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两个大型祭祀坑的发现，很快就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仿佛“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三星堆遗址立即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
三星堆遗址还会有传奇吗？
考古学家坚信，三星堆遗址考古还远未能达到考古研究的目的，其文化面貌还远不够清楚。
事态的发展，证实了众多考古学家的判断。
三星堆，继续着它的传奇。
传奇一，发现三星堆遗址范围
1986年6月，1987年5月、12月，1988年11月，1989年1月，1990年7月。
在这些时间里，如果来到川西平原上，你都能见到省文物考古所的考古学家的匆忙身影。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的考古人员，除对三星堆遗址进行调查发掘之外，还数年如一日，会同周边的广汉市文管所、什邡县文管所等文博单位分别对石亭江、绵远河流域，鸭子河、马牧河流域进行了考古调查，目的是摸清三星堆遗址的分布范围。
如此大面积的田野调查，起初谁也无法预计结果如何。然而，结果却是很喜人的。
发现的遗址有：兴隆毗卢寺遗址、兴隆烟堆子遗址，金渔石佛村遗址，三星乡大堰村遗址、金谷堆遗址、人民－新安遗址、水碾河遗址，等等。
由此看来，三星堆文化的确是不负考古学家众望，它是涵括古代四川、年代久远（新石器时代至殷商时期）的一个庞大文化群落。
传奇二，发现小型器物坑
1987年11月，南兴镇真武村二砖厂（在三星堆遗址内）的农民工在仓包包的高地上取土制砖，却不料又挖出了一个器物坑，坑内有铜牌饰、玉瑗、玉凿、石璧、石斧等文物。
应该说，三星堆两个大型器物坑的发现，让当地人的文物保护意识大大增强。但由于文物保护部门工作的疏忽，更是因为地方经济的需求，三星堆遗址内的十多个砖瓦厂并没有完全停止生产，依然在遗址内的高台地取土烧砖制瓦。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警示。
好在砖厂方面不敢自行其是，立刻上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知信息后，当然也不敢怠慢，立即组织人员对现场进行了清理。
首先是在距地表约65厘米深处发现玉凿，随后又在距地表深约85厘米处发现石璧、石璧芯、玉瑗、玉箍形器、石斧、小石琮、石弹丸、铜牌饰等。
根据现场的调查清理情况来看，这里的文化层厚达70多厘米，坑里有烧骨碎渣，上撒有朱砂；埋藏的文物绝大部分是饰品、礼器和生产工具，它们都被火焚烧过。由此判断，出土地点应该是三星堆遗址内的一个器物坑。
这里的器物，有两点值得注意：
玉石璧众多，达到21件；有7件铜牌饰。
埋入坑里的玉石璧是大小有序陈列，并由大到小叠置在坑中，与1931年在燕家院子附近发现的玉石器坑中发现的埋藏情况相同。它们的性质应该是一样的，即它们都是祭祀天地、山川诸神后瘗埋的。
在中原地区，青铜牌饰主要流行于二里头时期。真武仓包包坑里出土的这7件青铜牌饰，形制与河南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非常相近，应属于同一时期的器物。
这说明什么呢？这只能说明，三星堆古蜀人青铜文化出现的上限，可上溯到二里头时期，即早在中原夏代时期，三星堆文化已经有了青铜文化，而且与中原早期青铜文化有着密切地联系。
传奇三，发现三星堆古城墙
1988年10月至1989年1月。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对三星堆的“土埂”进行试探性的发掘。目的有两个：一是了解“土埂”是否为人工堆积的；二是了解“土埂”的年代。
这一考古行为，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发掘动机的。三星堆是古国，必有古城，而古城的城墙在哪里？
历史上，古蜀的记载就很零散，古人都感到古蜀历史难寻。无怪乎，就连学识渊博的唐代大诗人李白对古蜀王国的建立，也是非常迷茫，故而发出“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这样的叹问。
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人员看来，如果上述两个问题，即“土埂”是否人工堆积，是否年代古老，能够有明确的答案的话，就能可靠地确定三星堆遗址的性质，即它是一个原始的部落联盟，还是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的“国家”？是一个年代较晚的偏僻小国，还是有着高度文明的区域“大国”？
当然，也顺带解决历史上诗仙李白提出的历史“悬念”。
在经过试探性发掘之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工作人员感觉，必须要有更大的动作——对遗址东部的“土埂”进行“解剖”性发掘。于是，他们在1990年1月、12月集中时间、集中人员对“土埂”进行发掘。
发掘面积共400平方米。
经过这两次的发掘，发现：
土埂横断面为梯形，埂基宽40余米，顶部残宽20余米。从这些“土埂”完全是人工堆积起来的情况来看，完全可以确定所谓的“土埂”就是人工筑成的城墙。
通过分析研究，考古学家认为，三星堆古城墙墙体由主城墙（墙心主体部分）和内侧墙、外侧墙三部分组成。主城墙呈梯形，采用平夯法夯筑（城墙所用土均为五花土，采用分层夯筑，每层夯土厚13～20厘米）。两侧中部经铲削修整，并用圆木棒垂直拍打，表面十分平整、光滑、坚硬。内、外侧墙采用分段夯筑法夯筑，每段夯筑到一定高度并经切削修整后，又再添土继续夯筑。
更令考古人员兴奋的是，在三星堆古城墙的主城墙的局部，已使用土坯砖，这些“砖”的规格为长40厘米、宽30厘米、厚10厘米——这是目前我国城墙建筑史上发现的使用最早的土坯垒砌城墙实物例证。
对于考古学家来说，更注重的是城墙的年代。
考古人员在城墙的夯土内发现的陶片均属三星堆遗址一期，也就是说这些陶片的年代为距今5000年至4100年。
显然，三星堆古城墙的年代不会早于4100年。
从地层学来看，证据也相当明了：三星堆东城墙和南城墙内侧，发现城墙夯土也是压在三星堆的第一期文化层之上，同时又被三星堆遗址文化的第二期（距今4100年至3600年，相当于夏代早期至商代早期）的文化层所叠压。
考古学家根据出土的文物标本和地层叠压分析，最终，将三星堆遗址古城墙的时代定在距今4000年前左右。
在对三星堆遗址的西面、南面进行调查和勘测结束后，考古人员不能不佩服三星堆古蜀人的智慧——这座古城建筑布局很巧妙：平面为梯形，南宽北窄，东西长1600～2100米，南北宽2000米，现有总面积3.6平方公里，城墙不完全封闭，北面以鸭子河为天然屏障，东、西、南三面为城墙，由此构成了河流与城墙相结合的防御体系——这与商代殷墟的布局很相似。
在古城的中轴线上，分布着三星堆、月亮湾、真武宫、西泉坎等四处重要的文化遗迹，它们的文化堆积层都较厚，包含物都很丰富，遗物遗迹都很集中。
1929年燕家院子附近的玉石器坑和1986年出土的两个大型祭祀坑，都位于这一中轴线上。
这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这一区域很可能是三星堆古城的祭祀区域。古代祭祀为帝王最重要的活动，据此判断，祭祀区域应该在宫殿内，此中轴线应是宫殿区中心。
现在，根据三星堆遗址发现的古城墙及遗址内发现的大型房子、祭祀坑、窑址、玉石器作坊和大量的礼器，完全可以确定：这里曾是蜀国早期都城之一，是古蜀王国的一处非常重要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中心。
不要小瞧三星堆遗址城墙的发现，它尽管比不上那两个器物（祭祀）坑，但对于确定三星堆遗址的性质，探讨古蜀国的建立，以及研究蜀国古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关系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1991年、1995年、1999年。
在这几个年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分别选择了三星堆遗址南边的麦家院子“龙背”、胡家院子、三星村公所、东岳庙等几个地点，由西向东进行了试掘。
这几处地点发现的土埂亦是人工夯筑的城墙，现存长度为1050米。最宽处达28米，主体宽约20米。
不难确定，这条土埂是三星堆古城的最南端的城墙。
为了准确起见，其间考古人员又对三星堆遗址的西城墙进行了“解剖”发掘，并在此发现大量的柱洞或其他建筑遗址。
这些柱洞是建筑遗址，它们是昔日城门建筑留下的遗迹吗？
也许，它是城墙上的岗亭或箭楼？
这些疑问，有待今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来证实。
更有意思的是，在对三星堆遗址月亮湾处的城墙进行发掘时，又发现下面叠压着大量龙山时期的房址，同时在墙体内还发现良渚文化类型的玉琮。
三星堆遗址怎么会有良渚文化类型的玉琮呢？
看来，三星堆文化与良渚文化有关系的说法并非是空穴来风。研究长江文明的起源地，人们也许要大大地扩展视野。
考古学家在对西城墙的发掘时，还毫无悬念地在城墙的外面发现了城墙外围的屏障——壕沟。
