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美国国务院却担心由于康纳的上任会使陆军部对华采取更加独立的姿态。这些顾虑促使国务卿查尔斯·伊文思·休斯于1922年11月8日发给作战部长约翰·维克斯一封密信。休斯在信中说得很直白，他认为驻华美军“情况反常”，他们决定“军事活动的权限”，可能在外部关系上同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军事当局合作“保卫外国使馆区”的问题上遇到困难。但是他希望康纳将军从陆军部那里得到指示，为国务院及其驻华代表提供比过去更有效的合作，但是“不要认为外交代表的权限只局限在军事范畴”。他坚持认为康纳应该承认他的部队“是使馆的附属”，并且“在中国驻扎的唯一目的就是保护在北京的外交使团”。休斯希望康纳能认识到“美国政府没有把军事力量或威望强加给中国政府的意思”，美国政府也不打算效仿其他列强为了自身利益竞相在中国炫耀武力，这种说法在康纳看来在诠释该团的使命时太过局限，忽视了一些目标。
康纳在他的第一份年度报告里，适时地提到他在1923年4月12日上任后，及早“访问了北京的美国公使并弄清使馆的目标和政策，以保证彻底配合使馆的工作”。尽管如此，军人和外交官的关系从来就没真正融洽过。
到了1924年初，由于中国内战各派造成的威胁已平安度过，在天津的外国驻军的指挥官们——法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美国人和日本人，一致认为他们很有可能出色地完成规定的任务。外国指挥官们在会议上精心起草了应急计划并经常进行修改，当时看来这至少能够应付中国持续混乱的时局。计划仍旧建立在1901年9月7日签定的《辛丑条约》第6条的基础上，又增加了1912年联军外交使团同中国政府签约中的条款，即签约国在北京和天津之间占领某些地区的权利。这些协定的中心问题是避免出现类似1900年使馆区被围的情况，基于这一点的先期撤离方案得到通过。人们意识到现有的部队可能不足以实施这些计划，所以制定了在必要时快速增兵的计划。从这个角度考虑，天津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增兵能最终到达的话，那么天津就是最重要的战略援点，所以不能因为不必要的分散兵力而危害天津的防御。
康纳还有更精辟的观点和先见之明，现在得到了印证。在1924年8月24日发给美国驻华公使雅各·古德·舒尔曼博士的密信中，他认为中国像华盛顿条约规定的那样建立稳定局势的可能性很渺茫。自从推翻了满清王朝后，中国一直处于混乱的状况，没有任何领导人有机会建立任何稳定的外交政策，因为中国的领导人主要受自身利益和机会主义的驱使。
康纳还强调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涌现出的民族意识不断高涨。尽管有些分析家认为这同引发义和团麻烦的是同一种精神， 康纳坚持认为这种新态度主要是“中国自强而不是排外”。极端民族主义的观点旨在用武力驱逐或消灭外国人，但当下盛行的较温和的姿态是“从经济上和政治上把它们挤出去”。总之，任何色彩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尤其痛恨治外法权，尤其是回国的留学生当中，这种情况愈发强烈。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西方包括美国受过教育，“这批人是年轻一代里最有才智的。”康纳显然意识到“当下再也不是旧中国的沉默主义时代了，对年轻的中国要有所警惕”。纽约出版的《中国观察》中的一篇深刻的文章也有同感。美国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托马斯·格兰特·斯普林格尔，也在他的诗作《今日中国》中发出相似的警告，他认为“真正的新生活正在东方激荡，就像黄河的洪水一样可怕——”“中国的悲哀”（这里指黄河）——“是一股无法抵挡的汹涌洪流”。
关于“中国策略”，康纳的观点更加保守：有远见的中国人奉行的是逐步减少外国侵犯中国人主权的条约权利。他们似乎“在温和地试探到什么程度不会招致大麻烦”，他们不想找大麻烦，因为更激进的政策会招致外国人的干涉。这是中国人自革命以来最接近国家主义政策的方式，总之就是“中国人的中国”政策。它在总体上受到不同政治倾向的中国人的拥护和欢迎。一种类似和相关的观点是“亚洲人的亚洲”，即日本人日后用武力极力推行的观点，也曾经很流行。
在环视他们国家的敌人的全部豪华阵容后，许多中国人意识到中国的处境相当孤立，但他们把信心建立在中国“广阔的国土和稠密的人口上，它的特点是非常传统和惰性”。他们相信没有任何国家“能真正地攻击和从物理上占领中国”。即便是日本，“虽然占据地理位置的优势，也不能成功地从军事和经济的角度征服中国。尽管日本让中国在军事上遭到惨败，但是如果不能成功地占领中国，实际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也只能取得暂时的优势。中国人因此相信，特别是从长远看，一个世纪后他们将主宰世界的这一部分”，康纳的观点与此吻合。
7. 吴佩孚·张作霖·冯玉祥
虽然不能说服其他盟军指挥官的应急计划是建立在过时的假设上，1924年中国人的交战季节开始前，康纳得到了喘息之机以对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第二次直奉战争于9月8日爆发，一直持续到1924年的11月20日。不管中国的局势有多复杂，主线是清楚的。怪异的是北京的中央政府表面上由曹锟总统领导，他理应控制着全中国。然而这届政府的控制既不能持久也没有广大的势力范围。曹锟最重要的支持者是吴佩孚大帅，曾任山东、直隶和湖南省的巡抚，也曾统领中华民国的陆军和海军。很多强大的军阀都跟他对立，其中最重要的是控制着大部分满洲的张作霖，奉军的大本营在沈阳。另一个未知数是强大的冯玉祥，他像多数军阀一样特点鲜明，其军队控制着北京，表面上他是吴佩孚的支持者。
但是在这场“东方的三张牌赌局中”，“苦力先生付出代价”以获得利益，《哨兵报》指出：穷人如果境遇不佳，肯定会出于经济原因而被吸引来当兵参战。文章还提到“在中国没有国家统一这样的概念”，“普通老百姓很少思考，他们想的不过是一日三餐和挣几个铜板。当兵因此成了受欢迎的职业，因为它能解决吃饭的问题，固然很少发军饷，但总有打了胜仗之后掠夺的机会”。相应地，“对普通士兵来说，将军就是一切，政府什么都不是”，“倒戈是频繁的，所有人每时每刻都在琢磨哪些部队会获胜。因此，士兵和将军一样都是站在铜板最多的一方”。该文正确地指出了中国战争的一些特色，文章的题目是《今日棒球比赛的投手和接手》，说明他们把中国内战看成一场体育比赛，换个说法，不过是场牌局。这样的观察证明了第十五团军人和西方人在看待中国问题上普遍囿于严重的局限性，事实比他们肤浅的讨论得出的结论要复杂得多。
最初，1924年的战争焦点在北京。10月份，冯玉祥元帅，即所谓着名的基督徒将军，也是在华美国人很感兴趣的一位，发动了让人意想不到的猛攻占领了首都。吴佩孚元帅眼里的冯玉祥部队将形成吴对抗张作霖阵线的西翼。冯玉祥在北京对曹锟总统发号施令并要求吴佩孚这位表面上的盟友下台。
同时，张作霖大帅的部队从满洲拥入，迅速与吴佩孚的部队形成对峙。吴佩孚原计划进攻满洲，人马都集中在山海关一带的京沈铁路线上，后备部队放在天津周围。张作霖成功地突破了长城防线，动用了多军种包括突击部队、空军和雇用了前白俄罗斯士兵的炮兵部队。与冯玉祥的部队在天津附近和其它地方几次交火之后，吴佩孚逃到了长江流域。
1924年11月2日， 曹锟辞去总统职务由段祺瑞接替，段于11月24日正式当上了中华民国的新领袖。随后吴佩孚的全部直系军阀部队被解除武装。第十五团在这一行动中担当了一定的角色，与其他外国军队一起劝说在天津被打败的军阀部队放下武器投降以换取食物，这样微妙的局势可能会让美国人陷入军事冲突当中。
11月25日，冯玉祥向他打了胜仗的部队告别，敦促他们向新政府效忠，还用玩笑的口吻说：“我宁愿辞职也比遭到其他军阀的嫉妒强。”暂时走下政治舞台的冯元帅为了中国即将复发的下一轮内战，把注意力放在了巩固其武装上面。人们猜测如果将来再有任何冲突，对立的主要角色肯定是冯玉祥和张作霖。
1924年的冲突使第十五团的官兵近距离卷入其中，在那段时间暂时由乔治·马歇尔中校指挥。前面提到他们在解除吴佩孚部队武装时扮演的角色，但他们还有其他重要的行动。战争威胁到京沈铁路的安全，所以联军在天津采取了行动。1924年9月12日，吴佩孚首批部队向山海关移动，外国军队很快就执行他们的主要任务，即维持北京到海边交通的通畅。10月14日，当铁路客运停止之后， 天津和北京之间的铁路线上塞满了作战的中国部队，外国军队的指挥官们开始在天津和山海关之间定期运行国际列车，一直运行到战争结束，其间只有几次短暂的中断。各国兵营派兵到火车上不同的车厢实行武装护卫，统一由一两个外国军官指挥。
此外，外国兵营及其驻扎在铁路沿线战略要地的分遣部队成功地实施了天津的防御计划。当然，第十五团永久驻扎在唐山的分遣队也参与了（在天津城内和周围的战斗中，第十五团得到中国村民的酬谢，才有了现在给本宁堡增辉的大理石牌楼。后面将谈到这件事）。
美国驻华部队的高层指挥也精明地利用当时的局势获得当年的训练目标。康纳将军曾说：“该团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实战的锻炼。”具体来说，“所有的部门都被放在前哨位置上得到彻底的锻炼——侦察和巡逻， 建立和运行前哨阵地， 阵地待命， 向前哨阵地补充兵力和换防。”他还说，“自始至终美军哨卡在外国租界给中国人指点附近的道路方面是最令人满意的”。
在外交前线，康纳认为盟军部队之间体现了良好的合作精神，此外驻华美军乐于同北京的美国外交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美国驻华部队同天津的美国总领事克莱伦斯·高斯之间的合作也很紧密，他能力出众，知识渊博。因为在中国的内战期间美国人严格采取中立，所以不管上台的人的政治主张如何，都同美国人保持了友好的关系。
到了1924年底，第十五团展现的能力证明当初美国官方宣称的在中国驻军的合理性，也就是说为了保证《辛丑条约》条款的执行。到了12月，《哨兵报》的编辑谨慎地希望中国或许已经接近建立一个有效政府的地步。但是1925年中国持续混乱的状况大出美国人所料。事实上，这一年是第十五团在中国部署期间的转折点，同样也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1924年中国内战结束，吴佩孚终于被打败，停火来之不易，尽管中国很多地方的动乱仍在持续，各方领袖各派势力努力达成新的妥协。冯玉祥元帅离开了获胜的张作霖元帅，忙着自己出任西北防御督办（军事总督）， 他认为能控制大片的地盘。在西北，他利用与苏联邻近的便利与莫斯科建立了联系，得到了大力支持和军事援助，作为交换，他也愈发向苏维埃的轨道靠拢。这使他能够抗拒日本人在中国东部和东北部日益增长的影响。他采取了一个更加民族主义和反对外国人的姿态。这反映在他与俄国人比较密切的接触，以及与中国南方以广东为中心萌发的权力中心国民党的接触。他的反帝政见因1925年5月30日发生的事件加剧了，上海租界警察在一名英国警官的带领下向示威群众开枪，导致反帝和仇外大面积复兴，特别体现在中国的学生群体当中。此为五卅运动。
8. 国际列车多节车厢被子弹击中
不久，冯玉祥注意到张作霖奉军的扩张。张的势力在东北得到巩固，形成几个省组成的紧密集团，他们还得到了日本人的支持。这些事件触发了1925年秋天重新开始的战争，再一次使第十五团深陷其中。张作霖的支持者李景林进攻天津，冯玉祥调集大量的部队把他赶出去了。这些军事行动威胁到第十五团和其他外国兵营在天津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