里的需求。撤军将对美国在东方的商业利益的生存和安全产生有害影响。另外，第十五团提供了一处训练场所，“这是我们的军队在本土以外为数不多的几个固定基地之一，它还是训练同东方人交流、学习东方语言和文字的地方。总之，驻津美军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完成了他们的既定任务，例如，防止排外活动”。
综合各方面情况，单纯从军事角度来看，在中国保留这样小规模的军事力量是不利的。因此该团的继续存在必须与美国的外交政策保持一致，而非听从于军事考虑。但美国国务院认为军队必须证明其行动的合理性。显然美国驻军只能通过“劝说和外交手段”解决问题，陆军部和国务院很难达成一致的政策。例如，究竟是采取军事行动，还是用“说服、规劝和蒙骗”来应对危机呢？在任何情况下，来自其他国家驻军的援助都是个棘手的问题。第十五团必须认识到，其执行的是“前哨任务”，它的支撑力十分薄弱，与美国本土之间隔着大洋，若在当地没有基地或合适的临近港口，它就是彻底孤立的。在这种无法全身而退的情况下，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使自己保持“最高的战斗力”。
随着情况的变化，第十五团能做的也只有这些。应急计划也会随着不断变化的局势而经常修改。团里的备战一直得益于“友好的竞争精神”，它源自第九章提及的各部队单位之间的竞争和多种体育赛事。军官学校里讲授中国的历史和政治，审视内战的进程，监视在中国北方驻扎的外国兵营的政策和动向。
由于当时华盛顿日益关注的是经济大萧条及其他一些烦恼，所以对天津的现状表现出漠不关心和保守的姿态。正如历史学家入江昭所说：“此时由美国官员所写的大量有关东亚问题的官方备忘录，看起来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们缺少对东亚政策的基本了解和兴趣。只有经过痛苦的辩论，人们才能在道德上的全球主义和政治上的狭隘性之间达到妥协，美国的官员们在1933年之后便卷入了这种无休止的辩论中。”辩论的问题包括美国在亚洲的根本利益是什么？它主要是经济问题吗？传教士是否该得到大力支持？如何应对日本的不断叫嚣呢？不该避免刺激日本帝国吗？又该如何看待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角色呢？中国共产党的例子对遭受大萧条之苦的美国是一种威胁吗？难道中国不该在没有美国干预的情况下解决自身的问题吗？随着20世纪30年代的到来，隔离主义和反战主义的影响在美国国内愈发强烈，要求美军完全撤出亚洲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因此第十五团在中国的继续驻扎就更成为问题。
3. 1937年“七七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